新加坡工业园下一站:创新“建模师”?
Web3.0风口尚在涌动,刚接受巨量热钱“洗礼”的新加坡,再次将“赌注”投向AI领域。
今年初, 新加坡对外宣布,未来5年将向AI计算领域投入超过10亿新币 (约合人民币53.5亿元) ,并让AI从业人员到2029年翻三倍。
一个更为具体的尝试来自新加坡政府旗下的产业规划方裕廊集团,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其表示将在晶圆制造产业园中增加11%的土地用于招标,通过吸引顶尖半导体工厂来切入AI赛道。
即便对于被外界认为未能抢占国际竞争先机、又颇为前沿的AI产业,制造和园区仍是新加坡屡试不爽的绝对领域和优势“赛道”。
发迹于上世纪60年代裕廊镇的新加坡工业园模式,不仅成为新加坡无中生有实现工业立国的基础,还通过“政策输出”的方式带动苏州工业园、天津中新生态园等的发展。
眼下,工业园正在新加坡进化为创新源泉,让包括半导体等先进制造业实现再次生长,推动新加坡成为《2024年世界竞争力年报》中全球最具竞争力经济体之首。
对于期望孕育未来产业的中国产业园而言,新加坡的经验值得参考——对于通常依赖市场自发形成的创新要素,是如何在新加坡产业园的“有形之手”下“设计”出来的?
一、为创新“建模”
2015年,在对欧美诸多创新区展开为期一年的调研后,布鲁金斯学会的Bruce Katz、Jennifer S.Vey和Julie Wagner三位学者得出结论:即便贴上“创新区”的标签,也并不意味着就能形成创新区。
当时,创新区正在取代工业园成为不少国家打造园区的新潮流。尽管有肯德尔广场和22@巴塞罗那等先驱标定了创新区的形态,但 更多的创新区沦为地产营销噱头下的“失败品” 。有研究者分析原因称,与依赖实体资产的工业园区相比,创新区所需的是一种知识密集生态,难以套用现有政府主导型的发展思路。
创新如何由园区“制造”出来?答题“接力棒”传递给以“强政府”著称的新加坡。2016年,新加坡财政部长王瑞杰在作预算报告时宣布,新加坡将打造一个全新的“裕廊创新区” (Jurong Innovation District,JID) ,并将其称为“未来的产业园”。
今年,在破土动工2年后,占地620公顷的创新区已分阶段建成开放。从某种意义上说,创新区也是新加坡工业园的“延续”——其位于裕廊工业园的一侧,所在地“裕廊西”曾是知名“睡城”。仲量联行报告显示,到去年底,JID已吸引超过100家制造业价值链关键企业和机构,其中不乏博世、西门子、现代、牧野等知名企业的分支机构或研发机构。
一如裕廊工业园,创新区诞生便自带浓厚的政府规划色彩,其背后正是作为新加坡工业园规划和运营官方机构的裕廊集团。
上世纪60年代,成立初期的新加坡面临严重的高失业率问题,为了承接发达国家转移的纺织业等轻工业,新加坡着手开发建设裕廊工业园,并在1968年催生出“裕廊镇管理局”,专门负责管理裕廊与全国工业区。进入21世纪后,裕廊镇管理局先是“变身”为裕廊集团,而后与新加坡建屋发展局下属的盛邦国际进一步整合成立盛裕集团。
创新是裕廊集团无法回避的课题。特别是到了新世纪前夕,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曾对新加坡腾飞发展模式提出“不可持续”的质疑,不仅“震动”了时任新加坡总理李光耀,更加剧了有关“新加坡创新能力何在”的讨论。裕廊集团随即推动新一轮园区打造,重点放在研发与科技类园区上。
多年后,裕廊集团的新思路凝聚在2017年发布的一份“创造明日产业空间”的报告中。时任裕廊集团CEO黄南在接受采访时指出,裕廊集团的角色已经转变成创造创新——从过去单纯建设基础设施,转换成打造软环境、推动地区营造,甚至会具体到设计和组织各类活动。
二、第四 种 模式
而亦如同其工业园区,新加坡独具特色的园区创新转型模式也引起了学界的关注。一个焦点在于,新加坡政府主导的规划方式与创新资源聚合所需的“活力社区”是如何实现有机适配的?
布鲁金斯学会的Bruce Katz和Julie Wagner曾总结了三种创新园区的发展模式。
最著名的一种莫过于以硅谷为代表的“锚定加”模式,以斯坦福大学这样的创新机构为“锚”,拓展出一系列包含创新企业、转化机构以及相应产业链上下游的创新生态。
以硅谷为“模板”,后来者又进一步衍生出新的园区形态。而 与硅谷集中在城郊不同,他们大都出现在城市中心区。
一种是以巴塞罗那22@创新区为代表的市区改造更新模式。位于巴塞罗那东北侧老工业基地Poblenou区曾陷入萧条。巴塞罗那奥运会前夕,当地政府借该地块编码22a对其重命名为22@,推动遗产保护、厂房修复,新建创意建筑。通过创意设计带动创新,22@逐渐演变为当地“超级街区”,吸引超过4500家企业入驻,带动逾10万个就业岗位。
另一种是以美国北卡罗来纳州的“三角科技园”为代表的市区科技园模式。与“锚定加”模式的最大区别在于, 其更有效发挥了市区黏合创新资源、提升功能混合的效应。
而反观新加坡,则是在综合了三者优势的基础上,通过一种类似“片区开发”的方式,将科技园区扩展成为一整个镇区。换句话说,比起让创新园“返回”市区,新加坡直接将其打造成为新城的市中心。
在新加坡2019年发布的城市总规草案中,一次性出现了三个新规划的片区,除了JID之外,另外两个是同样位于裕廊片区的裕廊湖区 (Jurong Lake District,JLD) 和大士港口。裕廊湖区与JID相距不远,定位是新加坡第二个CBD,由此,JID也将一并升格为CBD的周边片区。
这让JID在拥有类似硅谷的创新条件之下,走向了与硅谷不甚相同的发展方向。事实上,作为JID覆盖五个组团之一,南洋理工大学恰被赋予类似斯坦福大学的作用,正是JID的创新之锚。
而即便对于创新区本身,新加坡也并非单独规划。
在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的Jean Chia撰写的一则分析文章中提到,早在上世纪80年代,新加坡就已推进创新区的早期规划,并在乌节路西侧打造了新加坡科技园。由此开始一路向西到南洋理工大学,是新加坡的“科技走廊”。上世纪90年代新加坡打造的另一个重要的科技区——纬壹科技城也位于这一范围当中。
由此,连点成片、连片成网,这些片区共同构成了一个以科技为名的市镇。这个市镇功能完整、要素齐全,并且自成体系,反过来也能更好地为科技创新进行针对性的调整与变革。
三、再定义制造
以一个完整城市的形态来发展制造业 ,也是新加坡以工业园模式探索制造业发展取得的最重要的经验之一。
有人指出,裕廊工业园的工业化过程,也是新加坡城市化过程的缩影。秉持着总体观和人文观,工业区重视用地合理利用,综合考虑人居生活的各种需求,进行适度超前的基础设施建设,逐渐发展成为配套体系齐全的工业基地和环境宜居的新型工业城镇。
当时,不少亚洲国家的工业园区仍是厂区形态,制造是园区一切设计的中心,难言人居环境。从这个意义上讲,新加坡正是通过工业园规划再定义制造,让人回归制造中心。而在新加坡“花园城市”的总体定位下,裕廊工业园还被冠以“花园工业镇”的称呼。
这一点,在其探索向外“政策输出”时更是展现得淋漓尽致。
1994年,在裕廊工业园的经验滋养下,苏州工业园破土动工。有资料显示,苏州工业园曾考虑以“industry city”为名,尽管因种种理由最终改为“industry park”,但足以见得,以“城市”为蓝本打造一直是苏州工业园学习裕廊的重要方向。在推进过程中,李光耀也在多个场合强调,新加坡更希望输出规划这一“软件”,而非苏州所重视的“硬件”。
而置于创新视角下,此种“新加坡模式”恰能够发挥出更多价值。
Jean Chia提到,在新加坡各类创新市镇单元中,各类零售、餐饮业态混合,广场和步行通道错杂,为交流提供便利,从而让创新区在经济要素、实体要素之外,对于网络要素的强需求得以满足。而根据硅谷的经验,正是由于不同行业,以及同一行业的不同横、纵向领域之间的跨越式交流,推动了创新的迸发。
此前,时任裕廊集团CEO助理David Tan也曾说过,JID打造“下一代工作空间”, “目的是创造一种更符合产业所需,更加活跃、可持续、可交互的工作环境,并由此吸引最佳创新人才”。
一个更加广阔的城市背景,还能提供传统产业园所难以提供的各类创新场景,这又恰是眼下创新产业必需的环节。JID就计划布局一个11公里长的空中走廊,不仅以无车、步行友好为特色,还将开辟自动驾驶专用车道,为车、路、云一体化提供试验载体。
当然,在新加坡管理大学教授Thomas Menkhoff等人看来,面对创新的各种不确定性,新加坡模式也不可能一成不变,改变的关键仍然落在如何认识城市这个“容器”。
在他看来, “城市可以是街道的迷宫、建筑的集合,也可以是各类关系的总和。” 如果以关系为立足点,那么,城市规划就应该具备容忍空间功能变化的灵活性。比如在创新街区,传统工业建筑可能摇身一变为商业区或者共享办公场所。对于新加坡来说,一个问题是,能否在产业园区内实现“规划”和“非规划”的有效结合?
制造业仍是新加坡产业园区的核心。根据2019年发布的总体规划草案,新加坡仍将裕廊工业区定位为最大的制造中心。而在新加坡制造2030愿景中,更提出制造业增长50%的目标,同时制造业比重将继续维持在20%左右。
就如当初帮助新加坡摆脱制造“荒漠”的状态,升级换代后的产业园能否再助其一臂之力?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城市进化论 (ID:urban_evolution) ,作者:杨弃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