携程被约谈背后：AI的技术红利归平台还是消费者？ | 速途网

　　又是一年国庆临近，抢火车票、抢机票似乎成为每个小长假前夕的主旋律。

　　然而，在热闹的出行氛围下，携程却因为“调价助手”被监管部门约谈，成为节前行业的一大风波。

　　这款调价工具的初衷，是利用AI智能调价，帮助商家提升运营效率。但实际操作中，因强制开通、自动压价等做法，反而让商家普遍抱怨“定价自由”被剥夺。

　　讽刺的是，就在一个月前，携程才刚刚高调发布了“智旅未来”酒店赋能计划，喊出三年覆盖20万家合作酒店、助力酒店运营效率提升100%的目标。但理想还未落地，现实就已经传来商家的一片怨声。

　　而消费者端的不满同样在累积。仅过去30天，投诉平台就出现了超2500条携程相关投诉，集中在退差价、霸王条款以及大数据杀熟等问题上。除了携程，多家OTA（在线旅游平台）的类似功能也有被投诉的记录。

　　对消费者而言，AI在个性化搜索、生成旅游攻略上确实带来了一些便利，但就OTA平台的AI应用而言，普惠感知却并不明显：

　　一方面，各种旅游的垂类Agent有“雷声大、雨点小”之嫌，多数需要获得邀请码才能使用，且落地效果不算惊艳，还不足以改变消费者的固有习惯；另一方面，算法带来的痛点则具体得多：大数据杀熟、通过“骂机票”“清缓存”来反向训化算法，已经成为了不少消费者的日常。

　　不过，携程的财务数据却是另一番光景。2025年第二季度，携程净营业收入148亿元，同比增长16%，环比增长7%，在节假日红利推动下交出了靓丽答卷。

　　矛盾也由此凸显：当平台借AI讲述“共赢”故事时，商家与消费者却感受到更多掣肘。

　　当新一轮技术变革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AI会帮助消费者、小企业“谋福利”，还只是让平台收割得更精准、更轻松了？

　　AI赋能计划：平台叙事中的“共赢”

　　8月18日，携程宣布启动“智旅未来”酒店赋能计划，提出以AI技术为核心驱动力，系统性助力酒店降本增效、开拓增量市场，让平台与酒店进一步成为收益增长共同体。

　　听上去，这对酒店行业无疑是一针强心剂。毕竟，在经济环境和消费习惯的双重挤压下，国内酒店的日子并不好过。

　　2024年底，全国酒店门店数已攀升至34.87万家、客房1764万间，规模超过2018—2019年的峰值，但繁荣背后是残酷的存量竞争。今年上半年，11家酒店集团净利率均值仅4.07%，整体盈利能力依然低迷。

　　在这样的背景下，携程描绘的蓝图——帮酒店跨过语言关、技术关和流量关——看似值得振臂一呼。

　　然而，现实中的落地却换来了另一番声音，为什么？

　　商家视角：被AI工具“裹挟”后失去了“定价自由”

　　在携程的构想中，在“破流量关”的过程中，AI商家助手通过一系列智能工具赋能酒店。它能实时分析同商圈内的竞争情况，精准定位，帮助商家吸引更多客群。

　　然而，现实里的“调价助手”却并没有“建议”这么温和。

　　这款被监管约谈的自动化价格管理工具，所谓的“保持价格竞争力”其实很简单，根据部分商家反馈：系统会定期扫描其他平台（如美团、飞猪）上的同款酒店价格，一旦发现携程价格高于竞品平台，就会自动调低酒店在携程上的底价，或强制参与促销活动。

　　更让商家难以接受的是，不少酒店并未确认就被“默认开通”了调价助手、房态助手，而且关闭过程非常繁琐。

　　业内人士提醒：酒店是服务主体，定价权理应掌握在他们手中。但在携程的逻辑里，AI工具似乎凌驾在商家意愿之上。

　　甚至，即便在被约谈之后，社交媒体上依然能看到商家反馈，称调价助手并未彻底关闭。酒店的真实感受是：利润被压缩、定价权消失，仿佛“全世界的商家都要听算法的安排”。

　　AI工具原本是为了赋能，却成了平台与商家博弈的武器。对酒店而言，AI带来的不是确定性的红利，而是新的不确定性。

　　消费者视角：算法背后的不安

　　在消费者端，大数据杀熟的质疑始终存在，甚至逐渐演变成一种“都市传说”。

　　翻看投诉记录，即便是专业人士，也很难厘清：是用户频繁刷新机票页面导致了价格上浮，还是价格本来就在动态调整？在一个个孤立的案例里，因果关系模糊不清。

　　这正是算法的特征——它像一个黑盒。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人工智能哲学研究者徐英瑾在一期播客中表示，“算法是自蒸汽机问世以来，人类第一次无法完全理解的发明”。

　　不过有一点毋庸置疑：消费者心中的OTA服务，应当是公平透明的。

　　普通用户之间价格一致，会员能享受到合理优惠，这是最基本的期待。但这一点，平台和用户之间显然还没有达成共识。

　　在携程“智旅未来”计划的一个公开案例中，我们看到，AI助力商家提升客单价的其中一个用途便是：

　　在用户订单提交页会出现智能推荐房型升级选项，以更优设施与合理价差吸引客人下单提升消费。

　　问题在于，花费更多的用户是否得到了更优质的服务？“合理价差”的定义究竟是谁说了算？消费者在何种情况下该坚持维权？这些至今没有明确答案。

　　与此同时，社交平台上开始流行起各种“反向训化算法”的“邪修大法”。

　　最典型的是“骂机票”：年轻人反复在搜索框输入“机票太贵了！取消行程！！”，试图把自己伪装成消费能力有限的用户，以博取更低价格。除此之外，清理缓存、关闭定位、甚至申请新账号，也被视为对抗算法的手段。

　　然而，这些小技巧往往收效甚微。平台采集的数据远比想象中庞杂：手机型号、历史消费记录，甚至第三方账号授权与好友关系，都可能影响算法对你的画像。

　　换句话说，消费者很难靠“斗智斗勇”逃出算法的笼子。真正能打破这种不安的，仍然是平台自身的主动作为。

　　写在最后：AI红利的分配难题

　　携程的AI实践，会是行业共赢的起点，还是平台红利的又一次集中？这个问题已经不只是学术讨论，而是商家与消费者切身体会的焦虑所在。

　　监管这次出手，无疑给那些被“调价助手”压得喘不过气的商家，也给那些觉得自己被“算法玩弄”的消费者，出了一口气。制度的监督、权利的保障，是红利真正流动的前提。

　　技术普惠的应有之意，是社会中的多数人能因为AI变得更好。监管、规则、透明——这些是让红利不只是平台的私有领地，而是真正散落到商家与消费者手里的路径。

　　毕竟，如果AI只让少数人变得更好，它最终也难以真正成为“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