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大庆:第四次创业潮是中国创业者必须直面的挑战

   2016-06-25 大数据文摘

   毛大庆:第四次创业潮是中国创业者必须直面的挑战

毛大庆在清华大学伟伦楼做演讲

大数据文摘记者魏子敏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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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大庆|博士、优客工场创始人、董事长兼CEO、亿润投资高级合伙人、万科外部合伙人。中国科协九届全国委员会委员、北京市政协委员、北京市人民政府顾问、北京市青年商会会长、欧美同学会商会会长,2005委员会副会长、全联不动产商会副会长、北京市青联常委、中民投决策委员会顾问、中国与全球化智库常务理事、盘古智库学术委员、金海生态庄园独立董事。爱好马拉松运动,截止2016年5月,已经完成全程马拉松40个、半马22个。著有《城市人居生活质量评价体系研究》、《永不可及的美好》、《无处安放的童年》、《一口气读懂新加坡》,译著《奔跑的力量》《朝圣波士顿马拉松》等。

活动:2016年6月23日,由中信出版社、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校友会主办,清华经管学院读书协会、清华经管学院创业联盟协办,真格基金大力支持的《第四次创业浪潮》全面创新引领的创业时代论坛成功举行。

深度好文:5407字|9分钟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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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论坛上,针对大家对创新和创业最关注的话题,央视著名主持人史小诺与优客工场创始人、5L际创始人、董事长毛大庆等人进行了一系列访谈,为现场听众解读了当前创新和创业的现状和未来。

其中,毛大庆认为逐渐接近一比一的抚养比将会使中国面临十分严峻的考验,中国企业家在这种情况下不仅应该独善其身还应该兼济天下,将目光放到科技创新产业而不是房地产,让科技驱动力量帮助中国度过可能的困境。此外毛大庆觉得中国人不乏创新力量,而这些人能不能释放创新潜能将决定他们能不能对中国创新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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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笔记

下面截取了毛大庆和史小诺的对话:

史小诺:中国的创业处在什么阶段?创业者是什么样子,他们在想什么,做什么,又需要什么呢?

毛大庆: 以色列的机场有一面墙,我曾经去过几次,每次墙上都是一些很有意思的展览。昨天满满的几百米的墙面上全部是以色列的世界发现和科技创新的人物和项目,从犹太人我们所熟知的以及一些创业者和创投的产品,满满的一面墙。

那么关于第四次创业浪潮的背景和驱动力,我也想谈谈我对这个问题的几个看法。

首先我讲一个故事。

去年10月份我跟徐小平老师在美国东部拜访华人创业者和留学生创业者的时候,有一天中午碰到迪生的曾孙子,他目前在做企业研究。

我问他,现在这么多人在创业,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你是做企业研究的,怎么看这个问题?

他说首先很关注中国政府的力量,这种推动全民的创业创新,确实引起了全社会的关注。现在全世界都在创业和创新,并不是中国独有的。但是中国政府在这个潮流下,做出了非常准确的决策。

他也提到,人类社会一直是被创新在驱动着,但是有过一些特别的时期,有大量的创业者、发明家和创新者涌现出来,而且他们的成果大力的和根本性的改变了人们的生活跟世界文明的发展。现在的创业者都以当独角兽为目标,美国和中国也都是这样。像独角兽这样的创业者对人类社会、人类的第一个改变就是爱迪生和他的公司――爱迪生电器有限公司,也就是后来久负盛名的GE。1870年到1895年间,世界的工业文明发达的国家,产生了一大批独角兽的企业,他们的创新和创造改变了后面一百多年来世界的格局和人们的生活。在1821年法拉第发明电磁波之后的半世纪,突然间冒出了一大批围绕着电的发明家,爱迪生是其中之一,后面还有惠普、西门子等集团出现。当一个介质革命到来的时候,一大批创业者、创造者、发明者改变着人们的生活。这都是在二三十年里密集的出现的一大批科技和文明的发明者和创造者。

在这样一个时期里面,出现大批的创造者和发明者并不是中国独有的现象,而是世界上广泛的现象。比如日本。日本这两三年以来,创业创新是非常活跃的。2015年世界创新报告显示,前100名创新项目里没有中国大陆地区的,中国台湾地区有一个,40个左右都是来自于日本,这实际上很值得我们警觉和警醒的。

今天,无论是从韩国、新加坡、日本以及英国、法国,大量的创新和创业都在不断地涌现。今年4月份我在巴黎参观众创空间时,发现巴黎众创空间的发展让人非常的兴奋和受震动。这次在以色列我们座谈的创业企业有大概30多个,其实有一个很大的感受。以色列非常有意思,这个国家的创业者不像我们看到的创业者那么年轻,很多创业者都是中年人或者中年以后的人,大量的人都是三次四次乃至五次六次的连续创业者,他们对创业的理解像家常便饭一样,经常是弄出一个项目,弄出一个科技创新的东西,弄出一个发明创造,然后卖给一个科研机构,或者一个大型的企业,然后继续再接着创业。所以对他们来说,不断创新、不断发明,是他们生活里的乐趣,这是非常值得我们学习的和关注的。

第二,中国这次的创业浪潮驱动力还有中国自身的需求。我在2012到2014年间参与了中央某部委的一个关于中国的未来20年人口结构的变化和发展趋势研究,这个研究也是后来我在徐老师的推动下,走上创业之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这个研究让我对中国的发展产生了深深的忧虑。

我们的研究报告200多页,两个主题,在2014年5月份完成并交给国务院。一个主题是中国要尽快废除计划生育制度,另一个是要珍视1985到1995年出生的人口,要让他们走入新兴经济领域里,让他们把能量释放到这一领域。中国未来20年人口走势是非常不容乐观的。这里说几组数据。一个是第六次人口普查,90后总人口比80后总人口衰减了44.3%,00后出生的人口比90后人口衰减了34.6%,这两个大的衰减,标志着我们的年轻劳动力处在一个快速衰减的过程中。第二个是我们15岁到25岁的人口,数量的衰减比前面的还要更为严重。

总理在两会工作报告里讲到,珍惜宝贵的9亿劳动力,这句话也是告诉我们,中国的人口的最黄金的有贡献能力的人口就在这十年,这十年过后,就进入了快速衰减阶段。这个论断的来源,第一次人口高峰,1966到1974年出生的3.1亿人口,都包括在今天的劳动力里。有60后的全部、70后的全部、80后的全部、90后的一半,再十年的光景,1966年到1974年出生的3.1亿人口的高峰将基本上全部划出劳动力的贡献人口的范围之内。在这样的极速转变的过程里,其实创业和创新对中国来说,不是一个时髦的事情,对中国来说更加是一个国家命运的转折问题。

这一批人是不是能够真正贡献于中国的创新,是不是能够真正释放他们的潜能,能够在第四次创业浪潮里,让他们能够真正的贡献于中国的转型和改革,我想这是中国的命运的必然选择,也是没有选择的选择。在这一年里,我们也看到非常紧张和更强烈峰瑞推动创新的动力因素。

全世界人口抚养比约为1:1,这对中国是很大的挑战,大约在2033年左右,中国的人口抚养比将约为1:1。在人口学上说,人口抚养比1:1是非常严峻的挑战。

对于中国来说,到2033年,我们将会面临着大约7亿人养活7亿人的局面。人口抚养比约为1:1,世界上大约50多个国家都经历过这个过程,他们经济的发展、创新的发展受到了负面的影响。

但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还从未有一个国家经历过7亿人对7亿人的抚养比,我们看全球的抚养比1:1的国家,最大的人口基数过亿的国家,与我们能够对标的国家只有一个,就是日本。日本是一个人口总数过亿,同时在1992年越过了人口抚养比1:1的国家。在1992年之后,是经济发展极其缓慢的国家。这样的国家在人口抚养比越过1:1的时间点,GDP推动因素里有65%来自于科技转化。我们非常忧虑,在2033年我们的经济推动力里面,是不是能够有65%的贡献是来自于科技和科技转化?这是给中国人出的一道巨大的命题。而且今天在全世界还没有出现过哪一个国家和民族出现过人口抚养比7:7的。

我在2029年就60岁了,徐小平老师那时候已经70多岁了。

如果这一批人继续去搞什么房地产,那国家真是没希望了。如果这一批人,能够投身到先进的引领的领域里边,这个国家可能还有希望。

昨天我在以色列机场看到一句话,以色列的创新跟发明的使命是什么?我们要影响全世界。我们不是为了以色列的发展,我们是为了全人类的发展。这很牛逼。一摆照片,爱因斯坦、居里。我们没有多少年的时间,我们别说影响全世界,我们能不能拯救这个国家和民族的未来?这也是今天国家创新的使命。

另外,我们也给我们当时研究的领导们一个论断。2040年前后,亚洲的领导力国家将不再是中国,我想是印度。来源于哪?仍然是人口和他们的青年参与科技和技术的总的比例。这个是让我们更加恐慌。到那时候我们会引起更多问题,无论是国家的安全问题,国防的问题,国际外交上的种种问题,我想都会因此而产生。

所以讲到这一些,我想跟大家讲第四次创业浪潮不是中国能够独善其身的问题,也不是自己能够关着门研究的问题,是全世界给中国出的一道题,也是中国必须给自己回答的一道题目。我们今天面对这样一个时代,我们要做出什么样的答案?创业思想非常重要,我们是一个需要创业思想的国家。同时我们要有创业精神,这也非常重要。另外,中国的创新和创业能否真正的达到我们预期的目标,制度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中国这四个要素里面,制度创新仍然是很严峻的在制约着我们今天创业创新的效果很大的问题。

刚才张亚哲讲到米索不达米亚,我这次在以色列看了一段他们关于创业的文明史,很有意思。他们讲人类创业的文明里最早记载就是来自于对于米索不达米亚平原上一些行商的人的记载,这是人类的几个最伟大的史诗里面都有记载的事情。公元前四五千年到公元后两千年,横跨六千年,所有的创业者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对商业文明的共同的探索,这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无论哪个时代的创业者,恐怕都有这样的东西。

辜鸿铭有一本书,叫《中国人的精神》,里面有一段话,很适合对今天的创业家们来讲,中国人真正的精神是一批有成年人的智商和丰富的情怀以及拥有着希望改造世界的力量的这样一批人。今天中国的创业者、年轻人,应该具有一种精神,我写在这本书的序言里。序言的题目叫做《致那些生生不息的灵魂的追随者》,真正能够留给世界的伟大的创业精神是那些生生不息的灵魂。我在上次跟小平、潮涌参加一个演讲的时候,我说我这一生最崇拜和当偶像的一个人,是住在我楼下的一个老邻居,这个人我一直都把他作为我人生的榜样,今天我也送给各位创业和正在创业的这些年轻人。

这个人住在我楼下,我一共大概跟他见过十几次面。这个人是中国的原子弹之父,叫邓稼先。这个人从美国留学回来,在中科院干了八年,1958年国家跟他谈话,说政府想做一颗大炮仗,请你来领头,因为中国当时找到唯一的一个懂核物理的人只有他。从那天开始的之后的30年,他只跟他的妻子在他死以前,见过两次面。

1959年6月份,苏联人从中国撤走所有的技术,包括给中国承诺的参与核武器研究的种种信息。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代码叫596,就是纪念1959年6月份苏联从中国全部撤走技术的时间。1960中央决定由邓稼先带着28名从清华大学毕业的学生,组建了一个保密的队伍,就是今天的中国的核工业九院和九所的前身。28名来自于清华的年轻的本科生,和邓稼先一起从在北三环北太平庄的一块玉米地里,28个小孩跟他一起搬砖头、做土坯、盖房子,建了中国第一个核物理研究所,就是九所。

从这个地方开始,邓稼先用三本他从美国带回来的本科教科书,教育这帮年轻的本科生怎么做核武器。三年半的时间,冷实验完成、组装完成。1964年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在整个过程里,邓稼先四次在爆炸现场用不戴手套的手去捡了爆炸的碎片。后来我到医院去问他,我说你捡的时候想到什么?他说我知道我捡的时候我已经跟生命说了一声再见。我说你干吗要去捡?他说没有任何措施和设备,我只有去捡,不捡怎么取那些样呢?每一次在实验室里边的工人,戴的当时所谓最好的防护设备,切那些放射性最大的元素的时候,他永远站在他们边上。他说因为我站在你们边上,所以我心安理得一点。你们戴着防护设备,我还没有防护设备,我永远跟你们在一块。

我为什么讲这个?这是真正的创业家。1958年8月份,他的孩子才三岁,他跟妻子说,我跟你可能永远见不到了。他妻子说你给我个地方,我给你写信,他说没有地方写信。直到1970年杨振宁回到国内,跟周恩来说,我要见一下我的同学邓稼先。这是1958年邓稼先离家之后第一次回到家,跟他妻子见面,一晃十多年过去了。跟杨振宁见完之后,他又一次返回基地。再见到妻子的时候,他已经全身的癌细胞,头发能测到的放射性当量是普通人能承受的200倍。

我一直把他作为创业者的典范,这是真正的从零到一,从无到有。所以我特别不能接受,中国人不能搞创新,中国是一个没有创新能力的国家,中国在技术创新领域里没有能力。我说扯蛋,28个清华的学生连原子弹都搞得出来,今天在这里跟清华的学生讲课,我觉得充满了敬意。28个清华的大学生和一个海归一起组建了团队,从无到有,连原子弹都能做得出来,还有什么搞不了。

第四次浪潮不是一个时髦的事情,而是中国必须解答的大的课题,希望在这一批跳进浪潮里的人的身上,如果这一批人跳得好,这一批人真正能够带来创新引领发挥的作用的话,中国在未来30年,能扭转越来越多的趋势。我谈这个话题没有那么浪漫,也没有那么诗情画意。我是深深的忧虑和紧张,希望这次浪潮能改变中国的命运,能够让这个国家和民族在未来能够有更强大的话语权,我们也能够像以色列人那样,说我们的创新能改变全人类。这是关键。

史小诺:现在创客空间的发展得这么好。但是对您的辞职,还是有些人会打问号,这两年干得艰难吗?

毛大庆:创业真的不是容易的事,创业不容易,但是创业确实有一种不一样的感受,天天都感觉永远要努力的推动力,而且这个力量不是别人给的,是你自己给的。这是创业的魅力,天天都在如履薄冰,抓耳挠腮。那天看《从零到一》,创业过程确实是没有一天好日子。第一件事就是睡觉非常少,我不知道创业者们几点睡,不管几点发消息创业者都能回。在以色列,那么多四五十岁的大叔还有热情创业,有很多还已经创业七八次了,而中国大叔好像跟这个事没什么关系。在那里有一个众创空间的缔造者,他们真的把创业做到了无与伦比的地步,包括对家人的帮助。四点半以后,他们把所有创业者的小孩统统接到众创空间里,让这些小孩跟家长们在一块,请来厨师给小孩做饭吃,夏令营也会把小孩弄到众创空间来。这种国家多可怕。我问他有没有工资,他说没有工资,前面赚了钱就弄这个。我说你这个挣钱吗?他说不挣钱。我问他们里边都什么公司,他都一个一个跟我说,如数家珍。

所以我想创业是什么东西?创业是你发自内心爱这个东西,他是真的爱。

本文由大数据文摘记者王书婷根据主办方提供的演讲速记整理编辑,部分内容有删改

   毛大庆:第四次创业潮是中国创业者必须直面的挑战

书名:《第四次创业浪潮》

作者:蔺雷 吴家喜

出版时间:2016-7

作者简介:

蔺雷

管理学博士,毕业于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曾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哈斯商学院从事博士后研究,研究兴趣包括服务创新、创业管理、智能制造等,是国内服务创新领域的开拓者,已出版《服务创新》、《服务管理》、《开放式服务创新》、《科技中介服务论》、《牛津创新手册》等十四部著作。

吴家喜

管理学博士,毕业于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长期从事科技创新战略研究与规划编制工作,研究兴趣包括创新创业战略、产业创新、创新资源管理与共享等,已出版《动和管理》、《走向创新管理》、《全面创新》等著作,参与翻译《创新经济学:全球优势竞争》等国外创新论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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