剧变来临时，国家与个人如何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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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变来临时，国家与个人如何应对？

在没有什么文娱生活的时间里，沉下心来读书不失为一个好的选择，今天空姐要给大家推荐一本书——【剧变】（人类社会与国家危机的转折点）、豆瓣评分：8.1，作者是 [美] 贾雷德·戴蒙德、普利策奖得主、一个不待见特朗普的美国著名学者。

剧变来临时，国家与个人如何应对？

这本书通过7个国家案例、告诉我们“危机应对的12个步骤”、从近代日本、从1970年的智利、从1945年的德国等我们都学到了什么？为什么新冠可能有助于形成未来的美好世界？接下来让我们全方位好好来了解一下这本书吧~

作者简介：

贾雷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全球知名博学家，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医学院生理学教授，美国艺术与科学院、国家科学院院士，美国哲学学会会员。戴蒙德曾以作品《枪炮、病菌与钢铁》荣获1998年普利策奖及英国科普图书奖，他的另一部代表作《第三种黑猩猩》也曾获英国科普图书奖。戴蒙德是当代少数几位探究人类社会与文明的思想家之一，经常从历史视角审视人类不平等、文明演进等宏观议题。因其出众的历史叙事力，学术界甚至有呼声称，戴蒙德作为一位科学家有资格荣获诺贝尔文学奖。

空姐推荐理由：

1、戴蒙德数十年危机应对研究成果，帮助人类在危机中化险为夷。

2、继《枪炮、病菌与钢铁》《崩溃》后，《剧变》为“人类命运”三部曲的终篇。

3、刘瑜、比尔·盖茨、尤瓦尔·赫拉利、史蒂芬·平克等大咖联名推荐。

4、结合个人经历和7国历史案例，详述12个危机应对步骤。

5、预测人类社会的未来潜在危机，盖茨称《剧变》中的预测，让他对未来信心大增。

普利策奖得主倾情奉献——《剧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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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变》是一部恰逢其时的巨制。在个人与国家都对未来充满迷茫，危机接踵而至的当下，普利策奖得主、《枪炮、病菌与钢铁》作者贾雷德·戴蒙德再一次回归历史，尝试解答危机应对这一关乎人类未来的重要命题。

内容简介

对个人而言，危机可以改变一个人的成长轨迹，如处理不当，终其一生会生活在负面情绪中。对整个人类社会而言，危机可使一种文明没落，使一个国家解体，使一个时代终结。但在戴蒙德看来，二者并无差异，国家甚至可以借鉴个人化解危机的逻辑框架以实现自救。就此，戴蒙德再一次跳脱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互设的知识壁垒，重建自然状态与文明秩序相融的历史叙事线索，巡礼7个案例国家的危机应对历史。他以一位社会观察者的自谦视角，从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经济学、进化生物学等多学科出发，给出了“危机应对12个步骤”：

1．直面危机

2．愿意承担责任

3．明确问题的边界

4．寻求帮助

5．借鉴榜样

6．自我力量/国家认同

7．诚实自我评估

8．应对危机的过往经验

9．耐心

10. 自身灵活性

11. 核心价值观

12. 个人约束条件/国家地缘约束

正如丘吉尔所言：“永远不要浪费一场好危机。”危机与剧变总是结伴而行。戴蒙德的危机应对方案或许可以帮助人类重塑危机意识，毕竟在瞬息万变的时代，个人、企业、国家乃至整个人类社会都要不断进行选择性变革。你做好准备了吗？这或许也是戴蒙德为我们设下的一个开放性思考题。

序言椰林俱乐部大火的遗烬

第一部分个人危机

第一章个人危机

第二部分国家危机

第二章芬苏之战

第三章近代日本的起源

第四章全民的智利

第五章印度尼西亚，年轻国家的崛起

第六章重建德意志

第七章澳大利亚：我们是谁

第八章日本：前路何方

第九章美国的未来——优势与最大的问题

第十章美国的未来——“其他”三个问题

第十一章世界将去往何处

结语借鉴、思考与展望

专家推荐

所有国家都会遭遇重大危机。危机会成为崩溃的深渊还是重生的契机，取决于每个国家的反思与学习能力。戴蒙德的新书《剧变》本质上是一本关于国家"学习能力”之书。通过对7个国家危机时刻的精彩分析，戴蒙德展示出，一个国家的学习能力来自挫折、来自伤痛、来自绝望，但根本而言，它来自放下自大之后的谦卑。

——刘瑜

清华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

我是贾雷德的忠实读者，我爱他的每一本书，当然这本也不例外。《剧变》运用了一系列生动的案例，多维度地展示了国家如何处理各自面对的危机。这听起来稍显悲观的话题，经过贾雷德理智且深刻的分析后，使我对人类社会应对危机的能力和前景信心大增。

——比尔·盖茨

《剧变》是一场关于国家危机应对的启发之旅，震撼人心。希望能给人类应对全球危机提供有力参考。

——尤瓦尔·赫拉利

《人类简史》《未来简史》《今日简史》作者

《剧变》是戴蒙德的又一力作，它史料详尽、原汁原味，在人类历史的浩瀚书卷中翻开动人的章节，并融入不同时代的重要教训，引导我们更加深刻地审视未来。

——史蒂芬·平克

哈佛大学心理学教授，知名语言学家、科普作家，著有《人性中的善良天使》

下拉查看精彩书摘

为什么美国的政治妥协近年出现加速崩溃趋势？

在许多人看来，目前的美国和二战后的德国或者澳大利亚类似，正在经历一场渐进式危机。美国面临的问题既包括社会层面和政治层面的内部问题，也包括国际关系等外部问题。

政治极化

当今能够威胁美国民主的基础性问题中，排在首位并且在我看来最可怕的一个问题，是政治妥协的加速崩溃。政治妥协是民主政体相较专制政体所拥有的基本优势之一，因为政治妥协能在预防多数人的暴政的同时，防止心灰意冷的少数派造成政府瘫痪。美国联邦宪法通过设立分权制衡的体制来形成政治妥协的压力。

自然地，在美国历史上，激烈的政治斗争时常发生，而且多数人的暴政或少数人导致政府瘫痪的情况也会偶然发生。但是，除了引发1861—1865年美国内战的那次明显的政治妥协崩溃之外，我们通常都能够达成政治妥协。一个比较现代的例子是共和党总统罗纳德·里根和作为众议院议长的民主党人托马斯·奥尼尔两人在1981—1986年的关系。

两位都是老练的政治家，个性都很强，拥有对立的政治理念，而且在许多甚至是大部分政治问题上都意见相左。他们在主要的政治议题上各执一词，针锋相对。尽管如此，两人都很尊重对方，承认宪法赋予对方的权利，并且遵守行事规则。虽然奥尼尔不喜欢里根提出的经济议程，但他承认宪法赋予总统提案的权利，并就该提案发起了众议院投票，而且按照拟定的日程行事。在里根和奥尼尔的带领下，联邦政府保持正常运转：各项议程按时完成，政府预算得到通过，政府从没有停摆，程序性阻挠议事的现象也不常发生。里根和奥尼尔以及他们的支持者在减税、联邦税改、移民政策、社会安全保障体系的改革、非军用支出的削减以及军费的增加等方面意见相左，但最后还是成功达成妥协。尽管里根提名的联邦法官人选通常不合民主党人的胃口，民主党还因此否决了某些提名人选，但里根还是如愿任命了超过半数的联邦法官，包括9位最高法院大法官中的3位。

然而，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在美国，政治妥协的形势不断恶化，尤其大概从2005 年开始。不光是美国的两大主要政党之间，就连各政党内部的激进派和温和派之间也出现了妥协崩溃的情况。这种情况在共和党内部尤为严重，与民主党达成妥协的温和派共和党候选人在竞选连任时面临的主要挑战来自共和党内的激进派——茶党。这样做的后果是，2014—2016年，美国国会通过法案的数量是近期美国历史上最少的，致使预算的通过也落后于原定的计划，这为政府停摆埋下隐患，或者说实际上加速了政府的停摆。

在美国，政治妥协崩溃的表现包括程序性阻挠议事和阻止任命总统提名的政府职位候选人。程序性阻挠议事是美国参议院的议事规则所容许（但在宪法中没有被明确提及）的一种策略，指的是反对某项提案的少数参议员（甚至是一名参议员）通过发表冗长的反对意见（或是威胁要这么做），以达到强行使对方做出妥协或撤回此项提案的目的。（程序性阻挠议事的最高纪录发生在1967年，有参议员进行了超过24小时的连续演讲。根据参议院的议事规则，只要参议员中的绝对多数人（100名参议员中的60名及以上）同意，就可以对提案“终结讨论”，从而终止程序性阻挠议事。在实际操作中，那些原本会被多数派击败却意志坚定的少数派可使用程序性阻挠议事策略强行与多数派达成妥协，而那些心志坚定的绝对多数派可通过“终结讨论”拒绝与少数派达成妥协。

尽管明显存在权力滥用的可能性—即少数派通过程序性阻挠议事策略使政府瘫痪，或多数派通过“终结讨论”达到暴政的目的，这一体系在美国历史上的大部分时间还是管用的。

少数派鲜少使用程序性阻挠议事策略，多数派也鲜少发起“终结讨论”的投票。在美国宪政的前220年间，在43位总统的带领之下，我们的参议院曾使用程序性阻挠议事策略反对总统提名的68位政府职位候选人。然而，民主党总统奥巴马在2008年当选时，共和党领导者宣布，他们将反对奥巴马的所有提案。共和党人仅仅在4年间就通过程序性阻挠议事策略否决了奥巴马提名的79名政府职位候选人，比过去整整220年间的总数还要多。民主党的回应是，针对除最高法院法官之外的总统提名候选人，废除参议院确认投票环节所适用的绝对多数规则，如此一来，便可在总统提名的政府职位候选人获得批准的同时，降低心怀不满的少数派的安全阈值。

程序性阻挠议事不过是阻挠总统提名的政府职位候选人获得参议院批准的最为极端且最不常见的一种策略。在2012—2016年，即奥巴马总统的第二任期期间，由共和党控制的参议院批准的总统提名法官人数是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最少的，批准的联邦上诉法院（最高法院的下一级）法官人数也是自19世纪以来最少的。参议院拒绝批准总统提名的政府职位候选人时，最常见的策略是拒绝召开讨论该提名的参议院委员会会议，第二常见的策略是针对已被相关参议院委员会通过的提名，拒绝发起正式的参议院投票。比如，一名大使职衔的提名候选人可能会一直没有机会上任，因为他在获得提名后的两年多时间里一直没有等到参议院的投票，在参议院进行投票之前他可能已经过世了。甚至一些比法官或大使职位的争议性和影响力要小很多，或者远没有那么重要的职位也会遭到阻挠。我有一位朋友曾被提名担任美国国家海洋与大气管理局的一个二级职位，在等了一年却迟迟未得到确认任命之后，他放弃了这一机会。

原因何在

为什么美国的政治妥协在近20年间出现加速溃败的趋势？

除了会造成其他伤害，这也是一个自我强化的恶性循环，因为它使人们不再愿意作为民选代表在政府供职，当然那些毫不妥协的空想家除外。我有两位朋友曾是声誉极高的美国资深参议员，而且只要他们愿意，连任的可能性很大，然而他们都决定从这个职位上退下来，因为国会的政治氛围实在令他们感到沮丧。我曾问及民选代表和那些对国会事务经验丰富的人，是什么导致了这样的趋势，他们提供了以下三种解释。

第一种解释是，竞选活动成本的不断攀升使捐资人变得更加重要。尽管部分重要职位的候选人能通过筹集许多小额捐款来资助自己的竞选活动，许多或者说大部分其他职位的候选人不得不依靠几笔大额捐款。毫无疑问，大额捐款背后的捐资人对特定的政策目标有强烈的意愿，他们只会把钱捐给支持这些目标的候选人，而不会捐给愿意妥协、保持中立的候选人。一位朋友在结束很长一段时间的政治生涯之后心灰意冷地写信给我说:“在我们面临的所有问题当中，我认为到目前为止，听命于金钱是我们的政治体制和个人生活中最大的败笔。用钱财收买政治家以实现某种政治目的的情况愈演愈烈……对政治资金的争夺消耗了大量时间、金钱和政治热情……政治议程向金钱低头，政治话语越发不堪，政治家在自己的选区和华盛顿之间飞来飞去，他们互相之间根本就不认识。”

我这位朋友提到的最后一点恰恰是政治妥协崩溃的第二种解释：随着国内航班的增加，华盛顿和美国各州之间的通行变得更为频繁，也更为迅速。从前，我们的国会议员平时在华盛顿上班，到了周末，他们依然留在华盛顿，因为区区一个周末的时间不足以让他们在华盛顿和家乡之间往返。他们的家人也住在华盛顿，他们的孩子在华盛顿上学。一到周末，这些国会议员往往会携各自的伴侣和孩子参与社交活动，在这样的相处之下，国会议员之间除了存在对手关系或同盟关系之外，还存在朋友关系。

然而到如今，竞选活动的高昂成本给了国会议员很大压力，为了筹款，他们经常要回到自己的家乡，国内航空旅行的便利也助长了这种趋势。许多国会议员的家人选择留在家乡，他们的孩子也在家乡上学。这样一来，议员们的孩子没有机会一起玩耍，议员们也没有机会认识彼此的家属，他们在彼此的眼中只是一名政治家。当下，在国会的535名成员中，大约有80人甚至未在华盛顿购置或租用公寓或房屋，工作日的时候他们就在办公室的床上过夜，到了周末便飞回自己的家乡。

我听到关于政治妥协溃败的第三种解释与一种被称作“格里蝾螈”（即不公正的选区划分）的行为有关系。这一行为具体是指，为了确保某个党派的成员在一个州当选议员的概率高于该党派在该州获得的选民支持率，重新划分该州选区的行为。在美国的政治实践中，这并非新鲜事。事实上，这个概念的灵感便来源于马萨诸塞州昔日的州长埃尔布里奇·格里，早在1812年，他所在州的州政府就对州内选区进行了重新划分，唯一的目的便是增加格里所在党派的成员当选议员的数量。这导致重新划分的选区呈现出怪异的地理形状，其中一个选区的形状特别像一条蝾螈，“格里蝾螈”一词便由此而来。

今时今日，美国每10年进行一次全国人口普查，并根据普查结果对各州在众议院中的席位进行重新分配，之后每个州的立法机构可以对州内众议院选区的界线进行重新划分。越来越多的州立法机构开始重新划定选区界线，尤其是在被共和党控制的州，这些州的立法机构将尽可能多的民主党选民集中到尽可能少的选区里（通常是位于城市的选区），在这些选区，民主党占绝对优势。这样一来，该州余下的民主党选民便分散在尽可能多的其他选区里（通常是位于郊区的选区），在这些选区，共和党的优势通常都能得到保障。美国最高法院近日驳回了由共和党控制的北卡罗来纳州立法机构提出的选区重划方案，指出该方案中的选区界线毫无地理意义，显然这种“如外科手术般精准”的选区划分，目的就是牺牲民主党在众议院中的席位，换取共和党议员数量的增加。

不公正的选区重新划分对政治妥协造成的影响是，各个选区的多数选民大概率会支持哪个党派和哪些政策，都是可以预知的。

因此，如果候选人选取了同时讨好两党的做法，则他很可能会落败。所以，候选人知道，自己应该选取一种极端化的立场，只吸引那些预计在自己的选区能获胜的政党。不过，尽管看上去是选区的不公正划分导致了目前的政治极化现象，但这并不是全部的事实，原因如下：不公正的选区划分无法解释参议院层面的极化现象（因为各州划分的是众议院选区，这跟参议员的选举没有关系，而如今的参议员正变得像众议员般不肯妥协）；不公正的选区划分也无法解释未被重新划分的选区里出现的极化现象；况且，即使是在被重新划分的选区当中，有很多早在被重新划分之前就已经出现了极化的迹象。

然而，上述三种关于美国政治极化趋势的解释—竞选成本的攀升带来的筹款压力、国内航空旅行的便利，还有不公正的选区划分，仅仅试图解释政治人物的极化趋势，可他们只是美国人当中的很小一部分。实际问题的范围要广泛得多：美国人整体上正变得越来越极化，在政治上越来越不愿妥协。你只需看看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的结果分布图，将共和党和民主党拿下的州分别以红色和蓝色标识，便可以发现，我们的沿海地区和大城市基本上是民主党的大本营，而内陆地区和乡村则是共和党的天下。各党派内部正日益走向同质化，在意识形态上越来越极端：共和党人愈加趋向保守，民主党人愈加趋向自由主义，而两党中温和派的身影逐渐消失。调查显示，不少支持其中一党的美国人对另外一党越来越不能容忍，将其视为美国福祉的真正威胁，不愿意成为对方党派支持者的亲属或伴侣，而且期望生活在一个人人都与自己持相同政治观点的社区里。

我们要回答的问题不是为什么政治家日益不愿妥协。我们需要理解的是，为什么美国的选民变得越来越不愿让步，在政治上越来越不肯妥协。政治家不过是顺从了选民的意愿。

定制信息

关于美国社会的整体政治极化现象，一个常常被提到的原因是“定制信息”。当我还是个青葱少年时，有线电视还没有出现；直到1948年，我所在的城市波士顿才开始有了第一套电视节目；自那以后的很多年里，我们美国人主要从三大电视网、三份主要的新闻杂志周刊以及报纸中获得新闻信息。那时候，大部分美国人接收信息的来源是一致的，这些来源没有明显的保守主义或自由主义立场，也没有任何一方费力地去捏造事实。

随着有线电视、新闻网站和社交服务网站脸书的兴起，还有面向大众市场的纸质新闻杂志和周刊的衰落，现在的美国人根据自己先入为主的观点来选择接收信息的来源。我的月度有线电视账单显示，我有477个电视频道可以选择。所以，我可以选择只关注自己目前感兴趣和认同的观点。这样的结果是：我把自己封锁在一个为自己量身定制的政治壁龛中，我只承认自己认同的那一套“事实”，我继续为我一直支持的党派投票，我不了解对方党派的支持者为什么会做出跟我不同的选择，当然，我也不希望自己投票选出的代表和那些跟我政见不同的代表达成妥协。

大部分的美国人现在都使用社交媒体，例如脸书和推特。我有两位朋友，他们相互不认识，刚好一位是民主党人，另一位是共和党人，两人都曾向我谈及，他们的脸书账号已经成为他们主要的信息过滤器。我的这位民主党人朋友（他是一名年轻人）在脸书上发布新的消息，给自己的网络好友进行评论，他的那些好友也会在自己的主页上发布自己的看法，我这位朋友之所以会和那些人成为好友，部分原因正是他们的立场一致。当他的好友中有人发布了支持共和党的观点，他便会和那个人“解除好友关系”，也就是从自己的脸书好友名单中删除这个人。被他“解除好友关系”的人中包括他的阿姨和叔叔，因为他们支持共和党，我这位朋友在生活中也不再去拜访他们。他会一整天不断地用手机刷新自己的脸书主页，用这个软件来识别和浏览与自己观点一致的网络新闻，但他不会去订阅任何的纸质新闻报纸，也不看电视。而我的那位共和党人朋友跟我说了差不多的话，只有一点不同：她在脸书上解除好友关系的熟人是支持民主党的人。于是，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结果：我的这两位朋友分别只接触自己的定制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