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手机的颠覆战，美国加速“利维坦化”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文｜董毅智

在谷歌宣布禁止华为智能手机制造商使用安卓(Android)系统之后不到24小时，美国颁发了一项延期3个月执行对华为的禁令的许可证——该禁令禁止美国软件公司和芯片制造商向华为销售产品。谷歌还将限制华为新款手机对地图、Gmail、Google Play商店等热门应用的使用。华为是仅次于三星的世界第二大智能手机制造商。

美国商务部长威尔伯•罗斯(Wilbur Ross)表示，这项临时通用许可证“使运营商能够有时间做出其他安排，并给（商务）部留出空间，以确定对目前依赖华为设备提供关键服务的美国人和外国电信供应商来说合适的长期措施”。

任正非表示，禁令暂缓“没有多大意义”，因为华为已经做好了准备。华为在关于谷歌停止服务的声明中说。“华为有能力继续发展和使用安卓生态。华为和荣耀品牌的产品，包括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产品和服务在中国市场不受影响，请广大消费者放心使用和购买。”

同日，另一个手机巨头高通，则被一位美国联邦法官裁定，其在手机芯片市场上非法抑制了竞争，并利用其主导地位获取了过多的专利授权费用。这一决定可能给高通的业务模式带来挑战，并可能会给整个智能手机行业带来震动。

这一裁定由圣何塞的美国联邦地区法官Lucy Koh做出，并在周二深夜得到公布。这一裁定与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简称FTC)在高通相关问题上的立场一致；FTC在2017年1月向高通发起了反垄断诉讼。在一个月前，高通刚刚就苹果公司(Apple Inc., AAPL)发起的另一桩类似的诉讼达成和解，苹果公司在和解中同意继续支付专利授权费用。

法官Koh还认为，高通在5G智能手机调制解调器芯片开发中占据领先地位，这可能会使该公司继续此类行为。

美国政府和司法机构，正深度介入到智能手机的世界，市场经济中，那只无形的手无所不在，《过剩之地：美式富足与贫困悖论》一书就指出一个大家长久以来的误解，即美国奉行消极政府干预主义的国策。

实际上，美国政府同世界各国的政府有一点是相同的，即力行政府干预的冲动一点儿也不弱。简言之，美国其实也是政府积极干预的国家，美国政府也是有为政府，美国国家也是强国家。区别仅仅在于政府的干预方式。

美国政府积极干预主义的源头可以追溯到“大萧条”的酝酿期：由于技术进步、移民涌入等有利因素，美国农业生产在19世纪中叶以来效率飙升，产能过剩，并导致美国国内商品价格下降、通货紧缩和大西洋两岸国际贸易的不平衡。

为应对这种贸易不平衡，农业效率相对美国处于劣势的欧洲国家采取了贸易保护主义；但对美国，贸易保护主义显然不足以成为政策选项——这对化解过剩产能于事无补。

于是美国农场主和民粹主义政治家联手，确定了保护农产品价格、价格补贴、低息贷款、粮食储备制度等一系列政策，但“大萧条”仍然不期而至。

面对“大萧条”，政府干预依旧无可避免，只是药方换成了提振总需求——日后被称之为“凯恩斯主义”。

在农场主和民粹主义政治家联盟的既有政治格局下，美国政府以征收累进式公司税和鼓励消费信贷：

罗斯福政府通过复兴金融部门，发放住房贷款、振兴建筑业——左右两手，来对经济实施强力干预。但“敲富人竹杠”的繁重的累进性公司税，迫使美国在实施中开了一系列税收优惠的“后门”：在征税时对企业提供的私人福利予以扣除、减免。于是美国企业中私人附加福利兴起，并事实上对公共福利形成排斥。

公共福利缺失与鼓励消费信贷，一举奠定了美国信贷依赖型经济模式。于是独树一帜的“抵押贷款凯恩斯主义”——亦即“按揭凯恩斯主义”，在美国横空出世。

“按揭凯恩斯主义”固然刺激美国经济长达30多年的增长，但也成为美国金融市场危机发作的制度性根源之一。

在罗斯福时代，实施“按揭凯恩斯主义”政策的同时，也为美国施加了严格的金融管制，以作为平衡。但在“按揭凯恩斯主义”的信贷依赖型经济中，信贷也被理解为再分配的另一种替代形式，于是信贷民主化——不以性别、宗教、种族、年龄等为放贷依据，实施更宽松的信贷准入——成为1960年代以来的民权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再加上20世纪70年代经济紧缩与危机，放松信贷管制成为不分左右的政治力量和商业势力共同推动的政策目标。再加上各类眼花缭乱的金融创新，最终埋下了金融海啸的种子。

信贷是美国福利国家以及强健资本主义经济的基础；但以信贷为基础的福利国家，其关键的脚手架就是显著的管制制度，这一管制制度从19世纪晚期到20世纪晚期一直都在搭建之中。

而当管制和累进税制被拆除时，信贷却在继续扩张，其结果就是不平等和经济灾难。由于未能理解税制、信贷扩张和管制之间的重要相互影响，美国的政客们同时对民主和经济造成了严重的伤害。为了满足信贷，就需要不断的强化其对全球经济的掌控力，盘剥他国发展空间，已经成为其基本国策。

而今，美国政府正将这一主义与美国优先思想结合，一个更加影响深远，仅仅以智能手机行业为例，我们就可以看出，从产业链的操作系统，到核心芯片，从各种电子配件，到相关原料，都美国政府的政策与司法机构所直接介入，凯恩斯的身影无所不在，那只大手伸的越来越长。

双重标准下的经济巨人，也亦托马斯·霍布斯于1651年出版的一本著作，全名为《利维坦，或教会国家和市民国家的实质、形式、权力》（Leviathan or The Matter, Forme and Power of a Common Wealth Ecclesiastical and Civil），霍布斯认为社会要和平就必需要有社会契约。

社会是一群人在一个威权之下，而每个人都将所有的自然权力交付给这威权，让它来维持内部和平和进行外部防御，只保留自己免于一死的权力。这个主权，无论是君主制、贵族制或民主制（霍布斯较中意君主制），都必须是一个“利维坦”，一个绝对的威权。

对霍布斯而言，法律就是要确保契约的执行。利维坦国家在防止人对人的攻击以及保持国家的统合方面是有无限威权的。至于其他方面，国家是完全不管的。只要一个人不去伤害别人，国家主权是不会去干涉他的。

而美国真在逐步的利维坦化，正如《约伯记》（第41章）中提到，利维坦是一头巨大的生物。它畅泳于大海之时，波涛亦为之逆流。它口中喷着火焰，鼻子冒出烟雾，拥有锐利的牙齿，身体好像包裹着铠甲般坚固。性格冷酷无情，暴戾好杀，它在海洋之中寻找猎物，令四周生物闻之色变。（本文首发钛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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