腾讯主要创始人陈一丹:向90后创业者们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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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一丹,腾讯主要创始人之一,腾讯终身荣誉顾问,曾任腾讯公司CAO。

以前,我们经常谈论80后如何叛逆、难管,很少想到90后,感觉90后还在读小学,中学,最多读大学,还没进入社会。突然间,90后大量出现,且极具创意,思想成熟,是极了不起的一代人。

 

90后的优势

对这一现象,腾讯《我是90后,我是创业家》书中的一位90后创业者、如是娱乐法联合创始人刘莐运用社会学理论作了分析,我觉的很有道理。她说,

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代人是50后,基本一穷二白,没有积累;60后很幸运,赶上上大学和中国经济起飞,现在依然是社会主流。80后是50后的后代,父母给他们的传承不多,且多有负担:80后除了养活自己,通常还需考虑如何让父母过的更好。而90后截然不同,他们的60后父母有很强的经济能力和社会人脉,不但不需被养,还能帮到子女。

所以,90后没有后顾之忧,中国第一次出现了“可以干自己想干的事情”的一代人,这代人喷薄而出的创新力,会帮助中国进入一个极具创新力的年代。

不少90后得到了父母的传承,这是一个优势。比如,Teambition CEO 齐俊元,父亲是一位大学教授。他从初中开始就在父亲的实验室鼓捣,“总找机会在实验室里待着,帮老师打杂,有些老师不太愿意做的实验,我就帮忙做。”这让我想起苹果公司的两个重要人物,一个是苹果公司联合创始人史蒂夫·沃兹尼亚克(Steve Wozniak),他的父亲是洛克希德公司的一位工程师,沃兹从小接受父亲循序渐进的电子学启蒙训练;另一个是苹果公司首席设计师乔纳森·埃维(Jonathan Ive) ,他的父亲是一位银匠并在当地大学任教,乔纳森说,“他(父亲)是一个绝佳的工艺师,他送我的圣诞礼物会是在他大学内的工作室待上一天,在圣诞假期中工作室空无一人时,帮我做出我梦想中的任何事物。”90后是第一代有了传承的一代人,是个好现象。

这次美国之行,我再次来到了硅谷。9月3日上午,我们一行参观斯坦福大学虚拟人际互动实验室(Virtual Human Interaction Lab),在实验室创始人杰里米·拜伦森(Jeremy Bailenson)博士的辅助下,我体验了虚拟现实技术,除了感官上的冲击,想到更多的是,虚拟现实技术大规模运用将带来各种应用场景的改变性影响。杰里米·拜伦森博士今年42岁,他22岁喜欢上了这件事,一做就是20年。中国人说,板凳要坐十年冷,而他差不多坐了20年的冷板凳。头十年,虚拟现实技术默默无闻,主要靠政府资助。2005年左右,日本企业看到了其中价值,投入了一些钱。直到这两年,这项技术才变的灸手可热,今年3月Facebook斥资23亿美元收购从事虚拟现实技术的Oculus Rift就是一个例证。

在硅谷,像杰里米·拜伦森博士这样的人很多,喜欢一件事,认准了,就心甘情愿默默无闻地做下去。硅谷流行you only live once(YOLO“你只会活一次”)文化,每个人只做自己爱的事,过好自己,就是对社会最大的贡献,这是硅谷创新力的重要源泉。YOLO的出现也与美国年轻人出身条件好,社会环境包容,没有太多的后顾之忧相关。中国90后这一代人开始具备了一些这方面的条件,因而会大大增加中国的创新浓度。

从这些90后孩子的经历,还可以看到互联网带来的巨大好处,这又是这一代人的幸运。这些创业者有一个共同特点,是他们在做自己事业的时候,会经常遇到来自家庭和社会的阻力。中国家庭还是有很多传统观念的,比如,“火箭哥”胡振宇从小试制炸药、晋学堂CEO李逸凡想先开公司后上大学、黑客社区Segment Fault CEO高阳不上大学,都是离经叛道的做法,受到过很大阻力,但他们幸运地坚持了自己。这其中,很大一个原因是互联网把特立独行的人连接起来,让他们可找到同道中人,知道外面的世界,因而更容易坚持自己。 

可以说,没有后顾之忧,可以干自已想干的事,可以从父母得到传承,在互联网上可以得到最新的知识,找到同道之人,都极大地解放了90后的创新力。

这些90后创业者的故事正在印证着,一个全新的世界真的来了。

 

腾讯需要向90后学习

美国社会学家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 Mead)在《文化与承诺》一书中,将时代划分为“前喻文化时代,并喻文化时代,后喻文化时代”。前喻文化,是指晚辈主要向长辈学习;并喻文化,是指晚辈和长辈的学习都发生在同辈人之间,而后喻文化,则是指长辈反过来向晩辈学习。我们处于一个不断改变的科技文化时代,我们需要向90后年轻人学习。 

现在腾讯开始引入很多90后员工,怎么让90后同学更好地融入腾讯,发挥好他们的力量,是我们迫切需要考虑的。这本书中,有一位准90后、脸萌CEO郭列,他曾经是腾讯的员工,今年6月,脸萌在中国的应用商店排名第一。到了8、9月份,脸萌的英文版Face Q出现在美国、英国等很多国家的苹果商店和Google Play排行榜上,都是排第一第二。

这次美国之旅,一个很大亮点是参观MIT(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它的前沿科技让人惊叹不已。同时,其创始人尼古拉斯·尼葛洛庞帝 (Nicholas Negroponte )写在大门口的一段话发人深省,

“1985年10月,我们正式创办时,我们中的许多人要么被认为是古怪的计算机专家,要么被认为是落泊的艺术家,或者两者都是……坦率地说,MIT的其他系当时拒绝我们,视我们为不折不扣的失败者沙龙。”

我们需要时刻提醒和反思,腾讯怎么留住更多优秀的年轻人,如何有更高远的企业目标,如何一开始就让90后员工承担重要的职责,让他们在腾讯有尽情发挥的空间。再好的产品都有生命周期,腾讯要基业长青,需要建立生态平台让员工的创意融入到主流产品, 需要运营有效机制让员工的创新力源源不断。

 

平心而论,理解90后及00后需求,如何充分意识并发挥90后的潜能,不只是腾讯一家遇到的挑战。中国的主流企业都是60、70、80后担纲,大家都需要面对和迎接这个问题。为理想、志趣工作和创业,会获得超越现实但又不离现实的幸福和快乐。这就是已经登场的90后,这就是未来改变社会的90后。

以上是我读这些90后创业者故事的一些感受。很多人现在讲跨界学习、跨界融合,恐怕还需增加一个视角,那就是跨代学习、跨代融合。这些年轻人的想法真的让我受益匪浅,看到了一个全新的世界,认识到未来这些年轻人一定会做出更多百亿美元,千亿美元的公司,所以推荐给大家。

【本文作者陈一丹,腾讯公司主要创办人之一、腾讯公司终身荣誉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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