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蔚豪的平安好医生，太平安不性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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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蔚豪的平安好医生，太平安不性感

奇偶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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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病是个好职业，但却不是门好生意，如果加上保险更不是。

方蔚豪的平安好医生，太平安不性感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文｜奇偶派

“我们并不担心盈利模式。”

2016年5月，平安好医生融资5亿美元，估值达到30亿美元，同时打破全球移动医疗初创企业单笔最大融资及最高A轮估值两项记录，彼时的王涛事后面对媒体这样说。

王涛当时确实有这样说的资本。

董事长马明哲“钦点”要他保留从阿里巴巴带来的互联网基因。打高尔夫的间隙，马明哲告诉他，“要保留住狼性，到处咬一咬，帮助平安发展。”

好医生后来独立成立公司，制定期权计划，工作到深夜的互联网节奏，以及集团会议中王涛与其它平安高管频繁的观点碰撞，都表明他确实跟这家企业的传统气质不太一样。

何为互联网基因？在当时看来，无非是跑马圈地、流血扩张、先发制人、赢家通吃这些东西，业务成长速度远比盈利预期重要。烧钱不是问题，因为所有人都相信等到战斗结束，挣钱就不是问题。

四年后，平安好医生市值在疫情催化下突破千亿，创始人王涛却因“个人原因”不再继续担任董事会主席和首席执行官。接替他的是47岁的方蔚豪，他比王涛早一年加入平安。相比王涛的互联网技术背景，他此前的工作经历更契合平安这艘金融巨舰。加入平安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组建平安国际融资租赁有限公司，这是他的老本行。

离任前夕，王涛在业绩会上说希望平安好医生2021年能实现盈亏平衡。这一年以蚂蚁上市被叫停、阿里巴巴被开出巨额反垄断罚单为标志，国内互联网行业告别野蛮扩张，平台监管全面趋严。

然而，王涛的“离别赠言”更像一语成谶。方蔚豪接手平安健康已经两年，交出了两份年报：①2020年营收69亿元，同比增长35.5%；同时亏损达9.5亿元，同比扩大27%。②2021年营收73亿元，同比仅增长6.8%；同时亏损达到15.4亿元，同比大增62.3%。

很难说，如果仍然是王涛掌舵，平安健康后续两年的业绩将如何。但可以确定的是，现在的平安健康显然需要担心盈利模式了。

亏损依旧，增长失速，故事难讲

在上半年平安健康的年报业绩会问答上，有投资者抛了个问题：“请问管理层相较于2020年，公司2021年全年亏损有所增加，毛利率有所下滑，其中的原因是什么？管理层将如何应对亏损？”

管理层的回答将此归咎于两个原因。

一是“因为战略转型，把许多高投入低价值的收入剔除掉，把更多的精力和资源投入新的战略方向，收入上就会受到影响。”言下之意，公司砍掉了部分不赚钱同时高成本的业务，导致这部分收入有一定下滑。

但毛利率是毛利与销售收入（或营业收入）的比例，其中毛利是收入和与收入相对应的营业成本之间的差额。收入在这个等式里是作为分母，纯粹的收入降低其实不会导致毛利率的下降。只有当砍掉这部分业务收入时，没有带来相当比例的成本节省，才可能真正导致毛利率下降。

如果按照管理层的说法，确实是把“高投入低价值的收入”剔除了，那带来的结果应该是降本增效，毛利率上升。因此，这个角度讲，平安健康近期的战略转型没有达到应有的效果。当然，这是否属于转型期的阵痛，仍然有待观察。

管理层对毛利率下降给出的第二个原因，是“2021年疫情相对缓和，2020年疫情比较严重，体检服务的履约率在2021年大幅度上升，导致了毛利率下降。”

平安健康在去年，将主营业务由原先的医疗服务、消费医疗、在线商城、健康管理和互动四大板块，重新整合为医疗服务和健康服务两大板块。

根据财报定义，医疗服务是指提供照护生命、诊治疾病的健康促进服务，以及为实现这些服务提供的药品、医疗器械和其它服务；而健康服务，指的主要是对个体或群体健康状况及影响健康的危险因素进行全面连续的检测、评估和干预的服务。

但财报中也明确提到，体检、医美、口腔、创新检测等属于消费型标准化健康服务。从数据上看，2021财年，平安健康整体的毛利率下降了3.9个百分点。其中，包括体检在内的健康服务实际只是微跌1.4个百分点，反而是医疗服务下降了9.5个百分点，进而拉低了整体的毛利率。

事实上，毛利及毛利率下降是平安健康目前面临问题的缩影。从平安好医生成立以来，这已经是连续第七年亏损了。

尽管CFO臧珞琦表示，通过严格控制费用支出，平安健康实现下半年利润同比减亏10%，下半年费用率环比下降7%。但臧珞琦精心挑出的这两个数字，在整体暗淡的财报表现面前，很难说能给投资者提供多少信心。

实际上，2021年平安好医生亏损超过15亿，相较去年扩大62.3%，距离一年前的前任叶澜强调的“平安好医生是有盈利能力的”、“经营性亏损在持续性收窄”、“保持毛利率稳中有升”等方面均是开了倒车。全年营收增速更是跌落到6.7%，相较于去年35.5%，前年51.8%，以及更早前高达三位数的增速大幅滑坡。

尽管2021年财务数据的下行，一定程度上可以归结到2020年疫情导致的高基数影响。但跟主要竞争对手比较，平安健康仍然表现出明显掉队。下图是平安健康、阿里健康、平安好医生最近四年的营收和营收增速，以及毛利润和毛利润增速的数据。

不难看出，平安好医生不管是营收还是毛利润，从体量上讲都已经全面落后。更加严峻的是，这种差距还在进一步扩大。这三家互联网医疗企业，去年增速都相比2020年有所回落，但京东健康和阿里健康都保持了两位数以上的成长速度。而平安好医生不但营收增速掉到了个位数，毛利润甚至开始负增长。

在整个互联网行业都在经历重要调整，纷纷强调降本增效和自我造血能力的今天，平安健康的故事越来越难讲了。

如果是“平安集团”的好医生，那就不是个好标的

在平安金管家（平安人寿保险）的首页，你可以看到其底部有个很醒目的一级入口是“健康”；而打开平安健康APP，同样的位置也有个“保险”的一级入口。

这是平安健康与其他竞争对手最显著的差别，也是平安健康商业模式里最核心的支撑。对于平安健康来说，平安集团的输血是其营收主要来源，所以平安健康的营收主要来自2B渠道。

而2B的这部分营收里面，又可以分成三个部分。

首先，当然是平安健康通过自有非母公司平安集团渠道获得的企业客户。其次，是通过母公司平安集团渠道获取的外部企业客户。最后一类则是与平安集团旗下各个子公司产生的关联交易；平安健康按照港交所的信息披露要求，在年报中披露了这部分的情况。

可以看到，包括平安人寿、平安产险在内的一众平安系公司是主要的关联交易方。2021年，这部分关联交易贡献的营收约为27.17亿元；2020年，这部分营收总计约为25.16亿元。而在将这两年总营收纳入考量后，可以得出这部分关联交易的营收占比：2021年约37.05%，2020年则为36.65%。也就是说，平安好医生对母公司平安集团的依赖进一步加深。

于是，一个重要的问题是，这种依赖关系会对平安好医生的业务模式产生什么影响？

平安健康和平安集团的这种医疗-保险体系，被称为HMO（health maintenance organization，健康维护组织）。这种模式最开始起源于美国，强调保险和医疗的深度协同。这个体系里，HMO的运营方向会员收取保险费用，会员从体系内的医疗机构获取医疗资源，而这些医疗机构的维护运营成本则通过保费覆盖。这方面最成功的例子，是美国的凯撒医疗（Kaiser Permanente）和联合健康集团（UnitedHealth Group Inc.）。

美国的医疗体系历来以昂贵和低效闻名。一方面，作为世界上基础医学研究最发达、医疗技术水平最先进的国家，顶级的医疗专家和前沿的诊疗方案在这里层出不穷。比如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感染新冠后就曾接受“抗体鸡尾酒疗法”，相比英国首相鲍里斯进ICU不知高到哪里去了。

但另一方面，医疗领域的开支已经占到美国GDP的18%，这个比例高于其他任何国家的同时，美国人均预期寿命却在OECD成员里排名倒数。美国也是发达国家中，唯一不提供全民医保的国家。

作为对比，英国人通过NHS建立了覆盖全体国民的医疗保障体系，而其卫生保健开销却仅占到GDP的10%，同时也在人均寿命这些关键指标上做到了领先。

在美国，医疗项目的价格由保险公司与医疗机构谈判决定。如果你不参加医疗保险，那当你生病时需要支付的开销要比参加保险高得多。因为保险机构拥有大批的客户，可以提高跟医疗机构的议价能力。但美国又没有全国性的医保体系，除了Medicaid和Medicare两家覆盖特殊群体的国家医疗保险计划，其他就是各种商业保险，所以整体的医疗服务价格仍然偏高。

因此，HMO模式在美国取得的成功，建立在美国医疗系统高度的市场化程度和昂贵的医疗开支之上。通过成立医疗-保险的复合型企业集团，HMO集团降低了医疗服务的开销以及跟医疗机构谈判的摩擦成本。

但在中国，医疗服务的价格完全由政府制定，同时医疗领域的开支只占GDP的5.5%。这种高度管制，相较于完全市场化的资源配置，人为压低了医疗服务的价格。因此，对于HMO模式的企业，很难说还有通过打通保险-医疗管道，进一步降低价格提升效率的空间。

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从美国的医疗体系学到的，通常是教训，而非经验。从我国正在推进的覆盖城乡的医疗保障体系来看，在医疗教育这些重要的基础领域，我们更多的是在往与美国相反的方向走。

互联网医疗到底是不是个好生意？

今天我们在现代生活所能找到的，仍然颇具作坊手工业特色的地方已经不多了。最常见的类似场合，大概是高等院校的实验室。

生化环材各个专业的导师，或许研究着世界上最先进的超导材料和纳米技术。但就其运转模式来说，这地方更像前工业时代的手工作坊。这里依然保留着老式的师徒传统，充满trick和经验指导的Phd培养过程，以及无法流水线化的拓宽人类认知边界的智力活动。

除此以外，另一个这种类型的地方大概就是医院了。

同工业革命以来的其它任何行业一样，医疗技术领域的发展也是日新月异的。伦琴在1895年发现X射线，几个月后适逢沙皇尼古拉二世加冕，李鸿章受邀道贺顺道出访德国，期间就拍了中国人的第一张X光片。

在美国，Floyd Firestone 于1940年发明了世界首例超声成像设备，除了常规的内脏筛查，也被人用于胎儿的性别鉴定；而后1971年物理学家 Paul Lauterbur，利用核磁共振对两个装满水的试管进行成像，产生了人类历史上第一张MRI图像。

医疗检测手段的进步，对生理机制的理解深化，层出不穷的新型药物，和建立在更牢固物质财富基础上的营养改善与卫生习惯，共同将人类的预期寿命从工业革命前不到40岁，迅速推升到现在的差不多80岁。

但在今天任何一家医院或者诊所，刨除掉这些更先进的“望闻问切”手段，一名患者的典型就诊流程，跟几百年前看大夫其实大差不差。挂号排队交流病情，诊断开方拿药回家。甚至人类在治病这件事上，究竟取得了多大的成就也有很大的讨论空间。

用医学界的话说，就是“三分之一的病不治也好，三分之一的病治也不好，只有最后三分之一才是治好的。”

这种作坊手工业的传统运转模式，意味着效率无法指数提升，于是迅速增长的人均寿命和医疗服务需求之间的不对称，就在社会中形成了张力。而医疗行业本身的风险厌恶，围绕这个行业的复杂监管体系，则意味着在这个系统里推进变革的难度很高阻力很大，这进一步加剧了这种张力。所以基本上在任何一个国家，大众获取医疗服务都是件劳神费力的过程。

麦肯锡的一份报告分析了各行业的数字化程度，以ICT行业现状作为参考，医疗保健领域的数字化不到25%。这不仅大幅落后于旅游、零售等行业，甚至落后于以保守著称的金融服务业。所以，从这个方面讲，以平安好医生为代表的互联网医疗似乎是条颇有前景的赛道。

疫情之初平安好医生的月均注册人数猛增900%，20天里有超过10亿用户使用该软件提供的服务，这股热闹使人相信这条本就已经加速的行业，在黑天鹅催化下将提前迎来爆发。

但医疗行业的数字化跟互联网医疗并不是一回事，就像金融行业的数字化不等同于P2P一样。

目前互联网医疗行业细分领域主要有两个。

一是以丁香医生为代表的内容型平台，这类平台的定位接近医学科普社区，以医学健康领域的健康资讯、科普问答、医学百科这类泛知识文帖为主，同时也具备初步的在线诊疗和购药能力。

二是以平安好医生为代表的综合服务型平台，这类平台虽然也提供医疗内容，但主要业务集中于在线诊疗、健康管理等方面。

具体到业务方面，根据极数的《2020年中国互联网医疗行业报告》，互联网医疗最主要的应用场景分别为在线问诊、预约挂号、医疗资讯和医药电商。其中，预约挂号属于低频刚需，具有公益性质，平台起到链接患者和医院的中介作用，没有商业化潜力。

而医疗资讯主要从属于平台生态，用于增加用户粘性，参考果壳豆瓣知乎等一众内容平台的估值，这个板块天花板也不高。

而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中西药品去年零售总额为5826亿，这一数字低于通讯器材类的6354亿。在目前线下渠道仍占主流，且很多药品与处方强绑定的情况下，单纯的医药电商能支撑多少玩家需要打个问号。

至于在线问诊，这大概是互联网医疗行业在面对疫情打击时最大的优势。正因如此，在疫情推动下，平安健康的股价在去年年初曾达到2000亿港币。但疫情还未褪去，裸泳似乎已经到来，平安健康目前股价已经破发，最新市值仅为240亿。

上周，国家卫生健康委和国家中医药局联合发布的《互联网诊疗监管细则（试行）》，正式宣布互联网医疗行业步入强监管时代。其中明确，医疗机构开展互联网诊疗活动，处方应由接诊医师本人开具，严禁使用人工智能等自动生成处方，严禁在处方开具前向患者提供药品，严禁以商业目的进行统方等。

同时《细则》明确将互联网诊疗的适用场景限定为复诊，遇到首诊或者患者病情出现变化的情况，接诊医师应当立即终止互联网诊疗活动，并引导患者到实体医疗机构就诊。究其原因，在线问诊这种模式，注定只能应对一些轻量的病患场景。任何进一步的医学检查，例如超声、血常规等，都需要到实体医疗机构完成。

稍显复杂的病情，在线问诊就显得“力不从心”。曾经有人因患口腔溃疡，在多个网络问诊平台找医生诊断。同一张口腔内溃疡滋生的照片，这些医生却给出了不同的诊断和处方。从业者表示，这是因为虽然口腔内炎性反应可以通过照片加以判断，但要进一步细分是无菌性炎症，还是说细菌引发的，则要诉诸进一步的检验手段。

笔者也曾经尝试过在线问诊。一般来说，各大平台都会对每次问诊的标准流程有所规定，比如要求医生15分钟内给出回复。但对于在线诊疗这种非标品，很难说这些规定对于优化服务质量起到了多少约束。例如，笔者本人的那次问诊中，可能是因为平台对医生回复时长有要求，对接的大夫先是说了一段套话，然后复述了一下病情描述。最后也并没有给出任何实际的指导意见，只是推荐到实体医疗机构去看看。

互联网医疗主打的就是医疗服务的效率和可达性。但对于现在的医疗系统来说，最核心的问题仍然是优质医疗资源的稀缺，这显然不是套上互联网就能解决的问题。因为如果线下你不能挂到某个专家的号，那显然在线上也大概率获取不了这位专家的服务，毕竟光是看门诊对他来说就已经筋疲力尽了。

国内普通民众对大型三甲医院的迷恋，更是进一步造成了医疗资源供需失调。但这个问题的解决方案，也不是互联网医疗，而是推动“基层首诊、双向转诊、急慢分治、上下联动”的分级诊疗。

当然，另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是：如何让国内民众为”看得见却摸不着“的互联网服务掏钱？大多数网民除了在电商平台买东西，并没有养成为服务付费的习惯。

过去几年，从知识付费到优爱腾这些流媒体平台，都在为如何撬动用户钱包较劲，然而最终挣了点小钱的只有倒腾网盘课程和盗版视频网站的黑产中介。同样的，不管是平安健康、京东健康还是阿里健康，也需要解决付费用户数量低的问题。

资源约束，付费习惯，以及如何跳出单纯的医药电商跑通行业的盈利路径，是摆在所有互联网医疗企业面前的重重大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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