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零工经济”下的灵活用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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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零工经济”下的灵活用工

未来工作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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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零工经济是一种技能经济。

“新零工经济”下的灵活用工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文 | 未来工作研究院

零工经济近几年频频被讨论。一方面国内裁员潮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另一方面政府持续鼓励灵活就业。2021年，据人社部公布的数据，中国灵活就业从业人员规模达2亿人左右，其中相当一部分就是“零工经济”从业者。据有关机构预测，到2036年，“零工经济”从业者将达到4亿人。2022年，根据《中国灵活用工蓝皮书》，全国已有逾 6 成的企业尝试灵活用工。

零工经济的发展势态不可阻挡，在此基础上，伴随着新技术的进步、共享经济的转变、企业数字化转型以及疫情的影响，互联网时代的“新零工经济”正在到来。

从零工经济到“新零工经济”

《零工经济》的作者黛安娜·马尔卡希（Diane Mulcahy）曾在书中强调，新时代零工经济是一种技能经济。虽然现阶段的零工经济仍是以交通出行、共享住宿等领域为主的，但实物共享、劳动共享正在逐渐向知识技能共享转变。根据《中国共享经济发展年度报告》，知识技能领域在 2017 年的市场规模为 1,382 亿，在 2020 年已经达到 4,010 亿，同比增速 30.9%。

知识经济的兴起带来了大量的知识劳工，知识劳工一般指在知识经济中不从事物质商品的生产或物流，而是负责设计、研发、推广等环节的人。与传统的“打零工”相比，两者存在本质区别，“打零工”一般仅仅是劳务的共享，而知识劳工更强调知识技能的共享。

知识劳工具有⾼灵活性、⾼精专、⾼价格竞争⼒的特点。据《2022中国数字灵⼯市场发展研究报告》调查显示，知识劳工中大学本科占比43.3%，18-30岁占比62%，且主要集中在研发、新媒体运营、美工、设计师、文案策划等需要知识、创意和技能等专业化的岗位。

未来，随着共享经济中知识技能分享的逐渐普及，零工经济会出现更多技能、知识、内容等无形产品的分享，专业技能服务、内容创作、知识付费等领域零工经济会迎来更蓬勃的发展。

就业人群的改变也引发了用工市场的变化，不少针对知识劳工的灵活用工平台纷纷出现，如国外的Upwork、fiverr，国内的甜薪工场、圆领等。这些平台专注于基于互联网的知识技能型岗位的匹配，并通过技术手段链接双方，提高双发匹配效率。

什么催化了“新零工经济”的快速生长？

灵活⽤⼯最早来源于Atkinson（阿特⾦森）于 20 世纪提出的弹性企业模型。他根据组织特性将劳动者分为 Coreworker（核⼼⼈⼒）、Peripheral Worker（边缘⼈⼒）与 External Worker （外部⼈⼒）三种。这三种劳动⼒存在技能和劳动关系的差异，其对应的企业管理模式更具弹性，因此这⼀模型可以增强企业的抗周期性，减少经营⻛险。

后来，Charles Handy（查尔斯·汉迪）提出了三叶草组织。他指出，未来企业由三部分员⼯组成：专业核⼼⼈员，外包⼈员和临时及兼职⼈员。这其中 30% 的员⼯是核⼼员⼯，会跟随公司⼀起往前走，三分之⼆的员⼯通过外包、顾问、⾃由职业者的形式来存在。在未来，这样的公司才是⼀个健康的公司。

在现实商业世界中，三叶草组织的形态并不少见。但一个明显的变化在于，第三片叶子的分量，正在越来越重要。

伴随着“企业数字化”浪潮及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包括中国在内的很多国家都面临着社会雇佣格局的变迁与企业雇佣模式的变化。

对于企业来说，不论是受疫情影响想要降低用工成本，或者本身用工需求有波谷变化，还是想要建立可供筛选的人才蓄水池，灵活用工已然成为了一种必然的用工选择。

而“数字化转型”席卷全球则让企业在信息技术、多媒体、文字处理等领域的工作需求快速增⻓，企业对灵活就业者的需求已经从过去大规模同质化的体力劳动，转向个性、多样、⾼质量、变动迅速的脑力劳动。

美国劳工统计局和⽜津⼤学在线零⼯指数也能证实这一点。根据美国劳⼯统计局的调查，在线零⼯从业者中从事专业和商务服务、教育和健康服务业的比例达 47%。根据⽜津⼤学在线零⼯指数，软件开发和信息技术、多媒体和创意⼯作、写作翻译等⼯作成为互联⽹零⼯经济的⼤头。

此外，就业观念的转变在一定程度上也为“新零工经济”打下了市场教育基础。1995-2009出生的一代人的“Z时代”正逐渐成为就业市场的主力军，在文化多样性的熏陶下，他们的择业标准更注重创新、个性、自由、自我与价值实现。相比于80后，他们中的越来越多的人因为工作的灵活性而选择灵活就业。在《2019 年中国灵活⽤⼯发展⽩⽪书》中，“⼯作时间有弹性 “成为他们选择灵活就业的最主要原因。

成为灵活就业者，不仅拥有时间和空间的双重灵活性，还可以⾃主选择⼯作对象，对于激发个⼈创造⼒和提升⼯作满⾜感都大有裨益。这样的生活，谁不想拥有呢。

因此，“新零工经济”的快速崛起，是由社会形态变化、不可抗力、B 端和 C 端需求增大等多方因素共同催化的结果。

国外已经形成头部平台，中国尚未形成规模

灵活用工平台创建了⼤规模、⾼效的市场来连接供需双⽅，也进⼀步促进了灵活就业的迅速发展。在国外，“新零工经济”已发展火热。

作为全球最⼤的⼈⼒资源服务商，Upwork 已经拥有 1,200 万注册的C端用户，其平台每年促成的交易超过 10 亿美元，为全球 180 多个国家的企业提供服务。 Upwork 公司年报显示，2020 年公司 GSV 为 25 亿美元，收入 3.736 亿美元。Upwork 的客户增加量也不容小觑，从 2017 年的 8.6 万⼈到现在的 14 万⼈左右，每年平均增⻓20%。

而另外⼀家全球⼈⼒资源服务商 fiverr 2020 年公司 GMV 为 6.993 亿美元，收入 1.895 亿美元，为全球 160 多个国家的约 340 万⼈提供服务。

Upwork 和 fiverr 在2020 年共获得了约 5.5 亿美元的服务收入。与 2019 年相比，两家公司的总收入增⻓了约 37%。有数据预测，到 2025 年，将有多达 5.4 亿⼈从在线⼈才平台中受益，⾼知识技能型的灵活就业平台前景十分可观。

法国自由职业平台（Freelancer Marketplace）Malt也在2021年5月获得了9700万美元C轮融资。Goldman Sachs Growth Equity和Eurazeo参与了该轮融资，并为其给出了4亿欧元（约合4.89亿美元）的估值。截至目前，该公司总共筹得1.341亿美元。

相较于海外的盛行，目前我国灵活用工的渗透率还不足1%，行业仍处在起步阶段。而偏向于“新零工经济”人群的平台也只有甜薪工场、圆领等寥寥几家，目前尚未形成规模。

那么在即将到来的“新零工经济”时代，如何成为最后的赢家？或许从目前供需双方的主要矛盾出发可以找到答案。首先是普遍存在的任务交付质量问题。在企业角度，跟体力劳动不同，知识技能型很难提供清晰的工作描述以及对工作范围、工作质量和预付工资的期望值。在灵活就业者角度，一般缺乏在公司业务中投入时间和精力的必要承诺，如果灵活就业者本身不能很好地管理自己，那么交付质量可能就会大打折扣，这两点势必会影响工作任务的质量。

其次是供需双方的相互信任问题。灵活从业者属于公司的外部⼈员，组成多样化，缺乏对公司核⼼价值的认知和归属感，同时企业往往也欠缺完善的灵活就业者制度和沟通机制。在这样的情况下，双方会产⽣较多的摩擦和不确定性。因此，能率先解决这两个核心问题的平台或将拥有更广阔的发展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