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样有茫然、困惑，一样问题重重，十年前一群80后富豪的VC探索

电脑屏幕上，汪远志(化名)的战队受到了致命的打击。他上牙咬着下嘴唇，但没有挽回余地了，他“砰”的一声、甩开了电脑键盘的右手重重地敲在桌子上，还爆了一句粗口。

网吧里的男男女女们对此早就习惯了，见怪不怪。混迹其中，汪远志和他的朋友们看起来并没有太大不同：二十多岁、顶着一张自以为成熟的娃娃脸，酷爱玩游戏。  

不同的在背后：汪远志他们每个人都有至少一两亿的资产，其中有一些人是省市首富的子女，有的人家里有3家上市公司。

对这些年轻的财富二代而言，当普通人还在考虑怎么找份好工作、怎么在公司里升迁快时，他们已经在认真思考“怎样用已有的钱赚到更多的钱”。与父辈们不同，他们开始尝试更多的可能性。

　　资本市场的火爆以及VC(Venture　Capital，创业投资)退出的高利润也吸引了这个群体。 蓝海创投 (u2ipo) 合伙人 杨沛身边，聚集了30多个这样的“80后财富二代投资人”，抱团试水VC投资。

他们看准了人民币基金在不远的未来一定会热起来。随着中国股市火爆，国内企业纷纷动了心思想上市。“一年前的情况还不是这样”，这是他们的机会。  

一年前戴寅从湖北武汉来到上海，那时他还不清楚VC是什么。一年后他和几个合伙人组建了自己的基金公司同辉创投，并担任执行董事。 

基金的核心团队都投了一点钱。比如每个人都有1000万人民币，单个人还不足以发起设立一只基金。于是他们就找了10个同样的人，就可以设立一个总规模1亿元的基金。

然后把这个公司制的基金委托给由同一群人发起设置的基金管理公司，再聘请职业经理人来做具体投资。这种模式，在这个年轻富豪的圈子里很流行。

他们出钱，希望能分享未来的投资收益，同时也试图从专业人士那里学习怎样做VC投资。他们称之为交学费。

对一个投资项目，他们更希望能几个人一起投。如果是大项目，这些年轻人的策略就是“跟投”，一方面是搭便车赚钱，另外一方面也可以看主导投资人如何做投资。碰到企业不愿意有太多股东的情况，他们也会用代持，把他们股份放在一个主要投资人的名下这种方式来解决。

他们也清醒地意识到，主导的投资人之所以愿意带他们玩，原因是他们的父母。这批80后的父母在当地都是呼风唤雨的人物。父母朋友圈子里的企业，也是他们重要的Pre-IPO项目来源。这类企业不用说外资，本地基金进不去这个圈子的，想投也投进不去。

在此之外，这群80后自己操刀的，大都是天使投资(Angle　Investment)。以其中媒体曝光度比较高的陈豪为例，他就帮英国的蓝海天使投资管理3000万美元的天使基金。

陈豪的一位伙伴，已经做了两次“天使”，目的也是“练手”。 这是他们交学费的另一种方式，通过金额比较小的天使投资，他们希望能用少量的资金能够买来一定的投资经验。 

即使是天使投资，这群人也倾向于“互通有无”，彼此之间约定绝对不会为了吃独食而有所隐瞒。由几个人分担风险，潜在的损失也会相对可控。

他们自认为是一群天生的商人。  

汪远志就觉得这辈子自己只能做个“生意人”。他对自己童年的记忆是这样的：别人家小孩子放学后可以到处玩，我不行、我得帮助父母照看生意，所以课余生活大多是跟着他们到处跑。

这是他身边这群年轻富豪的共同经历，他们中90％以上的人家里都做着各种各样的生意。已经忘记了确切是从几岁起，反正连自己的名字都还写不利落，他们就已经开始拿提成了。  

做生意是渗入他们血液里边的东西。1982年出生的陈豪，就读华东理工大学时是学校里的风云人物：第一次别人看到他时他还骑自行车、第二次是骑助动车、第三次就换成汽车了。

他大学时代的创业开始于二手书市场。每年大四学生离校时都会甩卖旧书，但大量来不及处理掉的旧书都按斤卖给废品站。陈豪从废品站回购这些旧书后，再按书本原价的一半卖出。

半年后，他在华东理工大学的校园里开出了门面，商品也从旧书扩展到了化妆品、鞋子、文曲星、电话卡等等。仅仅卖移动的促销手机卡这一项，陈豪就赚了几百万，当时他还是个大三学生。在接手英国蓝海天使投资在中国的业务之前，25岁的陈豪已经在管理6家企业了。

“家里都是做商业的，我们很难不走这样一条路。”其中一位80后投资人说，但汪远志觉得自己要做的生意，和父母的不一样。

裘秋帆也是其中之一，他是浙江银河时装的董事长，国外留学回来以后就继承了家里的生意。但接受之后的兴奋感却十分短暂，因为压力一下子就上来了：企业以后是好是坏完全掌握在自己的手里。

“父母做的那些生意，现在利润都已经很薄了。”这些年轻人认为，这是大势所趋，自己接不接手家里的生意都不能从根本上改变这个现实。

董铭家的企业是生产锻压机械的，20多岁的他现在是企业的副总经理，分管生产和采购的工作。他认为自己一生下就要面对这样的局面：无论是否接手家里的生意，都要考虑这样才能做得更好。

这些人中很大一部分都很瘦，身上的西服往往并不很合身、穿在身上空荡荡的，不过这些都并不妨碍他们出入各种场合，“认识更多的人、看更多的新鲜事物、更多的项目”。差不多都是工作狂。才20多岁的，颈椎、脊柱在身体大幅度摆动时会发出异响。

怎么赚钱，是他们聚会上最常聊到的事情。年轻男孩子们聚会时经常谈到的话题，无论是八卦女生还是健身、时尚都很少谈到。PE投资的话题，还有股票、房地产、股指期货等投资领域，以及国家经济走势也是重点。“几乎都和赚钱有关”。  

做投资至少是试图做的更好的一种尝试。在描述里，他们的父母也在鼓励这群年轻人学习资本运作的手段，这30多个人中有不少之前就做过投资。现在，无论是组建基金、跟投还是做做天使，钱当然是家里给的。

戴寅从大学休学后，家里就给了他一笔钱，“在爸爸指导下投资房地产和股市”。陈豪前不久帮他爸爸收购了一个公司，希望用对方的技术提升自家产品的层次。

祖籍浙江绍兴的陈豪说，他们做投资最大的财富是“年轻”。从小开始的“从商经验”，也是普通人所没有的财富。

　　比如在判断人上就有自己的一套。他们通过“一起去酒吧、 一起玩 ”来判断人，理由是人在放松状态下才会流露本性。另一个检验的办法，则是对抗性的电脑游戏，用来验证“一个人的韧性”。

怎么算更好？不见得要赚比上一辈更多的钱，“而是要证明自己能够赚钱”。赚到了钱、证明了自己之后又想做什么？“那是以后的事情。”杨沛说。

每隔一段时间，这群人就聚在一起，对挑选出来的四五个项目发表各自的意见。这被看作是增强项目判断力的一种训练。

抱团，一定程度上是为了相互切磋投资技术。更重要的原因，则是因为他们是“一样”的人：一样的背景、一样的未来规划，当然还有一样的困境。

与电视剧描述的多金富二代不同，这些人似乎并不擅长交际，甚至对公开表达自己的见解都相当抗拒。

所以他们平常聚会、讨论项目时一定都是些圈里人，不然他们很难畅所欲言，理由是怕讲不好，会丢家里人和自己的脸。更不用说有媒体在场，或者接受采访。 

从小开始的“生意”人生，让他们很少有普通人朋友，对跳出圈子交朋友也很陌生。 

他们在一起时的主要话题也是生意，如果是此外的话题，就可能发生尴尬。这是一个真实发生过的案例。有一天，这群人里的其中一位给另外一位打电话。

电话接通了，打电话这位闷了半天就问了一句：“你忙吗？”接电话的说：“不是很忙。”

接下去又是一段沉默，打电话又接着问：“你忙不忙？”接电话的回答说：“还好，有点忙。”

打电话的似乎如释重负，说：“那你忙吧。”对话到此结束。打电话的，其实只是想约接电话的去打游戏。所以这群年轻富豪，令人意外地却几乎都“不敢找女朋友”。  

然而他们也渴求与人沟通。所以借着探讨怎么做投资，这群人往往会有说不完的话，甚至出现过一聊就是3天的情况。“茶馆关门了，就到办公室继续聊”。

这种自我认可在家里、在公开场合恐怕都很难获得。20多岁的年纪不尴不尬的，不仅在父母眼里是孩子，出门在人前也是“嘴上无毛”的毛头小子。

这群人私底下还时不时会流露出很天真的念头，比如“娶个老婆在家帮我打游戏练级”等等。

另一面则是生意场上的精明十足，比如看人首先看对方会不会成为自己的顾客。判断一件事情的着眼点，则是看回报。做投资更是要算能赚多少钱。

“控制风险是第一位的，其余万事好商量。”汪远志说，在投资这件事上并不具备优势，也没有人会仅仅他们年轻、人不错而分一点投资份额出来，“一切都是利益”。

　　有一次聚会上，这群人探讨一个早期投资项目的可行性。这个项目的投资额是500万，但在项目本身的回报率之外，他们也考虑到了资 金成 本、机会成本等等因素。

因为当时股市行情非常好，一年翻一番的大有人在。如果这500万投入股市，第二年可能就变成了1000万。如果这个项目的收益率不能比股市高、又有随时崩盘的风险，为什么还要投？这是他们集中考虑的问题。  

戴寅1986年生人、今年刚满22岁，即使在这群80后富豪中，他也是年纪最小的一个。  却是其中最激进的一个。 “他什么都投。”戴寅的朋友们说，“如果中东有足够好的项目，他也会投”。

同辉创投范围更是跨越了从数字媒体到工业等的12个领域，单笔投资额在800万到3000万人民币之间。而那段时间，他正在忙着看一些Pre-IPO的项目。

与戴寅的激进不同，他的朋友们看的比较多的“还是新经济领域的东西”，其实就是和手机、网游相关的产品和公司。

在这些类别，只要把自己当作用户，多多少少总能理解一点。反而父辈所处的传统领域，比如机械制造业里的很多创新，他们却看不懂了。这也和年纪有关，20多岁的年纪总是更容易被新鲜的东西吸引。

现有的30多人圈子里已经出现了分化，因为有些人做证券投资比较有优势，而另外一些人对股权投资更敏感。衡量的唯一标准，就是哪个更能赚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