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探秘|乔布斯内心的桃花源 Apple Park

2011年6月7日，一位企业家走进了库比蒂诺市议会。虽然并未获得邀请，但他的出现倒也没让人多惊讶。那年年初，这位企业家已经表示，自己将出席一场会议，申请在库比蒂诺市北边建一片大楼。然而，因为身体原因，他没能参加早期的会议。那时的他，正一步步坠入死亡的深渊。

会议开始前，库比蒂诺议员Kris Wang坐在房间后面，看着窗外一个男人往这里走来。他穿着和前一天发布产品时一样的西装，走得摇摇跛跛。

终于轮到他发言了，他走上前去，先是试探性地说了几句，接着侃侃而谈，像是拉家常，却有着催眠般的鼓动力量，正如他在产品发布会上的主旨演讲。

他说，他的公司“宛如狂肆的野草”，10年之间员工急剧增长，一个个爆炸式产品问世的背后，是100栋大楼都装不下的人才们。为了给员工创造更好的环境，他想建设一个新园区，一个有着青青草坪，悠悠阳光，模糊了自然与楼房之间的界限的园区。他要让这个园区在其他“无聊”的企业大楼中熠熠生辉，核心设计理念就是呈圆形，能够容纳12000名员工。“那将是一栋超凡卓越的建筑。”他这样告诉议会，“好像飞船着陆。”

Wang问他，这个园区能给库比蒂诺市带来什么好处？他突然以回答小孩的口吻说，这样苹果公司会留在库比蒂诺，要不然他们就搬到其他地方去，比方说山景城就很好。空气中的不愉快感渐渐散去，他又回到了园区建设的话题。

“我想，我们有机会，”他对议会说，“建成世界上瑰美的办公楼。”但所有在场人员都不知道，这将是他最后一次站在公众面前了。他的愿望，不仅仅是给公司建一片新园区——这个他亲手创办的公司，曾愤然离开的公司，又抱着一腔热情重新执掌的公司，最后回狂澜于既倒的公司。这座新总部，饱含乔布斯所期冀的苹果未来，一个超越他自己，最终超越所有人设想的未来。

在一个清朗的三月天，我和Jonathan Ive坐在吉普牧马人后座，准备前往一览几近完工的Apple Park。这时离乔布斯去世已经5年多，人们借用乔布斯当初在议会听证上的称呼，将这座园区命名为Apple Park。Ive是苹果首席设计师，今年已经50岁的他还保留着过去橄榄球选手的身形，即使现在财望双收，但他仍然是那个我20年前认识的讲话柔和、拥有绅士风度的英国人。

苹果首席设计师Jonathan Ive

我们都戴着白色安全帽，边缘印有苹果logo，随我们通行的，是公司设施主管，同时也是实质项目负责人的Dan Whisenhunt。三月的时候，Apple Park正在紧锣密鼓推进最后一段工程，按计划，30天后第一批员工将进入园区，之后每周搬迁500名。而我，就像是有幸第一个踏足“侏罗纪公园”的人。

我们驱车沿着Tantau大道北，路过一栋栋大楼和半完工的访客中心。就在几年前，这里还是一片荒芜的停车场；今天，巨大的围堤、假山拥抱着道路，挡住了Wolfe路和280号州际公路上熙熙攘攘的繁忙景象。我们围着园区游览了一遍，然后转入隧道入口前往Ring大楼。

当然我是看过相关图片的，毕竟Apple Park和大片一样，总要放出些“预告片”的。从乔布斯最初提议至今，这座苹果主楼——Ring已经流出大量渲染图。随着工程不断推进，无人机开始盘旋，航拍照片配上新世纪音乐，成了YouTube上的热门视频。

不过，在所有的狂热背后，苹果也因为园区的超大规模和范围而感受到了压力。那些敦促苹果将政府拨款退还股东的投资人质疑，用于建设的50亿美元是不是本应当进入他们的口袋，而不是书写办公楼的历史传奇。

Apple Park的开园时间颇为尴尬，尽管收入喜人，但在乔布斯过世之后，苹果再也没能推出令人为之痴迷的产品。苹果高管想让我们知道他们的新园区有多么炫酷，因此邀请我前去参观。许多人对此嗤鼻，巨大的玻璃窗户，定制的门把手，10万平方英尺的健身房，从堪萨斯采石场采来的石头，建造这样一个园区是否已经耗尽了苹果的才气？

在755英尺的隧道里，白色墙砖反射着阳光，像极了高端淋浴室。

穿过隧道，Ring矗立在眼前。棱角分明的玻璃面在太阳的照射下闪闪发光，每层楼边缘突出的“白色羽翼”营造出一种异域、未来感，让人想起50年代的通俗科幻杂志。在Ring里面，有一条三英里长、畅通无阻的走道，据说苹果想借此表达开放、自由，虽然人们不常把这两个词和苹果联系在一起，但这正是该公司的用意。

我们开车进入入口，由于是一个环形，因此它没有主门，取而代之的是9个入口。Ive带我从咖啡厅——一个盘踞四层的巨大中庭——穿过，完工后，这里能够容纳4000人。向外墙的方向望去，这座咖啡厅有两扇巨大的玻璃门，天气晴朗的时候可以打开，让员工享受清新的户外休闲时光。

“我这问题可能有点蠢，”我说，“不过，你们为什么要装一个四层楼高的玻璃门？”

Ive扬起眉毛，“嗯，”他说，“这就要取决于你怎样定义需求了，你说呢？”

随后，我们走到楼上，一览望出去的风景。远处旧金山国际机场的飞机起起降降，几十米头顶上，无人机在嗡嗡飞行。Ring倏然间成了一个图标，成了企业力量的表达。商场里、公路上，硅谷郊区那些淡而无味的办公室里发生的怪事，似乎都被玻璃窗折射了出去。即便周围建筑工人们正在热火朝天地干活，我仍然感到宁静。我想，哪怕旁边有一栋摩天大楼，Ring那震慑的气场也只会让它臣服。

接下来的两小时内，Ive和Whisenhunt带我参观了Ring的其他部分。他们强调了对每个细节的关注，哪怕把地球翻个底朝天，也要找到想要的材料，而为了追求完美，他们又遭遇过多少艰难险阻。正如开发iPhone一样，苹果延续了他们精益求精的精神。然而，Ring是一栋占地280万平方英尺，花费8年时间才建成的大楼，言语如何能形容这样的伟大工程呢？

“我不愿见到人们用数字来衡量这座大楼，”Ive说，“的确，从数字的角度看，它足够震撼人，但我们并非生活在一个数字世界中。从技术的角度看，制作这样尺寸的玻璃确是一项奇迹，然而这不是成功所在。我们的成功在于能让这么多的人在一栋大楼里接触、协作，散步、聊天。”Ive认为，Ring的价值，不在于它的输入，而在于输出。

乔布斯最初设想新园区的时候，并没有Ring的身影。Ive回想说，大概是在2004年，他和乔布斯第一次构想公司总部。“好像是在海德公园吧，”他说，“我们那时候常常一起去伦敦，在海德公园消遣时光。然后我们开始探讨园区的样子，我们希望员工一走进园区，会感觉自己身处公园，处处流露学院的模样，不管在园区的那个角落，都能立刻将其与公园联系起来。”

随着公司发展，两人关于园区设计的探讨越来越丰富，但直到2009年，苹果才真正开始着手这一项目。库比蒂诺空地不多，好在苹果之前已经买下了75英亩（约合30.0万平方米）的土地，也就是现在的总部。项目启动后，苹果开始寻找合适的建筑公司，普里兹克奖获得者Norman Foster映入了他们的眼帘。后者曾设计德国国会大厦、香港国际机场和备受争议的伦敦小黄瓜大楼。2009年7月，乔布斯打了电话给Foster，告诉他苹果“需要一些帮助”。

Norman Foster, Apple Park的设计师之一

两个月后，Foster现身库比蒂诺，和乔布斯呆了一整天，先是在他的办公室，晚些时候又转场到了乔布斯家里。Foster没想到的是，这位新客户对玻璃、钢筋、石头、树木等等有着极为细节化的设想。乔布斯一边说，Foster一边在A4纸上飞速勾画草图，但无论他怎样努力，都勾画不出乔布斯异彩纷呈的愿景图。

不久，Foster带来了支援，也就是他伦敦的公司Foster + Partners，并进行了第一次会议，这只是无数场会议的开端。一向宣称没有乡愁的乔布斯，却将许多设计都建立在年轻时度过的湾区时光上。Foster合伙人，同时也是之后项目领导的Stefan Behling说：“他的设想全是加利福尼亚，一个理想化的加利福尼亚。”苹果买下的是一个工业园区，几乎被柏油路面所覆盖，但乔布斯设想的是一块丘陵地区，道路两旁还得装上喷水设备。

这些会议经常一开就是5，6个小时，在乔布斯最后两年生命里，和建筑团队讨论占据了他大量时间。如果哪个细节不合他心意了，他立马就能发起火来。Behling回忆说，有一次乔布斯在讲述他理想中的办公室墙壁：“他非常清楚自己想要哪种木材。他不会说我喜欢橡树或我喜欢枫树这样笼统的话，他的要求是，必须采用径面刨切的方式，必须在冬天切，最好是1月，因为那时树木的汁液和糖分含量最低。我们坐在那里，旁边都是满头白发的建筑师。怨愤地说，我的老天爷啊！”

和所有苹果产品一样，功能决定外形。新办公室需要保证人与人之间的开放、人与自然之间的融合，而实现这个目标最好的办法就是进行模块分区，也就是“荚”。乔布斯把荚的概念演绎了一遍又一遍，办公荚、团队合作荚、社交荚。办公室的分配相当民主，即便CEO也不一定能享受套间。

长久以来，苹果以恪守信息闻名，每个项目你能知晓多少信息，多一句都不可能。不过这次，乔布斯似乎想放开限制，鼓励信息分享。虽然不是完全公开，但相比现在的总部已经跨出了一大步。

Behling说：“最开始的时候，我们根本搞不懂乔布斯所说的荚是个什么东西。不过他已经全部设计好了：在这样一个空间里，你上一分钟还在集中精力做一项工作，下一分钟就撞见另外一个团队。那我们应该设置多少餐厅呢？一个。一个超大餐厅，让员工能在就餐的时候互相撞见。”

为了实现“荚”的设计，园区主楼模拟了苜蓿叶的形状，但工程启动后，乔布斯发现这个设计行不通。2010年春，乔布斯召集来建筑师们：“我们遇到危机了。我觉得内部太紧绷，外部又过于松散。”为了这句话，Foster的百人团队花了几个星期时间才琢磨出解决方案。

Walter Isaacson在乔布斯传中透露，让他改变主意的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当乔布斯把苜蓿叶设计图拿给儿子Reed看时，Reed说，如果俯瞰的话，他们的办公楼会像男性生殖器。第二天，乔布斯把儿子的意见转述给了建筑团队，并提醒他们，“你恐怕永远没法把这个形象从脑海中移除。”

时间走到2010年，主楼的形状已经演变成了圆形。大概，这是不可避免的吧。

那年夏天，Whisenhunt听说惠普在库比蒂诺的园区可能要空出来了。这块100英亩的地皮就在苹果原计划的场地北边，除了靠近，惠普的地皮对乔布斯来说也有特殊的意义。当他还是十几岁孩子的时候，曾经在惠普找到一份暑期工作，那时候，惠普创始人们——也是乔布斯的偶像——会在园区散步，讨论给计算机系统部门建设一块办公区。眼下惠普不再需要这块土地，于是Whisenhunt与其达成交易，也让苹果的项目规模一下子变成了175英亩。

乔布斯坚持建设一个绿荫蔽日的园区，为此他甚至找来了植物专家，想营造森林的感觉。苹果计划共栽种9000棵树，且要结合未来考虑，选择能够抵挡干旱的品种。

乔布斯的目标绝不仅是美观。他发现，自己总是在行走于自然环境中时，迸发出最精妙的想法，因此他希望所有苹果员工都能享受这样的条件。2011年接任苹果CEO的库克说：“你能想象在国家公园办公吗？当我因为困顿于某个想法的时候，我可以走入自然。我们现在就能这么做！根本感觉不到自己身处硅谷。”

库克回忆说，他最后一次和乔布斯以及朋友讨论园区是在2011年秋天。“实际上，那是我最后一次和乔布斯讲话，那是个星期五。我记得和他一起讨论园区选址，那是一件能给他能量的事情。我和他开玩笑，说我们都在思考那些困难的事，却忽略的最大的挑战。”

什么挑战？

“让哪些员工进驻主楼，哪些员工在外楼。乔布斯听后，开怀大笑。”

2012年，董事会批准了Foster + Partners的设计。和开发所有产品要制造模型一样，总部大楼也不例外。他们把Ring的各个区块都进行了模拟，比方说在现在的总部开一家缩小版的咖啡厅等等。作为人称多供应链效率大师，库克透露：“我们把建设过程看作制造项目，尽可能多地现在外面做模型，然后像拼图一样把它们拼起来。”

苹果也向承包商们提出了一辈子都不会见第二次的难题，比如：如何制造一块全世界最大、承受力最强的玻璃？顺带说，还必须有棱有角。Behling说：“乔布斯超爱大块玻璃的概念。”

过去几年，苹果和Foster + Partners跨过了一个又一个难关，大家都说，现在的Ring几乎就是乔布斯的设想，花费也和预算相差无几。2012年，眼见着钱花得收不住手了，Foster他们赶紧给项目“瘦了瘦身”。“我想，我们的大方向没有改变。”Foster说道，“如果乔布斯能看到，他会发现Ring和当初图纸上那栋建筑是一样的。虽然有些细节没能在他活着的时候得到处理，但我相信他会认可的。”

乔布斯过世后，大部分细节设计均由Foster + Partners及Ive的设计团队完成，对于Ive来说，这已经不是他第一次设想乔布斯会想要什么了。“在开发产品的时候，他有时候在，有时候不在，这次同样如此。”

Apple Park的确是建筑史上的一次壮举，但Foster抓到了它的精髓：一个病危企业家试图从内部改造办公环境的愿望。是的，苹果坚信，假山、树木，这些自然元素能让员工开发出更卓越的产品。不过，伟大的Apple II和革命性的Macintosh难道不是在一间小小的卧室和低矮办公室诞生的吗？

或许更准确的说法是，Apple Park是乔布斯梦想的建筑化身。虽然员工们再也听不到严厉的批评，清晰的思路，但他留给后人的园区，既是他的生平写照，也是他的价值观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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