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惠金融不“普”难“惠”，数字赋能将成破局利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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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70%的就业由中小企业创造 。”野村综研研究理事桑津浩太郎在普惠金融国际高峰论坛上如是说。而在我国， 央行行长易纲曾用“5678”来形容小微企业对经济发展的贡献 ：“从我国的实践看,小微企业贡献了全国80%的就业，70%左右的专利发明权，60%以上的GDP和50%以上的税收。”不过， 现实问题正如日本银行北京事务所所长东善明所讲：“小微企业融资贵是世界共通的难题。”

小微企业的融资问题、人口老龄化带来的金融服务触达问题等，这一系列问题是“普惠金融”这一重要命题的现实来源 。4月25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主办的“ 数字普惠金融助力实体经济”国际高峰论坛上，来自国内外专家、学者围绕这些问题共同探讨解决方案。

对于普惠金融的定义，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李扬认为：“ 普惠，无非就是要让所有有合理金融需求的人能够在一个合理的价格基础上，体面地获得金融服务。 ”这一观点得到了日本金融厅综合政策局参事官川边英一郎的认同，他认为：“ 普惠金融，即是所有人可以以合适价格、正规手段获取金融服务。 ”由定义回看问题，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得到了各层面的关注， 但社会不同群体，尤其是老年群体在金融服务获取方面的难点却未得到普遍重视。对这一问题的认识，日本走在世界前列。

其实不难理解，日本的老龄化问题已尤为突显。 联合国人口统计数据显示，2017年日本育龄人口只剩下4300万人；工龄人口至2040年预计将仅有5400万；但是老年人口却不断增长，日本2018年60岁以上人口达4300万人，是1980年的近三倍。 值得注意的是，川边英一郎在演讲中提到，目前，发展中国家人口老龄化趋势加快。 根据我国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底，中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2.49亿人，占总人口17.9%。另一方面，川边英一郎介绍，在日本，大部分的金融资产掌握在老年人手中。庞大的人群数量，且持有大量资产，却未能很好获得金融服务。

内在原因是老年人认知能力、身体机能下降，使得其无法有效使用智能设备；而外在原因则是金融机构尚未重视“终身资产管理”这一领域。 川边英一郎表示，预计至2050年，主要国家退休储蓄缺口将达400万亿美元。

关于破局的路径，“数字化”成为现场诸多专家、学者、业界人士共同的答案。

“数字普惠金融”是这届论坛讨论的主题。中国人民大学数字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程华在讨论中表示，与其说让普惠金融运用数字技术破解痛点，不如说数字技术本身就具有普惠性，数字化特点有二，一是能降低运营成本，二是无处不在。川边英一郎也表示，数字技术是普惠金融的关键。数字化能够发展“ 可视化 ”，可视化工具能够真正实现普惠金融，让对新技术陌生的老年人也能获得金融服务。

实际上，这已不是理论上的“想象”。 据WeLab中国区副总陈莉介绍，WeLab 虚拟银行未来将在6到9个月发布产品。其中，产品的一大特点就是实现“语音交互” ，通过语音指令完成财富管理、线上贷款、商业保险、股票交易业务的办理。对于不熟悉智能手机操作的老年人，其可以通过语音指令来完成操作。今年4月10日，WeLab成为第四家获颁香港金管局“虚拟银行”牌照的企业。陈莉表示，有了虚拟银行牌照的加持，WeLab将从消费信贷迈向全方位金融服务，在这一过程中，金融科技为行业赋能将成为主题。

对于赋能背后的逻辑，陈莉解释，以WeLab为例，通过自主研发科技提升金融服务的质量和有效性，以此来改善人们的生活。 实际上，赋能的意义就在于，让事物拥有升级优化的动力。而“赋能”前的那些“主语”，比如AI、数字技术，只是赋能效果的必要不充分条件 。正如东善明所言： “通过机器对大数据进行分析，达到超越人工的广泛、客观且高效的判断。但是，人工智能并不是实现行业蛙越式发展的神奇魔法。”

数字技术赋能在现实中究竟成效几何，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副所长胡滨在论坛现场发布了《发展中的普惠金融：理论、创新与实践》报告，报告中的一个案例对数字赋能实效可见一斑。对于普惠金融工作省际间的差距，报告数据显示，我国上海市和西藏自治区之间普惠金融的差距为2.8倍，但是数字普惠金融的差距为1.9倍，可见数字技术提升了普惠金融的现实效力。

论坛现场，众多银行、金融科技公司的业界人士分享了数字赋能的商业应用模式， 可以看到，数字普惠金融将在授信审批、资产管理、金融监管等领域进一步发展。

新网银行COO刘波直言：“虽然都在提普惠金融，但目前来看大家做的更多是‘普’。”“普”在于覆盖率，让更多人享有金融服务；而“惠”即为实惠，更多人能够以合适的价格获取服务。 但是刘波表示，目前小微企业的贷款真实利率接近36%，之所以有这么高的利率是因为贷款不良率仍然较高。 线上流量越来越贵，银行只能在流量和不良率之间做抉择。刘波认为，对于互联网银行、金融科技公司，现在能做大规模预售产品的只有阿里和腾讯，因为他们有全流程的数据；而银行和持牌消金公司则是基于征信报告提供贷款服务。

“ 蚂蚁很好，但是学不了。 ”刘波坦言，“所以我们集中往三四五线城市和农村深入，去打掉那些贷款利率高达300%-400%的地下钱庄。” 数字技术是有效的工具，据刘波介绍，新网银行借助数字技术来做反欺诈评估和信用风险评估，自动化审批占比高达99.6%，而不良率在1%以下已维持两年。

但是刘波也表示， 新网银行目前的盈利的确不高，但盈利是持续的。 实际上，同业和异业从事普惠金融面临的挑战有较大差异。陈莉认为，同业方面，需要提高大数据采集、分析能力以及场景建模能力；而异业方面，支付、物流等很多行业对金融服务有着很大的需求，但传统金融机构在接入场景方面尚待系统建设，因此，诸多行业需要的是线上金融产品的设计经验和一体化金融解决方案。

当谈及金融科技的时候，传统的金融科技更多讲到交易和风控；对于资管，京东数科资管业务部副总徐叶润则表示，资管更多会讲到产品。“前面的金融科技已经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就自然而然的带动了资管科技的发展。”徐叶润在讨论中如是说。他表示，目前，京东数科将其积累的产品设计能力、风控能力、销售能力等逐渐开放给整个市场，以期形成完整的业务体系和新型的技术框架，京东数科将其称为新型的“资管科技” 。徐叶润也表示，资管科技目前只是引进更多新型技术，对业务进行赋能。

当前金融监管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不匹配是胡滨在发布报告时重点谈到的一个问题 。胡滨表示，目前我国在顶层设计方面尚缺少对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长期规划，分业监管的情况无法有效应对具有混业性质的数字普金的发展，更重要的是，监管科技目前仍比较薄弱，能否支撑高速发展的数字金融是紧迫的现实问题。

野村综研资深高级顾问李智慧分享了日本在金融科技监管领域的探索和实践，可以看到，伴随金融科技的发展，日本迅速修改了《银行法》，针对金融功能制定相关法律，并且在日本金融厅（职能类似于我国的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的牵头下进行技术创新试点项目以及制定标准。 她总结，日本是一个制度先行的国家。 对此，胡滨认为，我国应首先加快推进顶层设计层面相关政策的出台；施行中国版的“监管沙盒”，建立长期的监管机制；制定我国金融科技发展的技术和数据标准；并加强在国际金融监管体系中的话语权。 可以看到的是，在今年4月召开的人民银行科技工作会议上，“研究出台金融科技发展规划”成为会议的要求。

2016年，中国作为G20主席国期间首次提出制定《G20数字普惠金融高级原则》。三年的时间，我国在这一领域进行了诸多实践和探索，同时，在小微企业融资、老年人口服务、监管科技等方面仍有较大发展空间。但肯定的是，通过数字技术赋能，普惠金融能在遍在性和实惠性上进一步优化，而现实中，还有降低数字普金成本、增强数字普金有效供给等问题留待解决。

银行与金融科技融合的理想境界是什么？是银行即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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