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制造：历史进程中的华为和富士康（上）

【编者按】本文讲述了华为和富士康两家企业的成长史，转载自公众号饭统戴老板，作者李墨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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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深圳，从梅林关驱车到梅观高速，远远就能看见一个路牌，上面写着“富士康—华为”。

27年前，南巡的总设计师在这里踩下油门，懵懂的中国开足马力。下海的干部、首都的大学生、边陲小城的打工者摩肩接踵，轰轰烈烈的南下淘金潮如约而至，孕育了一座象征开放的先锋城市，两个路径迥异的工业巨擘：富士康在西边，是制造的骄傲；华为在东边，是技术的野心。

任正非和郭台铭有不少共同点，比如都当过兵，前者1974年入伍，是部队的“学毛选标兵”；后者1971年入伍，抽到了“金马奖”—驻扎在常被对岸炮轰的金门和马祖。后来，他们一个以狼性文化的管理走红，一个被“血汗工厂”的污名缠身，但他们都是中国人口红利的受益者。

华尔街日报记者在2007年来到深圳，那是媒体第一次踏足位于龙华的城中之城：高墙包裹着层层厂房，餐馆、银行、网吧和杂货店犬牙交错，500多台电视滚动播放着健美操、安全生产宣传片和富士康电视台的新闻，甚至下水道的井盖上也印着“富士康”。文章里，这里被称做“ 郭台铭的紫禁城 ”。

任正非则显得高深莫测，除了1988年《深圳特区报》上一段不到30个字的采访，就再也没怎么抛头露脸过。尽管此时的华为已逐渐成为一个庞然大物，但任的名气几乎只局限在通信行业，在这个小圈子里，流传着种种关于他的性格、财富、家庭、秘书等似真非真、似假非假的传闻。

等他们再一次和媒体与公众产生交集，是在2010年。这一年的5月，富士康发生十二起员工跳楼事件，媒体顷刻间涌进龙华科技园，肆无忌惮的打量着眼前的代工巨人。时值60大寿的郭台铭连夜赶往深圳，面对镜头三度鞠躬致歉，幻灯片投影的光线打在他的脸上，宛如血斑。

同年年底，任正非将手机业务升级为公司三大业务板块之一，豪言要做高端自主品牌，要做到世界第一。两年后，华为Ascen-d P1和Ascend D相继面世，余承东亲赴门店站台，但手机散热乏力、性能孱弱，销量雪崩，任正非当着团队的面，怒摔了手上的华为手机。

这是一个值得反复书写的年份，富士康的紫禁城出了乱子，华为的终端战略首战惨败。在那个十字路口，任正非和郭台铭都需要回答一个问题：中国制造下一步在哪儿？

分野

2010年的郭台铭，应该还没有梦见过妈祖。

第8起跳楼事件发生后，他专门从五台山请来高僧做法事，奈何鬼神修为尚浅，5月剩下的20多天里，第九、第十、第十一起自杀相继发生。5月26日，正在台湾陪同四川省委书记考察的郭台铭匆匆赶往深圳，脸上写满了还未散尽的惶惶不安：“我现在最怕晚上11点后接到电话。”

当晚11点20分，23岁的甘肃籍员工贺某从宿舍7楼阳台跳楼身亡。5个小时后，25岁的湖南籍员工陈某在楼顶割腕自杀，被发现后送医抢救。

第二天，全球200多家新闻媒体涌入这座紫禁城。这里有邮局、有银行、有学校、有医院，有占地1.25万平方米的厨房，每天消耗40吨大米、10吨面粉、30吨蔬菜、200头猪、6万个鸡蛋和500桶食用油，供养园区里30万名工人。对他们来说，富士康就是深圳，深圳就是富士康。

郭台铭道歉了，也觉得委屈。那一年，他领导着90万名员工，单是为员工洗衣服一年就要花掉6000万。如果富士康是一只军队，郭台铭会是全球第六的军事强权。他告诉媒体，深圳有几十万工人，99.99%的人生活都很正常，“你把我从楼顶丢下去，我也不能保证后面没有人自杀。”

一年之前，“中国工人”在美国《时代》杂志当年的“年度人物”评选中位居次席，他们被称为金融危机后中国经济“保8”的幕后功臣。但当自杀新闻盖过世博会的风头时，人们才发现厂房背后尽是被机器捆绑的痛楚与疮痍，若非媒体大张旗鼓的讨伐，大多数人还不知道郭台铭是何人，富士康为何物。

这个名字诞生在1985年，创业的第十年，郭台铭决定用一个英文品牌把公司推向世界。FOX代表模具（Foxcavaty），CONN代表连接器（Connector），是他起家的两个宝贝。后来，他又给刚刚进入富士康的大学生写了幅对联：富士则康，聚财乃壮。

三年后，年过不惑的任正非和几个合伙人，在南油新村一个居民楼里成立了华为，开始代理香港出产的交换机。同一年，郭台铭在宝安的西乡崩山脚下租了栋五层厂房，在环绕厂房的成片荒草中，他对着从广东丰顺招来的150名员工说，“这里将建成世界上最大的电子工厂！”

工厂生产连接器，那是整台电脑最不起眼的部件，但郭台铭在对的时间选择了对的地方：他来深圳的那年，台湾工人的平均工资突破了2500元，同期大陆的作业员只能拿500块的月薪。三年后，鸿海在台湾上市，西乡崩山脚下那块逼仄之地，已经装不下郭台铭的野心了。

他看中了紧贴深圳市区的龙华，“龙在中华，这个名字太好了，这里就是中华龙首！”在齐人高的杂草堆里，来深圳第五年的郭台铭对着身边的政府官员振臂一呼：“看得见的土地，我都要了！”[2]余音未散，厂房拔地而起，代表深圳迎接那些勤劳、踏实、努力，而且便宜的南下劳动力。

富士康的每一个销售都会说那句口头禅，“你自己做，不如我做便宜。你让别人做，也不如我做便宜。”就这样，郭台铭从LG嘴里抢来了苹果的订单，并把思科和IBM的订单也收入囊中。台湾的同行坐不住了，郭台铭便反呛，“广达、英业达、大众的订单都是我介绍的，明明是他们抢的我，怎么成了我抢他们？”

不到五年时间，龙华就筑起了城中城。成片厂房一层生产连接器，一层上产主机板，一层生产机壳，还有一层组装，一台台电脑从流水线上下来，根本不需要仓库，直接拉到码头运走。在园区走一圈，IBM的高管也忍不住感慨，“深圳到香港的高速堵车，全球PC市场都要缺货。”

当时，中国南方最时髦的东西是房地产，各路热钱飞蛾扑火般涌向南方，海南800亿、北海300亿、惠州150亿。就连柳传志也未能免俗，在惠州以“国际电脑城”的名目进行招商。日后回忆起这次头脑发热时，柳传志说，“如果再让我来一次，我可能还会这样选择。”

任正非倒也不是没干过投机的事，华为初创时虽名为技术，但做的是贸易，据说还卖过减肥药。后来，华为靠着倒卖香港出产的交换机，赚了第一桶金。

深知靠倒卖走不长的任正非，在1990年下定决心走自主研发。1992年，放弃清华博士学位加入华为的郑宝用牵头，和华中科大校友郭平一起研制出了能够容纳500个电话用户的HJD48交换机，大获成功。第二年，任正非在蛇口的一个小礼堂里开会，抹着眼泪说，“我们活下来了”。

尝到人才甜头的华为，从1992年起开始在名牌大学设立奖学金，大手笔招揽理工科人才。后来，华为在高校林立的北京组建了研究所，任正非有次去视察，觉得人太少，时任所长辩解说人多了没事儿干，任正非生气地说，“我叫你招你就招，没事做，招来洗沙子也可以。”

1998年，华为一口气从全国招了800名毕业生，第二年，又是2000名毕业生南下深圳，据说华为在高校招聘会上放出豪言，“工科硕士全要，本科前十名也全要！”华为招聘人员甚至混进Top10高校的男生宿舍，看到在打游戏的男生，就凑过去问：同学，找到工作了吗？

2000年，硕士在华为的月薪已经能达到8800元，还有几万十几万的年终分红，比深圳一般公司高很多。一边是应届生在华为拿着高收入，一边是任正非借高利贷发工资，据说最困难的时候，华为还制定过一个内部政策：谁能给公司借来1000万，谁就可以一年不用上班，工资照发。

后来，连郭台铭都忍不住抱怨，“华为的任正非，公司就在隔壁。我们很多同事都辞职去华为，都能拿到两倍的薪水。”员工听到老板抱怨之后，辞职的更多了。

任正非也在对的时间选择了对的地方：90年代的深圳不知道装了多少发财梦，使得华为成为了中国工程师红利的最大受益企业之一。郑宝用在33岁那年拿到了科技界最高殊荣“中国青年科技奖”，共同研发“C&C08”的李一男不到25岁成了华为研发一把手，这背后是任正非一以贯之的朴素观念：让搞技术的人赚到钱。

1994年8月，C&C08万门机落地江苏邳州，经过两个月的上线调试，大获成功，与之后的C&C08 2000门交换机一起横扫中国电信市场。到1995年，销售额已经达到15亿，此后每年翻倍增长，成为全球历史上销量最大的交换机，也成就了华为在世纪末的高速发展。

日后的一切都能在深圳找到答案，两家公司在一片狂热中踩中了中国经济全面加速的两脚油门：龙华的工厂还没落成，郭台铭就把那句“我都要了”在昆山又喊了一遍；同一年，华为在美国成立了分公司RANBOSS，中文翻译过来就是“任老板”，任正非勃然大怒，把名字改成了Futurewei。

富士康在全球化的浪潮里节节胜利，华为则在世纪之交的互联网泡沫中迎来了第一个冬天。

腾飞

2001年，富士康拿到了英特尔P3和P4主机板的订单，闲不住的台湾媒体给郭台铭扣上了“民营制造业老大”和“台湾科技首富”的帽子，把郭台铭吓得不轻。他辩解说，“我告诉各位，广达是我大哥，广达绝对是老大。仁宝是老二，华硕和明基排老三老四，我怎么也是五名开外。”

故作谦虚背后是藏不住的眉飞色舞，当下属从美国来电，汇报富士康获得英特尔的生产许可时，郭台铭激动地说，“这是富士康的重要里程碑！”从连接器、模具，到机壳、主机板，依靠在大陆的广泛布局，富士康已经吞下了整个电脑制造的链条，与芯片霸主英特尔深深绑定在了一起。

比起郭台铭的春风得意，任正非的2001年不太好过。在那年10月的干部会议上，任正非抛出了《华为的冬天》，“我们公司的太平时间太长了，在和平时期升的官太多了，这也许就是我们的灾难。”

两年前，任正非本想用内部创业计划，清理掉丧失奋斗精神的“沉淀层”，没想到技术人才成了流失的主体。2000年，李一男离职创业，那封“绝不做华为敌人”的感谢信还没消化完，华为在数据通信领域最强劲的对手就立了起来。一起出走的，还有200多个业务与技术骨干。

那次会议上，任正非总结了自己过去的决策失误：痛失PHS、CDMA和手机终端三大通信增长点。PHS成就了UT斯达康和小灵通的一代霸业，CDMA为高通的快速崛起埋下了伏笔，留给华为的只有IT泡沫破碎带来的通信设备投资萎缩。

2003年，任正非差点以100亿美元的价格把华为了摩托罗拉，几乎所有的谈判和文书工作都已经完成，但对方领导层的变更导致交易流产。摆在任正非面前的，变成了3G的漫漫之路。

最终，曾放言“谁要做手机谁下岗”的任正非组织了手机终端立项讨论会，宣布华为要成立独立的终端公司做手机。2003年11月，公司正式成立，预算10亿元，差不多是当年的净利润。

当时，只要有手机牌照，给别人贴牌一部就能赚好几十块，手机厂商在信息产业部门口排起长队，华为直到2005年才拿到生产和销售许可。为了推广3G，华为和运营商合作做了10年定制机，运营商提供要求，华为生产，利润只能勉强给研发输血。

这段时间，支撑华为活下来的是海外的缝隙市场。2003年底，华为在香港击败了爱立信和西门子，拿到了当地3G运营商1亿美元的订单。在俄罗斯市场，华为陆续拿下GSM设备供应和光传输干线的订单，紧接着，欧洲几家老牌3G数据卡供应商也慢慢感受到了华为的压力。

支撑华为攻城略地的还是国内低廉的人力成本优势，无论是研发、管理，还是工程、售后，每个环节的性价比都令欧洲同行难以企及。后来李总理在罗马尼亚问及华为在欧洲的运营情况，任正非直言不讳，“华为现在是卖高价，卖低价就把西方公司都搞死了。”

如果说任正非有什么信仰，那也许是“知识”。华为的数据卡全部基于高通的基带解决方案，由于高通对中兴的扶持，华为的数据卡芯片在2007年后经常断货。那年年底，老将王劲从欧洲返回上海，主导海思基带芯片项目。2009年，华为WCDMA数据卡芯片问世，支撑华为在当年拿下了欧洲70%的市场份额。

柳传志的爱将郭为曾造访华为，任正非直截了当的劝他不要做研发，“你要做就得大做，小打小闹还不如不做。”联想总裁杨元庆访问时，任正非也说过类似的话，“联想想发展成技术型的企业，股东和投资人不答应，还是难！”

相比之下，郭台铭信过很多东西，信过成吉思汗、信过关公、信过妈祖，所有人都叫他“台商”，祖籍山西的郭台铭说自己是“晋商”，是关羽的老乡。1999年，台湾晋商郭台铭回晋城老家祭祖，顺手放下了一座模具工厂。十年之后二度祭祖，模具工厂已经变成了1058亩的富士康工业园，风头直逼龙华大本营。

那时，“血汗工厂”的帽子还没扣下来，富士康就是产值、就业、GDP，大陆是成本、政策、劳动力，郭台铭和广袤的中国腹地开启了十年蜜月期。

山西有了富士康，山东坐不住了。据说烟台政府为了勾起郭台铭的桑梓情怀，专门找到了其母初永珍当年住过的老房子，办好房产证送到深圳[4]。郭台铭喜不自胜，3.3平方公里的烟台富士康科技园随即破土动工。

2005年，为了争取富士康到武汉投资，当地政府专门成立“富士康工作班”，耗时四个月完成了一部长达40万字的报告，分析武汉的优势与富士康发展相结合的前景。随后，工作班又耗资30万制作了一部专题片，带到深圳播放。看到片中“山水兆富、环境纳士、佛岭蕴康”的字幕，郭台铭忍不住称赞“唯楚有才！”

在郭台铭的规划里，深圳和广州生产台式机，上海和苏州生产便携数码产品，北京和天津搞无线通信，所有的组装环节富士康都能覆盖，别人做不出来的，富士康能做，别人能做的，富士康更快、更便宜。从索尼、诺基亚和摩托罗拉再到iPod和iPhone，消费电子产业已经离不开富士康了。

2009年5月27日到6月6日，iPhone3GS上市前最关键十天时间里，64万部手机在富士康紧急组装完成，差不多每每分钟，就有45台iPhone走出生产线，全世界没有一家代工厂能做到这一点。后来，与华为敲定合作的郭台铭在内部会议上骄傲地说，“华为要战胜思科，必须与富士康合作！”

为了规避台湾“上市公司投资大陆不得超过公司净值40%”的行政命令，富士康移师港交所，三个月股价翻了五倍。经济危机后的股东大会上，郭台铭俏皮的鞠躬谢罪，“我这次是以败军之将的姿态检讨，因为赚的钱没有预期那么多。”他为那次讲话取的标题，恰似十年蜜月的概括：《黄金十年，赢在大陆》。

每月10号，是龙华最热闹的日子，那是富士康发工资的日期，自动提款机排起长龙，网吧、彩票投注站和手机门店人头攒动，新上市的iPhone总能吸引最多的目光，每一个零件都由工人们亲手组装，再配上一个让人望而生畏的价格。

曾经华灯初上，蓝色和白色的制服从紫禁城鱼贯而出，人们很快会知道，那里是一座与世隔绝的工厂，一群渴望尊严的工人，一个“MADE IN CHINA”的残忍剪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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