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溯宁发问众企业家：怎么用IT与数字去实现脱贫？

2017年4月2日，由深圳市人民政府、数字中国联合会主办的“2017中国（深圳）IT领袖峰会”在深圳五洲宾馆举行，亿欧作为支持媒体受邀参加。 

当天下午，主题为“IT与数字 脱贫 ”的分论坛在深圳五洲宾馆深圳厅举行，参会嘉宾有世界银行集团国际金融公司亚太区首席投资官李耀、汉能投资集团董事长陈宏、58集团首席执行官 姚劲波 、亚信科技董事长 田溯宁 、道同投资创始合伙人张醒生、沪江创始人伏彩瑞等。

以下为嘉宾主要观点（有删减）：

田溯宁 ：大家好！最近大家谈数字鸿沟比较多，随着数字经济发展，社会在不断分化。这次信息革命，尤其是互联网加上未来的 人工智能 ，数字鸿沟越来越激烈，中国又是一个发展快速的国家，但是整个发展差距也非常大。我们这些人都是技术革命的受益者，这个时候也该谈到一些责任。尤其扶贫是政府非常重要的工作，这个话题看上去政治上比较正确，但是实际上不是太时尚的话题，我们先来听一下他们对于数字脱贫的看法。

李耀 ：我来自世界银行国际金融公司，世界银行是世界上最大的多边发展机构。按照我的理解，时代的变化，技术不断变迁推动着人类在征服自然，克服各类困难，尤其在克服贫富差距这个方面的手段不断进步。比如70年代，世界银行觉得应该在发展中国家做水泥厂、盖一些工厂就是不得了的事情。90年代信息高速起来后，在发展中国家如何建立一些信息高速公路、建立一些基础化的与信息有关的基础设施又成为非常重要的手段。到了21世纪，过去15年时间，世界银行国际金融公司、亚开行、非洲开发银行等又发生了变化，比如说用一些新的识别的技术或者征信技术以及通讯技术，使得最底层的人可以触达。

今天讲IT和数字脱贫，用我们的术语来讲，叫做金融包容，还有一个数字包容，即再穷的人也有享受信息服务技术的权力，他可以用摩拜，可以用支付宝、Apple pay。在此之后还有教育包容，普惠农业、普惠医疗，普惠金融，我们讲的最多的是普惠金融。因为普惠金融是最直接的减少贫困。用金字塔来说，最底层蓝领工人他们用信用卡、金融服务的手段非常少。而最高层的得到的金融服务又是过量，现在出现了一些技术变革，就是如何让他们能够最快的得到一些小额贷款，通过一些征信的办法，比如刷脸得到100元、1000元普惠金融等等。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叫做普惠教育、普惠农业、精准农业，如何使得很贫困的人用很少的资源获得很大的产量。比如精确农业里面有一个精确灌溉，他也是一种用技术推动减贫的方式。所以我就觉得今天您的顾虑完全不必要存在了。

姚劲波 ：大家好！我是58同城的姚劲波，我们过去十年一直专注在搭建一个平台给老百姓提供各种生活服务。田总这种担心我认为不必要存在，事实上今天这个世界所有的人不管你有没有钱，你接受信息的能力是大幅度加强、大幅度改善。我老家在湖南益阳，是比较不发达的地区，我发现我外婆都会用iPhone。今天一个人无论用什么手机，接触的信息品质是一模一样，所以接触信息的能力事实上越来越平等。

过去只有贵族能找最好的老师，今天一个普通的人都可以接触到斯坦福公开课。所以我们也看到一些好的服务，针对农村的服务，在下一步会有很大的衔接。58同城之前固定的为城市人服务，下面我们做一个58同村，为村里人服务。这次回去后我也坚定了我的信念。

不过，我的观点不是IT脱贫，是基于IT的服务脱贫，IBM卖的是电脑，本身他就是一个商业行为，但是如果架构在IBM系统上一套服务，有千万的人、亿万的人参与，就有很强的公益属性。有个典型的企业：Google，Google是一个商业公司，但是不可否认Google帮助了很多人，它有很强的公益属性。

对于个人而言，并不是说农民能接触信息，都能上网了就能脱贫。城市也是一样的，这个社会总是二八分布。有一部分精英人，有一部分一般人，所以今天全面的信息基础设施，包括成本的下降，只是说给所有人提供了机会，如果你愿意发展，你能跟所有人在一个起跑线上，并不是所有人就脱贫了，那就太容易了。

反过来，我为什么提到农村，农村缺少一些专门针对农民的好的服务，让他们通过这个平台能够挣钱，能够有示范效应。这就跟当年淘宝做年轻人开店一样，很多人有示范效应。我们要做的是把信息服务带到农村层面去，因为他们都已经具备用手机察看信息，而信息是最重要的武器，这个信息能不能无差别传递给每个人，这是很重要的差别，我觉得我们有这个责任做好，这些信息对发布的人、看到的人都是价值财富，一个信息可能就改变一个人生。

陈宏 ：我有两点说一下，从IT跟脱贫来讲，由于IT的存在导致信息更加平衡。通过直播在农村也可以看我们IT领袖峰会，过去是不可能的。是IT促使了信息交融。今天讲到脱贫，我突然想到另外一个话题，跟AI有关。

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很多人不管是在边远的农村或者城市里，都会变成穷人。有一个研究报告说，随着你的学历增高，你的财富越来越多。第二，资本越大的人，财富越来越大。所以产生整个社会不平衡。等着人工智能发展壮大的时候，工厂不需要人的。只要我有钱，我投资一个机器，不单便宜，还能每天工作24小时，也不用加薪。人工智能技术从效益、资本层面跟一般人的区别越来越大，未来这也可能变成一个话题，可能政府要解决这个问题或者企业界要解决这个话题。

张醒生 ：十几年前当田溯宁、吴鹰我们这批人发起数字中国的时候，那个时候大家提出消除数字鸿沟，中国广大地区还没有互联网。十几年后，中国数字鸿沟已经基本被填平。但是我们还要回到一个现实，中国仍然有将近1亿人口生活在贫困线，准确说应该是8000多万。

我前两年受上任河北省省长委托去考察白洋淀污染和贫困文化，我发现一个特别奇怪的现象，离北京那么近却非常贫困。贫困体现在几个地方，一个是农田里干活都是50多岁的老人。十几岁的孩子上不了大学，各个拿着时尚手机，他不工作，也没有知识去工作。于是他们打零工，今天打零工赚30元，今天就花掉。没有一个整个发展机会。

可是他们仍然每天乐此不疲去上网，发各种消息，已经跟互联网联结在一起，可是并没有解决贫困问题。从这个角度，互联网把人拉的很近，但是今天数字中国提的话题非常有意义，我们怎么能把这批人让他们从贫困，不能光玩互联网，而应该从互联网中获得生活发展的技能，融入这个社会。

伏彩瑞 ：贫困是一个特别大的事儿，但是任何事儿都有一个根本原因。贫困的根本是什么？扶贫必须扶植，扶植的根本是解决教育。我是一个实践者，我16年前搞互联网教育一直搞到现在，我们操作很多实际项目来做互联网支教，想法很好，最后很不幸的是，老师留不住。

小孩刚刚对未来有信心了，结果老师走了，落差特别大。但是很多人想做支教的原因是把正确的东西带给孩子，而且那些孩子特别有热情。那么通过互联网怎么做呢？让优秀的老师足不出户在自己电脑上，用可以把握的时间教学，不用说上山下乡。我们现在发现这个方法行之有效，可以批量复制。

田溯宁 ：我们还是两种观点，李耀、姚劲波比较乐观，张醒生、陈宏认为这个事情不是那么简单。我们最早做IT的人，非常简单地认为技术是中国变革最重要的手段，是最核心的力量。但是另一方面，通过20、30年实践，技术变革让那些有技术、有知识、有资本的人不断获得受益。

而我们如果看整个这200年来工业革命历史来看，当一种技术变革被少数人掌握之后，传统的工作被新技术工人所取代，往往带来的是国家、政治变革，伴随着革命、战争一系列的问题。所以我还是想把这个话题继续探讨一下，也希望大家分享一些例子，到底数字是一个机会，还是说数字使我们面临很多问题，变得复杂化了。

张醒生 ：我先举一个例子，虽然互联网可能改变社会，但是会受到利益集团强力抵抗的例子。我在农村去的时候，发现农村打农药，有的人不按照农作物生长期打农药，而且过分打药，使得食品非常不安全。

我当时觉得用移动通讯技术、互联网技术说不定有一个好的方向。正好中国移动那个时候搞了一个平台，有点像村村通，我跟最大的一个跨国公司农药主管说，我现在发现一个帮助你们卖药的方法，又能帮社会控制农药喷洒量，我说你们能不能把农药做成小包装。

农村都是40、50多岁的人种田，用互联网卖小包装的农药，这样能够给农民指导，并且给他小包装，也不会太浪费，因为农药是有效期的，而他们根本不会搞用量控制。跨国公司负责农药的说这个事儿特别复杂，比方说农药1000元批到省，省里再2000元批到地区，地区再加2000元批到县，县再批到乡。如果用互联网这么一弄，所有体系全乱了，所以不敢动，因为利益格局已经形成了，只得一吨一吨大包装往下卖。老百姓要么不知道什么时候该打什么药，要不然想着几十元买了这瓶药，干脆全用了。所以为什么我们食品安全不能受到一个很好的监控，因为我们没有一套体系，我想象中用移动互联技术指导他可以实现，但利益格局使得这个事情非常困难，当然这里面包括了很多行贿成分，因为农药从某种意义上是专卖制。

李耀 ：世界银行做了一件很意思的事情，扶贫过程中，他明知道很多成本是很高的，就像外部性公益，哪些交给政府做，哪些交给民营企业家。世界银行有一句名言，发展中国家增长的发动机来自于民间的资本家。就是民营资本是增长的发动机。因此当你新的生产利益有了大量的IT技术，我们把高速公路也是看成制度的安排，这种安排使交易成本大大降低了。刚才讲食品安全，我十年前跟农大接触的时候，他们向日本提供农产品，其中一个非重要的就是食品可追溯，但是成本异常高。随着数据处理的能力提高之后，这个方面得到了加强。

张醒生 ：提到食品安全，我分享一个用IT技术解决贫困地区的成功案例。两年前有三个年轻人，两男一女，去吃烤羊肉串。吃的时候就觉得味道不对。第二天北京报纸就披露了，北京很多羊肉串店卖的根本不是羊肉串，是各种杂肉挤压在一起做的肉团。

这三个年轻人说这个一定要找到一种办法，把可溯源的羊肉弄出来。于是到草原考察，发现整个养殖业可以分拆出来五个阶段，只要你能分开就能完善价值链。但是最困难是育肥阶段，银行不给贷款。于是他们就把育肥阶段提出来做成互联网模式，在网络上众筹，1000元养一只羊，放在草原上由可信的牧场圈养，每只羊用RFID卡进行标记，然后用中国人民保险公司进行保险。四个月完成了育肥期，把羊进行屠宰，然后把钱还给众筹的投资人。这样的话，他们仅仅用了一年多的时间建立了20多个牧场，是有源可追溯的牧场，一年多做了5.7亿销售额，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案例。

本文作者宋少卿，亿欧专栏作者；微信：zzb0930（添加时请注明“姓名-公司-职务”方便备注）；转载请注明作者姓名和“来源：亿欧”；文章内容系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亿欧对观点赞同或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