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猎我们都知道刘小样的故事，她曾面对镜头说出一句让无数人记住的话——“我宁可痛苦，我不要麻木。”
刘小样多次离家外出、打工、学习，又因为婆婆生病与家庭责任一再返乡。她的出走并不壮烈，却真实地呈现了那个年代女性在家庭与自我之间的摇摆。但她的故事像是一个早到的隐喻，提醒我们：出走从来就不是简单的离开，而是一场与社会结构的长期缠斗。
二十多年过去，“女性出走”成为新的社会热词，在文学与影视中也总被书写为自由的象征。从苏敏的房车旅行，到房主任的脱口秀段子，再到傅首尔在镜头前的离婚告白——女性出走的故事频频登上热搜，被流量点亮，也被舆论碾压。她们获得关注，也承受质疑；被赞为勇敢，也被批评为“表演”。
自由的叙事在被拍手欢迎的同时，也被市场包装、被话语规训。那些离开的女性似乎终于“被看见”，却仍然无法彻底“被理解”。当女性真的离开家庭、婚姻与期待，走向公共舞台时，她们却常被审问、被质疑、被消费。从房主任、傅首尔到苏敏，她们的“出走”被看见，也被围观——自由成了一场必须付出代价的叙事。
女性可以出走，但不能“出格”
在今年的脱口秀舞台上，“脱口秀新人”房主任成了最意想不到的“顶流”。
这个来自山东临沂沂蒙山的“信息中心主任”大方地讲述着自己更年期绝经，带着两个女儿净身出户离开婚姻的故事，她的段子好像是给自己的伤口撒盐，却又用笑声把疼痛藏了起来。房主任让无数观众看见了一个50岁的农村女性如何走出困境，因此也被网友称作“脱口秀版《出走的决心》”。
节目播出后，房主任迅速爆红。然而，在流量与掌声之后，她也迎来了质疑——有人指责她“抹黑前夫”，有人怀疑故事“编造”。曾经的共情，转瞬成为公审。
很快，有人爆料称房主任的表演内容不属实，存在“抹黑前夫”和“篡改事实”的情况。虽然房主任很快发视频进行了反驳和回应，但仍因其将公公的行为安在已故婆婆的名义上进行剧本创作被舆论讨伐。网友在社交媒体上开始“扒”她说的具体细节，试图核实哪些是真实、哪些是改编甚至代写，甚至在知乎上发帖问“房主任在脱口秀节目中爆火了，她的经历都是真的吗？”。
房主任“塌房”了。有人质疑她的段子夸大了婚姻冲突，有人说她“编造凄惨的人生”，甚至有人公然讨论她的丈夫有没有权利“收拾她”。就好像脱口秀界的“出走的决心”刚发动引擎，还没开出小区门口就被交警拦下了。这场争议不仅是个人真假之辩，更暴露了公众对“女性出走”的双重标准——同情她的脆弱，却无法容忍她掌握叙事权。
前段时间，热映电影《浪浪山小妖怪》的线下观影活动中，受邀参加的两位分享嘉宾傅首尔和苏敏被邀请分享观影感受。傅首尔的切入点是主角小妖怪的自我意识觉醒，认为父母可以对年轻人有一定的信心，多与他们分享自己的困惑和迷茫，而年轻人也可以去实现他们的自我价值。
苏敏的分享则转向猪妈妈的视角：“其实大家都在想小妖怪要不要离开浪浪山，而我则在想猪妈妈要不要离开浪浪山。因为我感觉猪妈妈的生活，它就是我前半生的生活，为了家庭，为了孩子，还有就是照顾酗酒的丈夫”，这个由她自身经历出发的思考获得了现场观众的欢呼和掌声。
但当现场发言片段流到互联网上，却遭到了网友的围攻。许多网友认为《浪浪山小妖怪》中小猪妖离家打拼但一直思念母亲，回家探视时家人团聚，猪妈妈对小猪妖关心的剧情是真实的在外打工人和母亲关系的写照；而小猪妖意外继承了修仙失败的父亲的绝招，在最后的战斗中和伙伴们成功御敌，更是在描写家庭的羁绊，动画电影本身是以家庭为核心观众群，不应该与嘉宾个人“离婚”和“离家”的人设有关联。嘉宾的舆论在豆瓣引发了差评潮，出现大量一星恶评抵制电影，更有报道称这次失败的宣发让“该片票房骤降3个亿”。
熟悉傅首尔和苏敏的人都知道，她们的发言并非无的放矢，而是从自己的真实经历出发。傅首尔从《奇葩说》进入观众视野以来，一直以敢拼的女强人形象示人，在去年与丈夫老刘在《再见爱人3》官宣离婚。虽然她一再强调“离婚不是破坏家庭，而是尝试重建一个更健康的关系”，离婚后她与前夫友好往来，也与儿子关系亲密，但舆论仍然认为她的离开是蓄谋已久。
而苏敏阿姨的前半生里，一直为家庭隐忍付出，照顾女儿和外孙长大，给母亲养老，同时还需要面对丈夫的肢体暴力和冷暴力。在2020年，她下定决心离开生活了30多年的城市，以一人一车一帐篷的方式自驾出走全国。
她尝试过冲浪，前往了珠峰大本营，游玩九寨沟……依靠镜头里苏敏阿姨对于她自我和生活的重建，一度获得了网友关注，成为了拥有百万粉丝的自媒体博主，同时她的经历也被改编成了电影《出走的决心》。
但随着苏敏在今年1月成功离婚，舆论对她的态度也悄然改变。此前，苏敏在采访中表示，“我‘母责’已尽，没有对不起任何人，是该为自己活一次了”。她的出走一度被公众视为“正当防卫”。但当她开始变现、出版、直播谋生，这种正当性又被迅速剥夺，这份对人生的掌控便被视为“变质”。
有网友评论：“这种庆祝离婚是值得吗？”，“这个博主一开始自驾的行为很勇敢，第一次换房车时候挺替她开心的。但后面，反复的诉说，越来越多广告，也能理解，但不再关注了。”
两位女性的经历本身就印证了《浪浪山小妖怪》里一句感动许多人的台词——“我想要活成我喜欢的样子”——可是当她们真的以“离婚女性”的身份表达自我时，却会触碰敏感的公共神经。电影宣发引起的舆论和房主任塌房一起，让我思考：女性出走了，可是然后呢？她们是否能继续获得商业上的成功？或者说，出走的叙事虽然成立，但出走能否成为一种可被市场认可的价值？
尽管房主任、傅首尔和苏敏的个案有其特殊性，但她们所遭遇的舆论困境却清晰地指向一个普遍性的问题。当文学和电影中的女性出走叙事，为观众提供了一种理想化的成长图景：女性应当相信自己，依靠自己的能力，争取爱的自由，自我表达的空间，乃至远行，追求个人幸福和职业理想。
然而，现实为出走的女性补完了结局——女性可以出走，但一旦把这种痛苦拿到公众面前，成为热点话题、挑战叙事边界、乃至转化为商业价值，就会迅速遭到反噬。金钱规则仍然和父系社会深度绑定，女性的离开被视作对传统秩序的挑衅。
出走去打拼的女性是被鼓励的，不过前提是这些女性最终仍会回归到主流价值，成为一个事业有成的职场女性，同时也是一个合格的妻子。温和的“逃生”可以被描绘成一条诗意的、带有治愈感的路，但一旦涉及到利益，出走的女性就需要额外的解释“正当化”自己的行为，且仍会被打上背叛的标签。
这些故事的反复出现，恰恰暴露了一个尴尬的真相——
社会对女性出走的态度，始终是有条件的：她们可以离开，但必须温顺地离开；她们可以自由，但不能因此获利。
文学中女性的远行
这些舆论对女性出走的敌意，并非偶然，它在文学和思想传统中早已有迹可循。
英国学者多琳·马西在《空间、地方与性别》中指出空间的概念是基于社会建构的，与性别密切相关。女性往往被限制在私人、静态的“家庭”空间，而男性则更自由地在公共空间中活动。传统的社会规范对空间进行了“编码”，公共领域通常被视为男性，而家庭领域通常被视为女性。
多琳·马西认为妇女的流动性受到多种方式的限制——从身体暴力到社会期望——这实际上将她们“囚禁”在某些空间和社会角色中。主动离开家庭空间的女性，不仅被视为越界，更是对性别秩序的挑战。
女性的出走在网络时代有了新形态——她们的地理流动变得可能，但舆论空间的边界依然森严。这正印证了多琳·马西所言：空间本身是一种社会建构，与权力结构紧密相连。
但随着对性别平权关注的上升，女性的社会地位和选择权也获得更多认可。我看到愈来愈多的影视作品中，女性角色通过离开熟悉的家庭或封闭空间，进入公共领域，展现出对自我掌控的渴望与行动力。其中最典型的便是成长迁徙型——她们通过离开原有环境，完成自我觉醒和身份认同的塑造。
无论是《布鲁克林》中从爱尔兰跨越大洋来到纽约的艾丽丝，《弗兰西丝·哈》和《伯德小姐》里去纽约找寻自我的女主角，《涉足荒野》里真的独自徒步超过一千英里，穿越加利福尼亚州、俄勒冈州和华盛顿州的27岁女生谢丽尔，亦或是《艾米丽在巴黎》中遭遇职场挑战、文化冲突和人际摩擦的艾米丽。她们的出走不仅是地理上的迁移，更是对“我是谁”“我要在哪里生活”的追问。
这种“出走”的叙事在文学作品中同样得到生动体现。埃莱娜·费兰特的《我的天才女友》中的两位女主角——埃莱娜与莉拉——成长于意大利那不勒斯的底层社区，她们的世界被严格的性别角色与社会阶层所界定。
莉拉虽然留在社区，却通过智慧和反抗意识挑战男性控制；埃莱娜则通过教育与写作进入大学和知识分子圈层，这种地理与社会身份上的迁移不仅是“出走”，更是精神与文化空间的拓展。她们通过离开熟悉的环境，在外部世界中探索自我，实现了对话语权、社会行动可能性以及主体性的重新定义。
正如多琳·马西所言，空间与权力交织，女性通过占据新的社会与文化空间，重写了自己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如格蕾塔·葛韦格在《小妇人》中写下的那句“我不惧怕风暴，因为我正在学习航行”一样，女性通过出走，把原本固定的家庭和社会角色抛在身后，在未知的旅程中探索自己的航向。
这种文学和影视中的“出走”叙事展示了女性突破固定角色、探索未知空间的可能性，但虚构中的自由并不代表现实的自由——正如安妮·埃尔诺在母亲身上看到的那种矛盾：经济独立并不等于精神解放。
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安妮·埃尔诺在《一个女人的故事》中追忆了自己的母亲。她的母亲是一个出身贫苦、靠小店生意改变命运的劳动女性，希望女儿不再像自己一样起早贪黑地赚辛苦钱，而是成为知识分子——“她每天从早到晚卖土豆和牛奶，就是为了让我能够坐在阶梯教室里听老师讲柏拉图”。虽然母亲拥有经济独立的能力，也为女儿能够成为大学生而感到自豪，但同时她又有一种内在的束缚。在女儿结婚前夜，她依然嘱咐：“努力把你的家庭经营好，可别让人把你休了。”
埃尔诺通过对母亲经历和心理描写，揭示了女性自由成长的复杂性：即便具备能力与条件，女性仍常在家庭期望、社会规范与代际观念的夹缝中犹豫，仍会对于自己可以拥有的家庭领域之外的自由感到踟蹰，既渴望又害怕这份“自由”有松动的可能。
失败的出走与被收编的自由
父权社会对女性出走的虚假“许可”——既希望她们制造出新的“自由幻想”，又不希望她们真的挑战现有秩序——让我想起爱尔兰作家埃德娜·奥布莱恩的《出走》三部曲。
它讲述了两个爱尔兰少女凯特和芭芭从乡村走向城市、从传统走向自我探索的过程。少女欺骗了父亲和兄长，悄悄逃离村庄，但是在大城市里的她并没有独立，而是依附于另一个男性，在爱里失衡，在欲望中纠结。
初次读完，我稍稍有些失望，要知道这部作品在当时的爱尔兰社会几乎被视为对道德的冒犯，但在今天，这样一个“为爱迷失”的故事——一个少女爱上已婚男子、为他做情妇、为他委身、最后背叛——在题材上已不再显得先锋，甚至略显陈旧，像是《故事会》刊载的通俗爱情，有一个破败的结局。
可正是这样一个并不成功的出走令我难以忘怀。在三部曲的终章中，凯特并没有通过爱情完成解放。她嫁给了一个她幻想中的成熟男人，但在婚姻中逐渐丧失自我。她对“爱情”的执念最终让她成为了一个更隐秘的牺牲者——她把逃离家庭的欲望投射到爱情上，却没意识到她走进的是另一种形式的枷锁。
而她的女伴芭芭看似更加清醒、聪明、不受情感裹挟，她以讥讽与聪明对抗权威，最终却也走入了一个按部就班的财产交换的婚姻。她没有沦陷于爱情，但她也没有真正挣脱社会结构。她的婚姻建立在物质和社会地位的交换上，缺乏情感的共鸣。两位女性的经历揭示了即使在追求自我解放的过程中，依然难以摆脱社会结构的束缚。
凯特与芭芭的故事之所以重要，并非因为情节本身，而是因为她们的‘逃离’揭示了一种循环：女性以为自己离开了父权，却在爱情、婚姻中进入另一种形式的服从。
埃德娜的小说主角凯特的出走其实和她自己的人生很像。埃德娜出生于1930年的爱尔兰的克莱尔郡，一个“只有一匹马、一家酒店、拥有27家酒吧的小镇”。1951年埃德娜遇到了40岁有过一次失败婚姻的作家欧内斯特·盖布勒，虽然家人试图阻止两人的恋爱关系，甚至前往盖布勒的别墅试图带走埃德娜，但她们还是结婚了。这段仓促的婚姻像小说中凯特和尤金的婚姻一样来得快，去得也快。1964年，埃德娜与丈夫离婚，带着两个儿子前往伦敦。
埃德娜于2024年离世，享年93岁。在她离世后上映的传记型纪录片《蓝色之路》里，披露了冲动婚姻背后的故事：在《出走》出版后，盖布勒开始嫉妒妻子的成就，试图将她的成功归功于自己。由于无法拥有自己的银行账户，盖布勒帮她签署了版税支票，并从中分给她一笔零用钱作为家政津贴。盖布勒甚至在她的日记中做出批注，写下声称他是她书背后的真正有天赋的创作者。“你可以继续写下去，但我永远也不会原谅你，正是这句话成为他们婚姻的丧钟。”
但幸运的是，和小说中被婚姻困住无法挣脱的凯特不同，埃德娜离婚后仍然勇敢向前，在伦敦依靠女性先锋创作声名鹊起，并持续文学创作为女性发声。她的家成为伦敦文艺名流的聚集地，玛格丽特公主和朱迪·加兰等人曾在此彻夜跳舞，保罗·麦卡特尼还为她的孩子哼唱过小夜曲。
埃德娜没有创造一个供仰望的女性成长叙事，而是让她的女孩失败了。现实里，《出走》的第一部问世时，由于书中对年轻女性尝试建立关系并享受婚外性经历的描写，也遭到了爱尔兰当局的封禁，甚至被下架和焚毁。“出走”的埃德娜以现实和小说的互文揭示了《出走》真正激进的部分——女性即便实现了地理空间的迁移，比如逃离家乡、逃离父亲，也未必能逃脱那套控制其身体与欲望的深层逻辑。
在某些时候，甚至“逃离”的叙事本身都已经被体制所吸收，变成了更深层的控制形式。
结语
当我们把目光从半个多世纪前的爱尔兰拉回今日的商业社会，会发现这种“控制逻辑”非但没有消失，反而进化出了更精巧的形式。建立在父权制基础上的资本主义已经从最早以女性作为生育的资本主义积累手段，变成了更为隐匿的，依靠女性叙事赚取话题红利的陷阱。
房主任作为单口喜剧的新人，在“害怕网友去网爆他 （前夫） ”的考量下，几番取舍后的文本创作在她爆红之后被说污蔑；苏敏阿姨自驾寻找自我，但在她出书，直播，前往戛纳参与电影节后，舆论质疑她吃“大女主”红利的声浪也逐渐变大；傅首尔从《奇葩说》一路走来尝试各种综艺和影视剧寻求发展，人还未红透，却因为上节目离婚被扣上“上岸先斩意中人”的罪名。
出走的女性所获得的商业价值，看似是社会和市场对她们的肯定，实际上却揭示了更深层的结构性矛盾。这些舆论的逆转印证了福柯的“规训权力”：当女性试图从被观看、被同情的客体，变成拥有话语权和定价权的主体时，社会的舆论暴力就试图把她们拉回原位，以维持既有秩序的稳定。出走可以被允许，甚至可以被消费，但必须是温和、可控、不动摇父权和资本共谋的秩序，观众、媒体、品牌、平台，构成了新的“审查共同体”。
女性的“出走”叙事被纳入消费逻辑，本质上是资本对女性情感与痛苦的再次占有——将离家、离婚、寻找自我这些个人抉择转化为可被购买、观看、点赞的商品和流量。
这种收编催生了“消费主义女性主义”的陷阱，一方面它让人误以为通过购买她的产品，就能参与到“赋权”之中，实际上商业价值仍然是资本游戏，而资本和父权把本该具有集体抗争性的女性联结简化为个人化的消费行为，稀释了其中的政治意识。
另一方面，“她经济”的浪潮让资本意识到主动采用女性主义话语——比如推广“女老板”文化或捆绑“独立女性”——是有利可图的，但实际它们的核心仍建立在资本的剥削劳动之上，企业文化也并不尊重女性。这种资本游戏允许企业和个人从被符号化的女性主义中获利，同时在被戳破假面后逃避问责，但当一个“出走女性”的叙事出现时，资本游戏就会将其从利益工具变为冲突焦点，让女性再度面对父权对她们的审判。
在《出走》三部曲问世六十五年后，埃德娜·奥布莱恩的回忆录在国内出版，书名Country Girl:A Memoir被译作《我无惧声名狼藉》。但我想，真正的出走应该是能让女性不必解释、不必演绎，不必“声名狼藉”的。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青年志Youthology （ID：openyouthology001） ，编辑：Sharon，作者：青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