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后继无人,还是农业中“人口红利”减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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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农业人口老龄化


在全国各地调研发现,在粮食作物种植区,55岁以上的老人是农业生产的主力,60多岁、70多岁仍务农的老人并不在少数,我们在调研中也不止一次遇到80多岁的务农老人。这其中固然有生产力进步的原因,因为近些年以农机作业服务为代表的农业社会化服务迅速发展,使很多农业生产环节不再需要人力投入,因此身体健康的80岁老人仍然可以做田间管理,可以务农。但老人们也有普遍的忧虑: 年轻人不愿意种地,甚至不知道自己家的地在哪里。


从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来看,2010~2020年,55岁及以上人口占农业劳动力人口的比例从24.8%,增长至44.9%,提高了20个百分点。其中,粮食作物种植区的老龄化程度更高。根据农业农村部固定观察点数据显示,2006~2019年,粮食主产区务农劳动力平均年龄从46.6岁增长到55.3岁;60岁及以上务农劳动力占比从15.0%提高到39.7%。就当前来看,这一趋势并没呈现出减缓的迹象。当老年人逐渐退出农业生产时,将来谁来种地,近年来已经引发了诸多关注。


在粮食作物种植区,要使农业生产的年收入达到10万元左右,种植规模需要达到300~400亩。 从我们2023年的调研来看,在皖东地区,一位60多岁的村民小组长从2014年开始,流转了全小组的400多亩地来种植水稻。在他接手这片土地之前,已经有3位种植大户先后来流转过这片土地,但由于这片地水源比较紧张,因此每个种植大户种植两三年后就退出了。


由于无人接手,这位村民小组长以300元/亩的流转费将这片地流转过来,夫妻二人共同经营。因耕作条件不太好,他们的所有经营环节都依靠雇工来完成,除了购买农机作业服务 (各环节的作业费共380元/亩) 外,他们还需要雇人打药、施肥、灌溉,雇工成本是180元/亩;此外,种子、农药、化肥的成本是500元/亩。产量大约是1100斤/亩,每亩的纯利润是100~150元。也就是说, 他们夫妻二人种植400多亩水稻,一年的纯收益也只有6万多元。


由于当地水稻种植已经基本实现了全程机械化,因此在耕作条件更好的村庄,种植户如果可以自己完成打药、施肥、灌溉等环节,成本可能会减少180元/亩,但每亩的纯收益也只有300多元。


对于年轻人来说,如果在村务农的年收益低于10万元,他们通常不愿意选择返乡。 如果将农业作为主要的收入来源,必须发展规模经营才能实现。


二、经济作物种植区年轻一代务农户仍在接续


在经济作物种植区,情况有些不同。2021年,我们在山东寿光调研时,得知最年轻的大棚蔬菜种植者是一个1998年出生的小伙子,村民认为,再过两年就该有00后来种大棚蔬菜了。 在寿光,80后、90后种植大棚蔬菜的,并不在少数。 根据一项报道,在寿光市一个以彩椒种植为主的村庄,到2023年,全村返乡创业的“80后”有160人,“90后”有34人,其中大学毕业生21人。


年轻人之所以愿意返乡,是因为他们发现,一旦结了婚、有了孩子,他们在城里打工的收入很难养活一家人。


2021年,我们访谈了一位1992年出生的大棚蔬菜种植者,他从2016年开始回乡种地,此前他在外地务工的月收入是4000~5000元。回乡后,他通过流转土地、购买他人大棚,短时间内获得了4个大棚,占地面积共10亩左右。其中3个是温室大棚,占地面积为8亩,棚内种植面积是4亩;还有一个拱形棚,面积是1.5亩。他管理这4个大棚,一年纯收入大约是18万元左右,远高于其在外务工的收入。


不过, 年轻人种地的思路和老一辈已经出现了根本性的差异。 这个小伙子夫妻两人都在种植蔬菜,但他们与全靠自己劳作的父辈不同,一些费体力的重活,例如要长久蹲下做的活,他们全部靠雇工来完成。也就是说,对年轻一代而言,“不计成本的劳动投入”已经不再适用于他们,对年轻的农业种植者,凡是能“省力”的农业生产环节,他们都更愿意花钱雇工完成;但对老一辈而言,凡是能“省钱”的环节,他们都更愿意用自己的劳动力投入替代现金投入。


年轻一辈不是不愿意从事农业, 但他们对农业收益有更高的预期。 这意味着,农业后继无人问题的核心不是劳动力短缺,而是农业生产成本日益增加,农业收益不断缩减。同时,年轻人雇用的仍是村庄中的中老年人,但当这一代中老年人也逐渐退出农业生产时,年轻人的经营方式仍会面临挑战。


三、不是农业“后继无人”,而是农业中的“人口红利”在减退


仅从农业生产的角度来说,老人逐渐退出农业,还会有规模经营主体来接手,因此不一定无人种地。然而,今天中国农业的一大挑战是,保持农业生产低成本的“人口红利”正在迅速减退。


“农业后继无人”之问,事实上指向了农业领域的一个关键变化,即农业中的代际更替。正在退出农业生产的老一辈生产者,他们愿意不计成本地投入劳动,因为这一代人成长于中国劳动力市场尚未完全形成之时,劳动力的机会成本并不是他们的考量因素,他们愿意尽可能用自己的劳动力投入来替代现金投入,减少现金成本。


年轻一代则成长于全国劳动力市场已经十分成熟的时期,他们会计算自己的劳动力价格,因为任何劳动力投入都是有机会成本的。 年轻一代即便务农,也不会再如父辈一样不计成本地投入自己的劳动力,而会精确计算自己的劳动投入是否划算。他们会如上文所述寿光的年轻蔬菜种植户一样,更愿意用雇工的方式来解决重体力劳动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低成本农业生产的“人口红利”正随着老一辈的退出而在逐渐消失。


当大户时代到来时,农业生产出现系统性风险的可能性也将增加。 规模经营的特征是高投入、高风险,规模经营主体由于资金压力,通常选择赊购农资、农机作业服务费,还需借贷一部分资金。在这种情况下,一旦遭遇自然风险或市场风险,就可能引发系统性风险。尽管最近几年国家对政策性农业保险的投入逐年增多,保险额度也不断提高,这对于减少规模经营主体的损失来说是有效的,但难以逆转农业高成本的大局。


农业生产成本不断上升的问题也引起了中央的重视。在新冠肺炎疫情和全球经济下行的影响下,近几年农资价格暴涨的情况频频出现,对农业生产的影响颇大。国家已经开始采取行动调控农资价格,试图稳控农业生产成本。例如从2020年开始,国家启动了春耕化肥商业储备工作,以确保化肥的保供、稳价,并在2022年将此储备工作扩展到全年。


我们在最近的调研中也探寻了一些地方的化肥商业储备工作,但或许因为此项工作启动时间尚短,储备量也相对较小,因此尚未能在“稳价”方面发挥明显作用。国家如何介入农业生产成本的调控问题,值得密切关注。


更值得讨论的是对农业生产的定位问题。如果我们持续强调农业生产的商品性,那么前文讨论的农业生产成本收益的计算就是关键,在这一思路下,要提高农业收益就必须规模化、集约化,且必须依靠国家财政的大力投入。但这种发展思路解决的往往只是少部分人的收益问题。


如果我们看到农业生产的 保障性功能 ,看到无法在城市立足的弱势农户仍需要依靠农业收益作为生存保障,看到今天农业仍吸纳了全国近25%的劳动力就业,则 农业问题首先要处理的是收益分配的问题。 今天农业生产对GDP的贡献已经不到8%,这部分日益微薄的收益应该分配给少数能人,还是分配给三四亿弱势农民作为保障,涉及对农业生产的宏观定位。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新乡土(ID:xinxiangtuzhongguo) ,作者:陈义媛(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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