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猎2022年，在经济低迷和人口流失的压力之下，香港政府大力推行的“高才通”政策，以高约80%的通过率迅速走红，成为不少内地人赴港发展的首选路径。
三年过去，数据揭示了另一面：只有54%的申请者选择续签。曾经对香港身份趋之若鹜的精英，为何近半都不再续签？
“蹭身份”申请，两年便利期已过
“高才通”续签率低，并不是因为门槛太高。 根据港府数据，在选择续签的人中，94%都顺利通过；极少数不通过的，大多与学历造假或资料不全有关。
小K今年刚刚完成续签。作为C类高才，她从第一次申请到本次续签，都没有找中介，全程DIY。在小K看来，高才的续签并不复杂，只需要按照港府要求递交相关材料、确保材料真实，很顺利地就通过了。她身边也没有高才续签被拒的案例。
不少人当初申请时，实际上看重的并非在港发展的机会，而是身份所附带的福利：出境旅行的便利、子女教育的可能性等等。
然而，现实却是高才通采用“2+2+3”的续签模式，首次只批两年，之后续签必须满足在港工作或有紧密业务往来，并且保持一定的居住时间。很多人并未认真研究过这些规则，只是“先上车再说”。中介更是只管上岸、不管维护。结果两年一过，身份带来的便利用过了，但真正的续签条件并未满足，自然就失去了继续维持的动力。
香港国际教育博主SuperEmma （小红书@SuperEmma） 的观察也印证了这一点。她身边不少中年朋友，申请高才几乎没考虑过续签要求，仅仅是为了孩子能在港读书才办了身份。可他们的生活和事业仍牢牢扎根在内地，既不打算在香港长期居住，也没有在港发展的规划。两年期满，索性就此作罢，连中介费都算白花了。
生活成本是一道硬门槛
就算仔细研读过续签条件、打算在香港长期生活，生活成本的隐形门槛往往来了才能感知到。
自称“广东小城女孩”的起司，从小习惯了宽敞的居所，实在难以接受香港合租的逼仄。她最后选择在远离市区的新楼独居，换来一方属于自己的小天地。为了这个小独居，起司付出的代价是一年十几万的房租，外加每天至少三个小时的往返通勤。
“倒贴钱上班”，是起司现在的真实写照。收入一半直接交给房东，剩下的部分则勉强维持与内地相当的生活水平，偶尔还得父母补贴。
这种落差并非个案。 对很多人来说，三至五万的月收入是生活品质的分水岭：低于这个区间，生活难以体面；但真要赚到那么多钱，其实并不轻松。 官方数据同样印证了这种分层：来港高才的月薪中位数为四万港币，而其中有40%的人收入落在两万到三万之间。
仅仅养活自己也就罢了，如果想要举家来到香港发展，需要考虑的因素更多。三口之家需要的房子更大、子女教育需要的投入也更大。作为老港漂，SuperEmma从2012年留港至今，她给出的标准是：一个三口之家，如果年入不到一百万港币，不适合放弃内地的一切来香港； 要想维持和内地中产相当的生活水准，至少需要两百万。
她见证过不少举家迁港的中产。有人放弃了内地的稳定岗位，抱着为孩子争取教育资源的愿景而来。现实却是，狭小的两室一厅每月租金三万港币，昂贵的国际学校学费动辄几十万一年。数字摆在眼前，很多家庭的理想很快被击碎。
让律师卖保险，让程序员写报表？
在高企的房价和拥挤的生活之外，更深层的结构性因素，在于香港的产业结构与高才群体的背景之间的错位。
在SuperEmma看来，如今的香港产业格局相对单一，缺乏创业土壤，机会高度集中在金融、商贸等传统强势行业。对于外来者来说，职场机会几乎是一潭死水：能留下来的，要么是带着资金和产业优势的高净值家庭，要么是藤校、清北出身的名校精英，否则很容易陷入职业发展的困境。
更现实的是，那些放弃内地优渥岗位的人，来到香港并不一定能过得更好。SuperEmma本人从事保险，她观察到，不少原本在内地是律师、医生的专业人士，来到香港，一无本地人脉二无专业资质，只能改行卖保险，放弃在内地获得更高社会地位的可能。网络上甚至有人讽刺，高才通简直成了“保险人才引进计划”。更尴尬的是，香港入境处助理处长翁荣桢曾公开承认：部分从事保险等佣金制行业的高才，因为无法证明在港有稳定收入而最终被拒。
香港的强势行业固然高端，但容量有限，而且极度看重本地经验与人脉，非顶尖背景者很难突破。许多通过高才通来港的人，偏偏来自互联网科技、人工智能等在内地蓬勃发展的新兴产业。而香港新兴行业不仅规模小，更多是为了金融行业服务。高才们希望在职业上更进一步，但往往找不到匹配的舞台。
这种错位带来的后果就是，一个履历优秀的年轻人来到香港，要么硬着头皮转行到金融、保险等陌生领域，要么就只能降低预期，进入对口但规模有限、薪资一般的中小公司。职业上的降维与被迫转行带来的落差感和不稳定性，也是续签率偏低的重要原因。
这种落差感，起司也深有体会。作为985院校毕业的中产家庭子女，她赴港后发现自己所在的公司本地化、规模小，身边同事的学历和能力也不如预期，与她曾实习过的大厂氛围差距明显。理想与现实的反差，让她难免觉得“不值”。
就算是“粤语通”，也对香港没有归属感
生活成本、职场错位，都是道硬门槛，但只要勒紧裤腰带，想在香港扎根的人并非完全没有办法。所以让不少高才犹豫的，还有一种难以化解的生活隔膜。
这种隔膜首先体现在社交与文化上。Christine最初通过专才计划来港，希望满三年后转申高才。她形容在香港的日子舒适又孤单：职场氛围单纯，下班后同事各自散去，很少像在上海那样，能随时约人一起吃饭。但要成为真正的“local”并不容易，只能维持一种“在此生活、却不打算扎根”的状态。
语言是另一道无形的门槛。粤语不仅是一种工作技能，也承载着庞大的文化圈，决定了一个人能否真正融入。起司算是条件优越的，她是广东人，会讲粤语，从小对香港有认同感，也常随家人来港购物旅行。但即便如此，她也没有打算买房安家，除非哪天突然“发达”。
居住选择则更直观地反映了这种隔膜。小K从一开始就没打算长留香港。她从事国际教育业务，与香港保持紧密往来，但并未在港就业，而是注册了个人公司。她受不了香港逼仄压抑的生活环境，于是常驻广州。像她这样的“双城人群”并不少见，他们更多把香港身份当作备选，实际生活和事业依然扎根在内地。
事实上， 是否愿意买房置业，是衡量移民能否融入当地的重要指标。 一项针对新加坡移民的研究表明，与租户相比，拥有住房的移民在社会融入程度上更高。但根据劳福局的调查，高才续签人士中，约七成只能租房，仅有13%选择买房，另有17%长期住在酒店或公司宿舍。
数字背后，正是高才群体在香港生活的疏离与不安。
高才通还香吗？
归根结底，高才通是一个双向选择的政策窗口。
香港一直存在不同类型的人才引进计划：此前针对留学生的IANG签证、需要雇主担保的专才计划，以及门槛更高、审核更严的优才计划，等等。但这些计划要么通过率不高，要么门槛较高。“高才通”之所以在短时间内爆火，正是因为其申请简单、通过率高。
它的出台，本质上是一种“救急”之举：从2019年开始，香港经历了连续三年的人口流失。因此，高才通要吸引的对象无外乎两类：一类是能“出钱”的人，为香港带来资本；另一类是能“出力”的人，为香港补充劳动力。
也正因为如此，哪怕政策初期不够成熟，吸引来一些为了子女教育、旅游便利或身份套利而来的中产，甚至出现造假案例，最终都将在续签环节被自然筛掉——留下的，必然是能为香港带来实质价值的人。
相较之下， 最符合港府需求的，其实是内地年轻人。 他们学历背景优异，工作态度积极，薪资要求相对低廉，可以迅速填补岗位缺口，甚至与本地人形成竞争。在人才流失严重的当下，这批轻装上阵的年轻人，才是港府真正想要留下的。
起司认为高才通的核心逻辑还是一种互惠互利：“有利益，才能走得长久。如果一个人才计划只让内地人受惠，却无法给香港带来价值，那它也不可能维持下去。”
但问题在于，年轻人对香港的态度也早已不同往昔。“如今的香港和那个劲歌金曲的年代已相去甚远，各取所需罢了，在哪里都是一样的。”起司在采访中笑着说。在她看来，广州、深圳还是香港，本质上都是离开家去大城市打拼，只不过香港多了一张签证优势。Christine则更淡然，表示“没有一定要去哪里，各种机会都不会拒绝。”
香港曾是象征着东亚经济奇迹。但在年轻一代眼中，它早已不再是那个闪着金光的地方。对他们而言， 流动性才是常态，香港不过是跳板之一。
至于七年之后，会有多少人真正通过高才通拿到永居、在香港安家，恐怕不取决于政策本身的微调，更在于香港能否提供与高才们匹配的职业舞台与生活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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