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的丧钟为谁而鸣？

秩序是战争的产物，全球化1.0是二战打造的。二战后，全球经济百废待兴，进入战后重建阶段，处于断壁残垣中的世界各国需要紧密合作，才能从废墟中重生。由于战争期间各个国家联系紧密、各自形成同盟，已经具备了国际组织和秩序的雏形，比如雅尔塔协议，以及战后的联合国宪章和波茨坦协定。为了国家间协作处理战后事宜，也需要建立一系列国际组织。因此全球化治理体系逐渐形成。

在经济合作方面，以美国为主导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1945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和世界银行 （WB） 成立，确立了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为国际贸易和投资提供了相对稳定的货币环境。例如，欧洲国家在该体系下能较为稳定地开展对外贸易，推动了经济复苏。

1947年关贸总协定签署，致力于降低关税、减少贸易壁垒。在其推动下，全球关税水平逐步下降，从二战后的较高水平逐渐降低到个位数，全球贸易额不断增长。据统计，1950—1973 年，世界贸易年均增长率高达7.8%，这一时期的贸易增长为全球化发展奠定了基础。

作为决定二战战局的国家和最大受益国，美国在全球化1.0中占据绝对的主导地位。 美国凭借强大的经济实力，通过马歇尔计划对欧洲进行经济援助。从1948年到1952年，美国共向欧洲提供了约131.5亿美元的援助，帮助欧洲重建基础设施、恢复工业生产，加强了欧美之间的经济联系。

同时，美国企业开始在全球范围内投资，拓展海外市场。如美国的汽车、石油等行业的跨国公司在欧洲、拉丁美洲等地建立工厂和分支机构。到20世纪60年代末，美国对外投资累计额大幅增加，1960年底为662亿美元，1970年底达到1486亿美元，推动了生产要素在全球的流动。

这一时期， 国际产业分工也有所调整，发达国家侧重于发展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发展中国家主要从事劳动密集型产业和初级产品生产。 例如，一些东南亚国家开始发展纺织、服装等产业，为发达国家提供消费品，各国经济相互依存度提高。

全球化1.0时期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二战虽然结束，但美苏之间的冷战持续了近半个世纪，这导致全球化1.0并非真正的全球化，而是分为两大阵营，全球贸易也呈现区域化特点。比较典型的是欧洲和美洲。1951年，欧洲煤钢共同体成立，开启了欧洲一体化进程。1967年，欧洲共同体正式成立，成员国内部逐步取消关税壁垒，实现商品、人员、劳务和资本的自由流通，促进了区域内贸易和经济发展。

在其他地区，也有一些区域性经济合作组织出现，如1960年成立的中美洲共同市场、1964年成立的安第斯共同体等，虽然影响力相对较小，但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地区内的经济合作与发展。

冷战的存在对全球化1.0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导致其并非普遍的全球化而是结构性的全球化。 世界分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阵营，两大阵营之间政治对立、经济封锁，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资金、技术、人员等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自由流动。但总体而言，二战后到冷战结束前，全球化在经济体系重建、贸易增长、国际投资和区域合作等因素的推动下，仍取得了一定的发展，为冷战结束后全球化的加速发展奠定了基础。

20世纪末发生了两件大事，足以载入全球化历史进程的史册。一个是1991年苏联解体，冷战结束，遵循“华盛顿共识”的思路全面西方化。另一个是1993年中国十四大召开，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路，可以说也是将西方的经济发展模式与中国特色相结合。这两大事件意味着，一个资源大国、一个人口大国共同加入了全球化的历史洪流，人类历史上惠及绝大多数人口的真正的全球化正式开启，其标志就是1995年成立的世界贸易组织 （WTO） 。

事实上， 全球化2.0的核心引擎是中美经贸大循环：美国是最大的消费国和甲方，中国是最大的生产国和乙方。 即美国负责消费、研发、创新、制定标准、金融化，中国负责生产、代工、模仿、组从标准、产业化。从全球大的分工合作来说，中美之间是珠联璧合、天生一对，共同组成了世界经济大循环。在这个循环结构上，美国的金融业越来越强大，美元世界霸权的地位越来越强；中国的制造业越来越强大，工业产能横扫世界，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中的地位举足轻重。

冷战后的全球化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快速发展阶段，从冷战结束后至2008年金融危机前。 在这个阶段贸易自由化快速推进，WTO成员国不断增加，多边贸易体制得到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全球贸易壁垒逐渐降低，贸易额大幅增长。从1991年到2006年，全球加权平均的适用国关税税率从6.2%下降到了3.2%。各国之间的贸易往来日益频繁，商品和服务在全球范围内更加自由地流动，推动了全球经济的增长。

与此同时，国际投资也日渐活跃。跨国公司在这一时期迅速发展，它们利用各国的资源和市场优势，在全球范围内进行产业布局和投资。例如，许多发达国家的企业将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以降低生产成本。1991—1997年全球矿产勘查投资年均增长14.6%，增速较快，反映出国际投资的活跃。国际投资的增长促进了技术、管理经验等生产要素的跨国流动，提高了全球资源配置的效率。

在WTO的普惠框架下，区域经济合作也不断加强， 如北美自由贸易区 （NAFTA） 、欧盟 （EU） 等。这些组织通过进一步降低内部贸易壁垒，加强成员国之间的经济联系和合作。欧盟在这一时期不断扩大成员国范围，深化经济一体化程度，实现了货币统一等重要举措，推动了欧洲地区的经济发展和市场整合。

第二个阶段是调整放缓阶段，从2008 年金融危机后至特朗普贸易战之前。 贸易和投资增长放缓，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对全球经济造成了严重冲击，各国经济增长放缓，贸易保护主义有所抬头。全球出口额与全球GDP之比从2008年的25.9%下降到了2018年的22.9%；全球对外直接投资额与全球GDP之比从2007年的3.8%下降到了2018年的1.2%。贸易和投资的增长速度明显放缓，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受到一定阻碍。

全球贸易的放缓也导致全球经济治理改革。 金融危机暴露了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一些缺陷，促使各国开始重视对全球经济治理结构的改革。二十国集团 （G20） 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作用日益凸显，取代了此前八国集团 （G8） 的部分职能，成为国际经济合作的重要平台。各国通过G20等平台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共同应对全球经济挑战。

发达日本和美国等发达国家的房地产爆发危机走向衰落的同时，新兴经济体崛起。 以中国、印度等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不断上升。 中国在全球高附加值出口份额明显上升，2016年以超14%的份额居各国之首。新兴经济体的崛起改变了全球经济格局，它们在全球贸易、投资和经济增长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推动了全球经济多极化的发展。

总的来说，冷战后到特朗普贸易战之间，在中美大循环的超级动力下，全球化在曲折中快速发展。前期在贸易自由化、国际投资和经济合作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就，推动了全球经济的快速增长和资源的优化配置。后期受金融危机等因素影响，全球化进程面临一些挑战和调整，但新兴经济体的崛起也为全球化注入了新的动力。

冷战结束后高歌猛进的全球化并非一帆风顺，而是在繁荣的背后持续积累着危机。其中最大的危机是，美国作为全球化2.0的独一主导者，也是最大的甲方或消费国，与最大的乙方和生产国为代表的中国之间的贸易往来，持续地积累着赤字。而赤字的原因之一是， 资本享受着全球化的红利，到利润高的国家和地区逐利，却给美国本土的普通劳动力留下一片铁锈地带。

这一切反映在美国现任总统万斯的成名之作《乡下人的悲歌》里。书中描绘了阿巴拉契亚地区白人底层民众的生活困境，他们缺乏优质教育资源和良好的就业机会。与富裕阶层相比，穷人很难获得向上流动的渠道，世代被困在贫困之中。这种经济机会的巨大差距，使得阶层之间的壁垒日益坚固，难以打破。

在经济出现分化的同时，知识经济时代的教育资源分配也愈发不均。作者出身的社区学校质量低下，教师素质不高，教学设施陈旧。而富裕地区的学校则拥有充足的资金、优秀的教师和先进的教学设备。教育资源的巨大差距导致不同阶层的孩子在起点上就不公平，底层孩子很难通过教育改变命运，进一步加剧了阶层固化。

在这种情况下， 精英文化与底层文化矛盾越来越尖锐。 美国社会存在着精英文化与底层文化的明显分野。精英阶层强调个人奋斗、专业成就和世界主义价值观，而底层白人则有着自己独特的文化传统，如重视家庭、社区和宗教，但也存在着一些保守、排外的观念。两种文化之间缺乏理解和沟通，精英阶层往往对底层文化持轻视态度，底层民众则对精英阶层的价值观和政策感到不满和疏离。

与此同时，美国原生的多元文化与本土文化也开始产生激烈的碰撞。随着美国社会的多元化发展，少数族裔文化不断涌入，与本土白人文化产生了碰撞。底层白人一方面感受到自身文化的边缘化，另一方面对少数族裔的文化和生活方式存在误解和偏见，导致文化冲突不断加剧。这种文化上的矛盾在政治上表现为不同群体之间的对立和分歧，影响了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美国社会分化和割裂映射到政治层面就是政治极化。 美国民主党和共和党在诸多政策上存在严重分歧，两党更多地关注自身政治利益和意识形态斗争，而对底层民众的实际问题关注不足。在医保、就业、教育等关乎底层民众切身利益的问题上，两党常常陷入僵局，无法出台有效的政策来改善底层民众的生活状况，导致底层民众对政治体制感到失望和愤怒。

底层民众政治参与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困境。一方面，底层民众由于教育水平低、信息获取渠道有限等原因，政治参与能力较弱；另一方面，他们感到自己的声音在政治体系中得不到重视，从而对政治参与产生冷漠和抵触情绪。这种政治参与的困境使得底层民众的利益诉求无法得到有效表达和满足，进一步加剧了社会的不稳定和政治的极化。

《乡下人的悲歌》揭示的美国社会、经济与政治的三重困境，为MAGA的出现创造了温床。MAGA主义虽口上说 “让美国再次伟大”，但在实践中， 其部分政策倾向于保护传统白人利益，这可能加剧不同种族和阶层之间的对立与分裂。 例如，在移民政策上的强硬态度，会加深本土白人与少数族裔之间的矛盾，使美国社会的多元融合面临更大挑战。

在经济层面，MAGA主义强调美国优先，推行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如对进口商品加征关税等。这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会对美国一些传统产业有短期保护作用，但从长期看，会破坏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的稳定，影响美国企业的全球布局和国际市场份额，也会导致消费者购买成本上升，损害美国民众的整体利益。

《乡下人的悲歌》所反映的底层经济困境，也表明美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问题依然严重，地区差距、贫富差距等矛盾并未得到有效解决， MAGA主义的一些政策未能从根本上改善底层民众的经济状况。

在政治层面，MAGA主义的盛行使美国政治极化更加严重。支持和反对MAGA的阵营之间分歧巨大，政治对抗加剧，导致政府决策效率低下，政策的稳定性和连贯性受到影响。《乡下人的悲歌》所展现的底层民众对政治体制的失望和愤怒，也反映出美国政治制度在代表全体人民利益方面存在不足，民众的政治参与度和信任度受到打击，进一步削弱了美国政治体制的合法性和有效性。

作为世界第一大国和世界秩序的主导者， MAGA主义意味着美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全面退缩，只想享受美元、科技、产品标准、高科技和稀缺资源等的垄断地位。 作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MAGA主义推动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引发了全球贸易摩擦，打乱了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的布局。

许多国家的出口产业受到冲击，世界经济增长面临不确定性。例如，中美贸易战使得全球贸易局势紧张，一些依赖中美市场的国家和地区经济增长放缓。同时，美国的政策调整也促使其他国家重新审视自身的经济发展战略，加强区域经济合作，推动全球经济格局的多元化发展。

MAGA主义使美国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的形象和角色发生变化，其单边主义行为破坏了国际秩序和多边合作机制。美国在国际组织和国际事务中的领导力下降，其他国家不得不重新调整与美国的关系，寻找新的合作模式和伙伴。这可能导致全球政治格局更加多极化，国际力量对比发生变化，一些新兴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逐渐提升。

《乡下人的悲歌》所反映的美国底层文化与精英文化的冲突，以及MAGA主义所蕴含的保守文化倾向，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美国文化在全球的传播和形象。 美国文化的多元性和开放性受到质疑，一些国家对美国文化的接受度和认同感可能会发生变化。 同时，这种文化上的内部矛盾也会影响美国在全球文化交流中的角色和作用，促使其他国家更加重视自身文化的保护和发展。

当全球化的矛盾在中美两个主要贸易大国积累到一定程度，一个与全球化相反的进程——逆全球化与去全球化——就出现了。月盈则亏、物极必反，全球化也是一个周期。

逆全球化，就是与全球化进程背道而驰的思潮和做法。 它表现为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一些国家筑起关税壁垒，限制商品的自由流通。 英国“脱欧”便是典型例子，其脱离欧盟，使得原本紧密的欧洲一体化进程出现波折，背后反映出部分民众对全球化下人员、经济自由流动的担忧。同时，部分国家大力推动制造业回流，对半导体、新能源等产业进行巨额补贴，意图重塑本国产业链，减少对全球供应链的依赖，这是逆全球化在产业政策上的体现。

“去全球化”则更进一步，试图主动拆解已有的全球经济联系网络。 美国单方面发动贸易战，对数千亿美元的中国输美商品征收惩罚性关税，无理断供、限制投资，将上千家中国科技企业和科研院所纳入管制清单，甚至推动“友岸外包”“近岸外包”，打造排他性的“小圈子”“小集团”，其目的就是要把中国排挤出世界经济和全球产业体系，这是一种极端的去全球化行径。

但我们相信，世界发展的潮流不会轻易被阻挡，“再全球化”的趋势正崭露头角。一方面， 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积极推动构建更加开放、包容、普惠的全球经济体系。 中国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推动“一带一路”倡议，加强与沿线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合作，促进了贸易畅通和资金融通。

中国加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RCEP） ，并申请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CPTPP） 及《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DEPA） ，不断扩大自身的开放程度，为全球经济合作提供新平台。

另一方面， 科技的发展也为再全球化注入动力。 数字技术的进步让跨境电商、远程办公、在线教育等新业态蓬勃发展，打破了地域限制，使得全球经济联系以新的形式加强。

因此，我们对全球化的未来还是报以进步主义者的理念。从历史发展进程来看，全球化是不可逆转的趋势。早期大航海时代开启了全球化的序幕，之后三次工业革命更是极大推动了全球化的发展，让世界各国经济深度交融。

如今，虽然逆全球化和去全球化带来诸多挑战，但这也正是全球经济格局调整的信号。面对各种共同问题、共同危机等“共同敌人”，各国应顺应再全球化的趋势，摒弃贸易保护和单边主义，加强合作，共同应对全球性问题，如气候变化、地区贫困、债务泛滥、战乱、资源短缺和公共卫生危机等。

我们也应该洞见到， 逆全球化、去全球化主要反映的是大国政治的需求，市场经济和企业家则对全球化仍然抱有很大的希望和信心。 经历了近一个世纪，一个庞大的、超主权的、超级复杂的全球化生态系统已经形成，政客们线性的关税战风暴虽然看上去异常猛烈，但注定会被这个庞大的森林给解构掉，并孕育出一个新的全球化体系： 一个没有大国主导和干扰的、数字科技 （货币、支付、信用等） 为基础设施的、各贸易联盟自组织的新的全球化形态，即全球化3.0。

然而，当下的问题并非畅想和憧憬这个全球化3.0，而是向全球化3.0的转换过程中，全球化2.0的丧钟已经敲响，它在为每一个人而鸣。在这个转换过程中，相对于成本和风险越来越高的国际贸易，战争的相对收益正变得越来越高，战争的社会动员也变得并非天方夜谭、遥不可及。

正如全球化1.0、2.0都是一种战后秩序，我们同样认为全球化3.0也是战争的产物。实际上，这场战争已经在中美展开，贸易战、科技战、金融战等早已开始。我们这一代人，注定要在大国博弈的争斗中，聆听全球化丧钟的悲壮与时代浪花的一遍遍冲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