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猎每个人都想要舒坦的生活。舒坦的生活意味着稳定的工作、一栋房子、一辆车、可以买得起优质的食物、可以让自己的孩子进入资源良好的学校、周末能够一家人出去玩。这被认为是典型的中产生活。要想过上这种体面的生活，就需要比较高的薪水。然而，芝加哥的兼职教师、日托班夫妇、在地球另一端看护他人孩子的母亲，都不得不面临着即使身兼数职，也距离自己想要的生活越来越远的现实状况。
正如《教育为什么无用》中对功利主义的驳斥那样， 功利主义的一个错误前提在于，其认为X一定比Y更有利于人们。 现实里的一些困境注定是两难的。比如上述的兼职教师也考虑过再增加一份工作，但是多打一份工意味着需要雇人看管孩子，收入和支出再次相抵。
在普遍的经济压力下，“躲进黄金遍地的屏幕” （《夹缝生存》·1%社会顶层节目的崛起） 成了一种新的渴求，描述富豪生活的电视剧、综艺爆火。这种带有顶层符号的电视节目至少满足了人们的三重心理：第一，观看富豪生活；第二，想象自己是富豪；第三，看到富豪的“报应”。
人们通过节目看到昂贵的奢侈品、私人直升机、精心的服务、观看富豪们的为所欲为，以及暗暗期待着“超级富豪受到应有的报应” （《夹缝生存》·1%社会顶层节目的崛起） 。电视节目中所描绘的巨额财富早已和现实生活中的辛勤劳动没有任何关系，没有需要支付的账单、长途跋涉的通勤和养育家庭的斤斤计较，人们以此作为沉重生活下的心理按摩。
在理想和现实相差甚远的情况下，人们容易产生自责的情绪。因上学负债的人可能会痛骂自己为什么要拿换不来高薪的博士学位，生意不顺的人可能会懊悔自己的职业选择，因为工作繁忙而没顾上孩子择校问题的母亲可能会因此苛责自己。
《夹缝生存》的作者认为， 重要的是需要认识到，这并非自己的错，她说：“不要责怪自己。” “尽管某些心理分析和激励能起到一定作用，但在美国生活不堪重负这个问题不是心灵鸡汤和成功学能解决的。无论是做一份彩色打印的简历，还是喝一杯绿色的排毒养生果汁，都无济于事。这个问题是体制性的。” （《夹缝生存》·序言） 教育、医疗、租房、买房大幅上涨，养老金缩水，小额福利消失，与此同时，工作愈发不稳定，工作时间不断增加。 中产阶级生活的没落是一种时代的退潮，而非个人的责任。
尽管如此，这种生活仍然作为梦想和动力不断驱使着人们。也正因如此，尽管教育饱受“无用”的诟病，可教育曾经意味着有保证的资源置换，意味着理想生活的敲门砖，这些始终让人们无法忽视教育。
这一点在资源不发达的农村背景下显得尤为突出。一方面，很多人认为农村孩子的“出路”便是受到良好的教育、离开家乡，去大城市发展；而另一方面，农村教育资源的孱弱更加削弱了为农村孩子提供“出路”的概率。即使农村教育仍有民办教师的坚守，仍然不改其相对落后的局面。
从表面上看，衡水中学似乎给了新的解法，即在资源不够的情况下，通过全力压榨孩子自身的能量，提升进入大学的可能。也因此，“衡水模式”得以在华北地区快速发展。
然而，衡水中学的学费已经超出穷苦农村家庭可负担范围，更重要的是， 经过衡水中学锤炼后进入大学的学生，也不得不面临这样一种境遇，《寒门子弟上大学》称之为“双重贫困生”，国内称之为“小镇做题家”。 《寒门子弟上大学》的着眼点在于，寒门子弟能否融入大学。边缘背景的学生就像卡夫卡笔下的人物，面对着一个难以解决却又无法回避的问题——即“我是否属于这里？我是否被接受？”但是，“融入”只是一种表象。其遭遇的困境实则为身份固化的一种茫然状态。
而这种身份固化可能从很童年就已经开始了。《不平等的童年》向我们展示了，中产阶级家庭普遍采用“协作培养”模式，父母主动培养并评估孩子的天赋、主张和技能，他们为孩子精心安排多种有组织的休闲活动，鼓励孩子反驳成年人的话，还会代表孩子对教育机构提出批评并采取干预措施。
就像中产阶级白人男孩加勒特，他的生活被足球训练、棒球赛、钢琴课等活动填满，这种教养方式让中产阶级家庭的孩子逐渐形成一种“优越感”，他们在与权威人士互动时更自如，懂得如何为自己争取利益。
而工人阶级家庭和贫困家庭则更多遵循“自然成长”的逻辑，家长照顾孩子并允许他们自己去成长，小朋友“约在一起打发时间”，尤其是和亲友家的孩子在一起，孩子很少对成年人进行质疑，在面对公共教育机构时更多依赖专业人士，容易产生无权力感和挫败感。
工人阶级黑人男孩泰雷克的童年就是如此，他的大部分时间都在与邻居孩子进行不拘形式的游戏。贫困白人女孩卡蒂想让妈妈帮忙做娃娃屋，却被妈妈直接拒绝。在这种教养方式下成长的孩子，会逐渐形成一种“局促感”，在与组织机构打交道时往往显得被动、顺从。
作者认为，从个性培养方面，这两种模式各有优劣，然而，在重视“协作培养”的社会机构 （如学校、医院等） 中，“自然成长”的孩子往往处于不利地位。他们 缺乏与权威人士协商的经验，不熟悉机构运作的规则，在学业和未来职业发展中更容易遇到阻碍。
面对家庭背景的碰撞、进入大学后精英的淡定与自己的张皇之间的差距，小镇做题家遭遇到的是一种认知的冲撞，此前被灌输的高分等于好大学、好大学等于优质人生的承诺，因为高中环境的退场也悄悄消失了。他们此时不得不做出一个选择，一是看到所谓精英话语只不过是将不平等合理化的认知体系，花时间将自己身上的有关功利主义的思想悉数洗去，重建关于自己的认知；二是拼尽全力成为精英。
但资源有限，无法保证人人都得到公平的资源分配。因此，教育实际上承担了责任嫁接的作用，只要在教育层面上看似平等，就可以将资源的倾斜的偏差归咎于个人的“不努力”。学校越是强调“优秀”与“努力”，越是将学生的成功归因于个人天赋与付出，越是忽略了富人家庭早已为孩子铺设的道路，这种责任转嫁就越是彻底。其结果是，人们会忘记， 那些被视作“个人能力”的特质，本质上是阶级背景赋予的文化资本。
事实上，有数据显示，“90%的哈佛学生来自收入高于55 000美元的家庭，哈佛招生办主任定义的‘中等收入’介于110 000美元和200 000美元之间”，而全美收入下游家庭的学生，在顶尖大学中仅占3%。圣保罗中学同样如此，尽管三分之一的学生能获得奖学金，但“三分之二的学生家庭能为孩子支付每年40 000美元以上的学费”。 （《特权》·民主不平等、精英教育和英才教育的崛起）
之前与初中同学攀谈，了解到了众多同学们的现状，让我看到了“脱不去的长衫”的具体表现。初中时成绩相对较差的同学，虽然有些波折，但是所从事的职业面十分丰富；初中成绩相对较好的同学，则大多被困在考公或考编数年。
尽管不排除其中有许多因素的参与，但是仅从成绩与职业的角度看， 一路的好成绩反而成了一路层层加牢的枷锁 ，导致到最后，他们面前的道路只剩下两条。长衫意味着脸面、闲暇、隐形地位。高学历穷人之所以“隐形” （《夹缝生存》·高学历穷人） ，是因为在“高学历=高收入”的想法之下，人们不会质疑关注这一群体，人们花费大量时间与金钱接受教育，本质上是“为了买一个更好的社会地位——一个闲散职业” （《文凭社会》，第113页）
《文凭社会》认为，教育学位是一种体现社会地位的通货，可以用来交换获得工作的机会；与所有通货一样，当供给不断增加而货物却有限时，价格就会飞升。作者通过大量实证数据说明，大部分技能都是在工作中学到的。“绝大部分机构 （调查中的84%） 都能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对其员工进行再培训”。 （《文凭社会》，第29页）
大学学位现在也面临着和高中学位相同的贬值命运，然而，这种贬值命运在“更好的学位=更好的收入”的迷思中进入了自我强化的循环： 学位越是贬值，就越应该获得更多的教育。 然而，实际情况是，“教育水平在实际工作中不但起不到提高生产效率的作用，有时反而会起到降低生产效率的作用” （《文凭社会》，第11页） ，因为“教育水平越高的人对自己的职业越不满意，对工作的不满导致工作效率的降低”。 （《文凭社会》，第11页）
可汗在书中引用托克维尔的话：“民主可以适当地平衡自由与平等两者，在照顾个人的同时也照顾社会的发展”，但圣保罗的案例表明， 当民主理想与精英特权相遇时，前者很容易被后者改造为“合理化不平等”的工具。 如今的精英教育，的确在政策上向多样性方向发展，但这种多样性恰恰让特权更难被察觉——当精英群体中出现边缘背景的人时，大家更容易相信机会平等已经实现，却忽略了阶级背景仍是决定命运的关键因素。
无论不平等是否会被进一步消弭，无论教育是否能帮助我们达到那一步，面对下一代，我们总是希望他们成为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人，正如《学会关心》里反复强调的， “活着的人永远比任何理论更重要” （第7页） 。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行业研习 （ID：hangyeyanxi） ，作者：王珊珊，编辑：香菜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