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财政史，让人清醒

昨天的文章劝人“历史，不读也罢”，大意是说，如果读了一点子历史，就以为自己掌握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那么这种“清醒”和“优越”可能对人有害。与其如此，不如做一个无知而有行动勇气的人。

这当然只是“片面的深刻”，但我自认为那篇文章还是有可取之处的。如果要全面一点去谈我对历史阅读的看法，我的建议是，不妨多看一些专门史。比如你喜欢城市，就去读城市史，喜欢园林，就去读园林的历代沿革。沈从文先生在1949年之后放下小说，专心去做文物研究，那些文章也好看的。

再比如你对人类社会的现代化转型感兴趣的话，可以逐个去读国别史，英法德美日俄，还有转型失败分崩离析的哈布斯堡王朝，每个国家的路径都大不一样，但也有内在的一致性，而且各个国家之间像行星一样有牵引和碰撞。小国家如新加坡，因为处于独特的节点上，也因为李光耀这个人，也非常有可看性。

今天且不谈别的，只聊一个我觉得读了可以让人清醒的专门史——财政史。在大多数情况下，钱是比语言诚实的。

读财政史，非常有利于破除宏大叙事的虚妄。

比如关于现代国家的起源，有很多神秘莫测的说法，但“财政—军事国家” （fiscal-military state） 这个概念是谁也绕不开的。

中世纪晚期的王权财政来源有限 （地租、关税、铸币税） ，战争往往靠临时摊派、借贷，极不稳定。

从16世纪开始，欧洲进入“长期战争时代” （查理五世与哈布斯堡、法西战争、宗教战争、三十年战争） ，国家被迫找到更稳定的筹资方式。

后来的很多重大历史事件，都是在这个基本背景下展开的。

英国1688年光荣革命后，议会掌控财政，建立国债制度与“可信承诺”机制。1694年创设英格兰银行，巩固国债市场，形成低息长期融资能力。结果就是，18世纪英国能打几乎连续不断的对外战争，最终形成海上霸权。

与之相应的是法国，财政结构畸形，贵族与教士享税收特权，税负集中于平民。税收增长有限，债务成本高，财政压力常导致国家破产。财政制度缺陷，为法国大革命埋下了引线。

拿破仑战争期间，英国凭借全球资本市场与高效税收，成功“以财耗敌”，打赢长期战争。

克里米亚战争 （1853~1856） 往往被记成俄、奥、英、法的地缘战略冲突，但如果从财政史的角度来看，它几乎是一场“财政能力的测试”。

英国与法国已经历过18世纪的财政—军事国家建设，拥有较成熟的国债市场和高征税能力。英国依靠长期国债与强大的海关/所得税体系来融资。伦敦金融市场信誉极高，战时融资利率较低。法国虽经历过大革命的财政动荡，但到七月王朝时期财政较稳健，可以利用巴黎资本市场快速筹资。

这个时期的俄国，财政高度依赖农奴制农业的产出和人头税、关税收入。工业化滞后，缺乏发达的国内资本市场。政府债务只能依赖外国资本 （尤其是英法投资者） ，而恰恰在战争爆发后，这些资金来源被切断。

克里米亚战争以俄国战败告终，直接推动俄国废除农奴制。这跟道德觉悟的关系不大，跟钱的关系更密切。沙皇亚历山大二世意识到，没有现代化财政与经济体系，就无法与西欧列强对抗。财政收入必须脱离农奴制束缚，转向更有效率的土地税、工业税。随之而来的是财政制度改革、铁路投资、银行业建立。换句话说，财政危机迫使俄国开启现代化。

如果比较阅读财政史和外交史，可以轻松地发现， 大部分时候是钱决定态度，而态度往往是不值钱的。

从财政史的角度看，谁能廉价、持续地融资，谁就能赢得长期战争。

财政不仅直接左右战争成败，而且对社会结构、国民精神影响深远。财政是理解历史“深处”的最直接路径。

经济学家熊彼特1918年发表《税收国家的危机》，他写道：“民族精神、文化水准、社会结构，以及国家政策将要采取的行动——这一切，都被书写在其财政史之中，剥去了所有虚饰。谁若懂得倾听其中的讯息，就能比在别处更清晰地听见世界历史的雷鸣。”

很多朋友估计会联想到我们熟悉的那句名言：“一个国家的财政史是惊心动魄的。如果你读它，会从中看到不仅是经济的发展，而且是社会结构和公平正义的程度。”

熊彼特还有很多论断是常读常新的：

“财政的需要以及国家的政策对经济发展、对全部生活方式及文化的所有方面，都产生了直接的塑造作用”；

“财政措施确实创造了也摧毁了产业、产业形态和产业布局，并且以此直接地构建了或扭曲了现代经济大厦，进而影响到现代精神”；

“税收一经产生就成为一把可以操作的手柄，而且好像它一直都在；各种社会力量都能握住这一手柄，以改变社会结构”。

熊彼特甚至认为，现代国家、现代民族都是由财政压力创造出来的。

“如果不是财政需要的话，那就不存在创造现代国家的直接原因了”；

“我们的民族，也是经国家的财政压力塑造出来的”；

“税收不仅帮助创造了国家，而且还帮助塑造了国家的形式”；

他也提醒了税收能力是一把双刃剑：

“税收国家绝对不能从民众那里索取太多，否则民众会在金钱上丧失生产的兴趣，或者无论如何也不肯尽力地工作”。

再聊聊跟我们比较贴近的故事。你对民国初年有什么印象？我相信大多数人都会给出一个字——乱。的确是，军阀混战，乱纷纷你方唱罢我登场。但根本症结仍然在于财政。

表面上看，是政党林立、军阀割据、议会与总统之间的宪政角力；但从财政史的角度看， 问题在于国家的财政基础极度脆弱。 清末赋税体系早已衰敝，中央财政高度依赖关税和盐税，而这两项关键收入几乎都在列强控制之下。辛亥革命后，北洋政府为支付军饷与维持政权运作，转向大量依赖外债和短期借款，财政赤字成为常态。

与此同时，省级势力坐拥厘金与田赋，却往往拒绝上缴中央，形成“财权下移”的格局。结果是：中央政府财政长期不足，军费开支无法保障，只能以“出卖关税主权”换取外债，财政的碎片化直接映射为政治的碎片化。也就是说， 民国初年的“乱”，并非仅仅是制度移植不成，而是财政无法支撑国家整合这一更深层的结构性困境。

民国初年的“财权下移”，其实是从太平天国时期开始的历史进程。清廷没钱，让曾国藩他们自己开征“厘金”，供养军队。战时措施后来逐渐常态化。

这件事对后世的影响极大极深。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通过“财政统一”运动才部分收回财权，但直至抗战前，中央集权化仍不彻底。可以说，直到1949年以后，我们才变成财政意义上的统一国家。

但是严格来讲，1949年之后，这事还没完。改革开放初期，我们实行了十几年的“财政包干制”，地方与中央按合同分成，超收部分归地方。发达地区如广东、江苏、浙江迅速壮大财政实力，中央财政收入占比急剧下降，到1993年时仅占全国财政收入的 22%。1994年分税制改革之后，中央财政才重新做大。

我们干脆把时间轴拨到现在。我2009年大学毕业之后，为了摆脱学生气，认识真实社会，我集中阅读了一阵财政史。我很快就发现，只需要了解几个概念，就能建立理解社会的基本框架了：分税制、土地财政、转移支付、地方融资平台。很多热闹非凡的事情，都是在这个框架里展开的。

对了，除了财政史，还有一条线是不可不知的：人口史。人口史会更加惊心动魄，尤其是我们的人口史。今天就不展开讲了。把握这两条线，可以听见历史最真实的脉搏。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西坡原创 ，作者：西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