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想成为女性主义者的男性,应该是什么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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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和他的朋友们聊女性主义的时候,我心中冷笑。”


这是一篇学者写给学者的缅怀文章,也是一篇妻子写给丈夫的悼词。与传统意义上的悼词不同,这份文字除了追忆逝者,亦坦率地表达了一个妻子的愤懑与委屈。


她怀疑起他们婚姻的价值:“我曾经也是多么地热爱哲学和理论,如果我们不结婚,我是否能更好地欣赏他的思想和行动?……我曾经跟我的心理医生说,嫁一个情投意合的人怎么可能幸福。你们想要的是同一个东西,但是总得有人管孩子、报税、理财、做饭, 于是这就成了一个零和博弈。他越成功你越痛苦。 ” 


2023年12月12日,历史社会学、政治社会学、文化社会学学者,密西根大学社会学系助理教授徐晓宏在美国因病医治无效逝世。中英文学术界开始了一系列纪念徐晓宏的活动,其中,陈朗博士缅怀丈夫徐晓宏的文章在互联网上引发热议。在这份极度克制的文字中,女性在婚姻生活中主动或被动的牺牲,一览无余。


一、困在婚姻制度中的女性


实际上,陈朗与徐晓宏之间所反映的情况并非首例,也更非孤例。知识分子家庭的婚姻中,性别不平等的情况一直存在。婚姻削减了女性的自我,也收窄了女性参与社会活动的空间。


谈及中国的学术伴侣,不少人会第一时间想起梁思成和林徽因。一直以来,人们普遍将梁思成视为“中国第一建筑史家”,而在以男性为主的建筑世界中,林徽因往往只被冠以“梁思成妻子”“梁思成助手”“才女林徽因”等名号,出现在历史书的边缘。


但实际上,林徽因的学术光芒并不输梁思成。


梁从诫在《倏忽人间四月天——回忆我的母亲林徽因》一文中提到,梁思成的论文和调查报告大多数都经过林徽因润色。在学习和工作当中,经常是林徽因交代设计想法,梁思成完成画稿,最后再由林徽因撰文,甚至在许多了解林徽因及其丈夫工作关系的亲近好友看来,梁思成著作背后流淌的大部分灵感,都来自林徽因。


性别不平等的苗头,在两人进入高校时已有显露:两人回国后,林徽因被聘为东北大学建筑系的教授职位,而她的丈夫梁思成则被任命为该系的系主任。在写给著名汉学家费正清的夫人费慰梅的信中,林徽因说:“我已经以我的方式帮助了 (梁思成的工作) ,虽然没有人会相信它。”


文学界也同样如此。人人都知道鲁迅,却鲜少人了解许广平。甚至大多数人知道许广平,还是因为她是鲁迅的妻子。但是,如果了解许广平的生平就会明白, 即便不依靠鲁迅的名气,许广平也能独立发光。


从学生时代开始,许广平便积极投身新文化运动和妇女运动,是20世纪中国最重要的社会活动家之一,但是在大众心目中,许广平更多被作为“鲁迅妻子”而被记住。


在鲁迅和许广平共同生活的10年里,许广平无微不至地照顾鲁迅的衣食起居,为鲁迅誊抄稿件、校对文稿。鲁迅逝世后,许广平更扛起了独自养育后代、照顾鲁迅原配朱安和鲁迅母亲的重任,以至于在《纪念还不是时候》一文中,许广平向去世的鲁迅倾诉:“你曾说过:‘我有一个担挑,一边是老母,一边是稚子。’自你死后,不自量力然而也逼于无奈的我,硬担起来了。”


由此可见, 即使是文化程度极高、且对女性相当友好的男性,也难以摆脱男权思想的安排与束缚。 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第四卷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将婚姻制度形容为“人类奴隶制度的最后一环”。


或许这种比喻有些过激,但从现实生活来看,男性之所以能全身心将时间和精力投身在学术、社会、经济上,通常是因为另一半承担了家庭中的隐形责任。管孩子、报税、理财、做饭这样的琐碎事务,总是自然而然地落到女性头上。


置身于婚姻和家庭中,男性往往可以更自然地致力于“扩大自己的生命意义”,而女性却很难做到。即便聪颖如陈朗、林徽因、许广平,也或多或少要靠“爱情”说服自己。


二、男性何以成为女性主义者?


在这篇缅怀文章中,陈朗认为丈夫“是一个在男权的结构内,却要做一个女性主义者的男人”。这种婚姻中的零和博弈,引发了许多人的共鸣——你的另一半坐在沙发上,和朋友们高谈女性主义,但对洗碗槽里沾满油脂和污渍的碗碟熟视无睹。


问题来了,在男权的社会结构内,一个自称女性主义者的男性究竟是什么样的?


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为女性发声的男性并不算少。  


鲁迅在《我之节烈观》中写女性所受到的压迫,在《关于妇女解放》中呼吁女性争取地位和自身解放;动画大师宫崎骏在作品中提倡生态女性主义;股神巴菲特形容女性为天生的投资者……但他们似乎并不能称得上是一名真正的女性主义者——在婚姻的家庭事务和性别分工中,他们不仅未体现出女性主义的实质,还让另一半负担了更多的重荷。 言与行的割裂,让他们注定无法真正踏入女性主义的范畴。


那么,什么样的男性才能称得上是一个女性主义者?


2022年6月,唐山烧烤店打人事件后,一篇《男人可以为女性做的35件实事》 (以下简称《35件实事》) 在社交媒体上广泛传播,其中列举的事件以实际生活中的小事居多,包括不找借口且自觉承担一半 (或以上) 的家务、不要对女性的外表指手画脚、在照顾孩子方面至少承担一半的工作等。


女性主义者的身份,不来自和朋友侃侃而谈的女性主义议题,不来自社交媒体自我介绍里“女权男”的标签,更不来自对外宣扬的性别平等观点,而是源于生活中的落地实践。就像《35件实事》里说的, “如果说女性主义是理论,那么刷盘子就是实践”。


比起谈论宏大事务或议题,男性或许更应该从小事出发,做出实质改变。


调和分析、解析数论、偏微分方程……华裔数学家陶哲轩所研究的领域,可以说和“女性主义”的理论毫无关系,但他在婚姻生活中却比许多挥舞性别平等大旗的男性更加“女性主义”。下班回家后,陶哲轩会花大量时间陪伴家庭,承担像换尿布、陪子女玩耍这类家庭事务。能够这样放下“身段”的男性,虽然这些年在逐渐增加,但还是太少了。


随着性别平等意识的觉醒,人们对于相关议题的讨论会更多,对恋爱和婚姻中的平等也会越来越敏感。但针对此事,无论外界怎么评价和臆测,逝者已逝,苛责逝者不再必要。归根到底,这份悼词是极为私人的表达,其中凝结的爱意与怨念只有当事人才冷暖自知。和其他被遮掩的性别议题不同,它只是在互联网上显露了出来,得到了舆论的发酵。


与其再去苛责和批评逝者“不够女性主义”,或许我们更应该看到现实,映照自身,从自身的实践上做出微小但确切的改变。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新周刊 (ID:new-weekly) ,作者:张文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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