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回1997?韩国押注美国,恐遭第二次金融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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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贸易谈判按美国要求落实,韩国可能再现1997年金融危机。


这是9月19日韩国总统李在明在前往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前,对路透社说的一段话。字里行间,对美国的“疑虑”几乎直白地传达出来。


早在7月,韩美已口头达成贸易协议,但靴子始终没有落地。甚至在9月初“节外生枝”,美国移民与司法局突袭在美韩企,打击非法移民,带走500人。虽然该事件最后以释放结束,但盟友谈判期间发生如此“匪夷所思”的事件,也让外界“大开眼界”。


所以,韩美关系到底怎么样?刚上任就在外交领域“上大分”的李在明,还应付得住吗?


韩企究竟冤不冤?


美国佐治亚州发生的韩企员工被捕风波,不仅给韩美关系新增阴霾,也让众多在美韩企工作的韩国工程人员,陷入“自我怀疑”。


这既与韩美双方的产供应链结构有着密切关联,也很有可能不会是最后一次。


事故本身的前因后果很简单,韩国车企和动力电池企业计划在美建厂,从韩国派来技术人员开展筹备工作,结果遭佐治亚州当地政治人物举报,美国执法部门破天荒出动大批警力,将现场工作人员悉数逮捕,最终在韩国政府的外交交涉下达成协议,后被释放回国。


表面上来看,此次逮捕的原因是技术人员未持有有效签证,美方的告示也明确提及这一点,这在一定程度上符合特朗普政府的移民政策基调。


不过,虽说美国执法人员在逮捕时表示逮捕令得到美国法务部的审批,但他们似乎并不知晓现场有多少韩国公民,甚至未能明确告知具体“罪名”。


实际上,就移民法律而言,韩企的这种操作确实存在“钻法律漏洞”的嫌疑。目前,韩企大多数赴美出差的人员会凭 ESTA或B1/B2短期访问签证赴美开展商务活动。这类签证主要用于旅行或短期商务考察,若韩国工作人员持有正式工作签证H1B或E类签证入境,要么面临每年残酷的抽签,要么需动辄数个月的办理时间,因此 在韩企中,用短期签证赴美工作成为无奈之选。


根据美国方面的数据,每年可以获得H1B签证的名额数量为85000人,其中韩国公民获得的签证数量约为2000~3000人左右,且签证方向集中在IT、工科,美国也未对一些大规模投资项目的投产调试设有相应签证,这就使得美国的工作签证如“薛定谔的猫”,存在极大不确定性。


此外,韩企内部普遍存在所谓的“灵活性”文化。韩企在签证上“钻漏洞”,不仅出现在美国,甚至早期韩企人员到中国出差时,也出现过持旅游签证 (L签证) 出差的状况;后来随着中国移民执法体系的健全,这一现象才有所下降。这段时期,若翻开韩侨在北京、上海等地打的广告,就能发现许多韩文广告号称自己为旅游签证延长滞留期的中介。


从韩企出海史来看,韩国的技术工人一方面相较于其他发达国家更加“急于求成”,另一方面扎根能力“很强”。而 在企业内部,对各国移民法律的认识,成为优先顺位较低的事情。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韩国大型企业在军政府的经济开发政策之下,逐步完成了各自“势力范围”的初步划分,一方面,当时朴正熙政府大量派遣矿工、护工至西德赚取外汇,另一方面以开发商为代表的建筑企业赴欧洲与中东地区开展业务。


应该说,相较日系企业与财阀的传统和底蕴,韩系财阀能在全球竞争中获得一定优势,一是企业决策依赖企业家自身“野兽般的感官”,这与日企高度依赖规章制度的经营方式有所不同;二是韩国工程人员更容易接受长期在海外外派,愿意为了项目在海外留守的韩国技术人员比比皆是,当下的韩国仍然如此,韩企在中国、欧洲、中东等地延续着这种外派传统。


在韩语中,用“大雁爸爸”一词描绘父母与孩子远离的家庭,这是当年不少韩国孩子共有的记忆。这一点也可以从韩国公民的护照持有率超过七成看出一二,相比之下,日本的这个数字还不到两成。


当然,对于这一时期的韩企来讲,“合规性”或者说原始积累都来不及的情况下,去重视各国移民法律,似乎有些天方夜谭了,这种观念在韩企的中高层中有所体现。


而笔者也了解到,很多有海外业务的韩系大型企业,甚至没有雇佣一名专职负责出海主要目的地国家的移民法律师,为公司提供顾问,以至于在本次逮捕事件发生后,他们才匆匆忙忙开始寻找有美国背景的移民法律师。


这些企业以“惯例”为名,使用存在风险的签证入境工作,此举在此前的美国总统任内行得通,但在特朗普2.0时代就“碰壁”了。


另外,韩企在出海过程中,对一些特定渠道的关注度也很高。根据公开数据,在美韩资企业是美国华盛顿游说团队的最主要客户之一;再加上韩裔在美国长期积累的人脉,有些韩企高管更是直接承认,自己能与美国政界保持联系,是依赖于某某韩裔企业家的牵线搭桥,这也成为韩企在海外生存的常态之一。


产供应链的变革,如何影响韩企发展轨迹?


这次的涉事工厂是现代汽车与LG新能源合作建设的超级工厂,也是近几年佐治亚州吸引的重要外资项目之一;工厂落成投产后,预计每年可以生产30万辆新能源汽车。这是现代汽车首次在海外建设专属于新能源汽车的工厂平台。


超级工厂的概念出现在汽车产业,最早可以从马斯克的特斯拉谈起。特斯拉超级工厂将生产专供特斯拉的汽车动力电池与整车生产这两大最重要的工序结合一起,有效解决了动力电池企业可能出现的产能供应不稳定问题,同时在实现汽车生产的集成一体化中起到核心作用,以帮助专有新能源平台的汽车产能效率有所提高。


虽然韩系动力电池在海外市场装机量占据第一梯队,仅次于中国企业,但这种跨越企业间合作,且建在海外的超级工厂,对于韩系车企、乃至整个韩系企业而言都是比较陌生的。


韩系大企业在发展其供应链的过程中,最重视的就是对产供应链的把控,尤其是对上下游企业的把控,能够佐证这一结论的案例数不胜数,而此次在美涉事的现代汽车就是最好的例子。


如今,悦达起亚工厂在江苏盐城设立了中韩合作产业园区,大街上韩文随处可见,盐城机场长期对韩直通民航航班。在盐城出现一个“韩国城”的最主要原因,便是起亚汽车在盐城设厂过程中,将自己的上下游中小企业一并带到盐城,使得当地出现韩系产业园的雏形。


与此同时,现代汽车集团旗下设有专供零部件的企业现代摩比斯,这家企业掌握着现代汽车绝大多数正版零部件的渠道。虽然各大车企都设立过零部件子公司,但像摩比斯这样掌握程度之高的案例却极其少见;摩比斯仅靠对现代、起亚汽车零部件供应链的掌控,就成为全球排名前列的零部件供应商,也成为早期北京现代在华零部件价格高昂被诟病的原因。


根据韩国中小企业联合会的数据,2024年韩国中小企业的产值中,对大型企业的依赖率超过七成,即 中小企业的产值有七成来自大型企业的上下游供应链。 这种供应链的脆弱性,在2019年日本对韩国半导体材料断供风波中就体现得非常明显。


当时,韩国三星电子等大型半导体企业为节省成本、方便管理供应链,部分半导体材料高度依赖日本进口,同时对本土中小企业进行打压,最终导致韩国半导体产业出现致命危机。虽然后来这一问题得到了解决,但在其他行业,这依旧是一个尖锐的结构性矛盾。


根据公开数据,生产一辆新能源汽车,其在整车厂所需要的工序要相较燃油汽车少25%左右,但不是因为生产更简单,而是很多生产工序被前移至动力电池层面,若要实现设计的一体化、工序的一体化,整合电池这一最主要的零部件就尤为重要。


此次涉事的现代汽车“超级工厂” (HMGMA) ,是该企业打破原有韩系车企,乃至韩系劳动力密集型企业的“通病”的重要一步,将主要工序集成在一个工厂,而非依赖传统的供应链条。


尤其是2019年以来,以现代汽车为代表的韩国大型企业逐步打破各自产业和家族的壁垒,开始尝试相互接触并合作,其中进展最快的便是现代汽车与LG新能源。在相互明确产业分工的情况下,面对中国等主要车企的竞争,双方尝试合作,并提出在磷酸铁锂等技术较为成熟的动力电池领域实现现代自产自供,这在此前的韩国大企业中较为罕见。


那么,为何现代汽车会率先在美国进行这个尝试呢?一方面是现代汽车在韩国国内应对社会各界及工会的压力,使其很难在本国实施,可能会触发就业、产值等的改变;另一方面则是现代汽车在美国的地位。应该说,现代汽车是韩国主要大型企业当中,对美投资和营销最积极的一家,根据现代汽车集团2025年第二季度的财报数据,旗下三个品牌 (现代、起亚、捷尼赛思) 的销售额中,北美市场占比超过30%。


即便是在韩系汽车品牌尚无法以自身品牌力站稳脚跟的时代,现代汽车自1980年代开始就在美国设立营销法人,针对在美居住的韩侨和韩裔人士,用韩文进行营销。这种 向本地韩侨进行营销、再以其为桥梁侵入美国市场的战略 ,成为现代汽车能在美国站稳脚跟的重要源泉,现代汽车的“美国梦”也由此开始。


美国不仅让现代汽车成功实现了“全球化”的重要一步,还为该品牌的迭代立下“汗马功劳”,目前美国与韩国本土并列,成为现代汽车旗下豪华汽车品牌捷尼赛思的最主要市场,虽然近年来现代汽车在北京、上海等城市开办展馆和线下活动等方式,尝试扩大市场,但美国依旧是捷尼赛思的最主要阵地,也是向其他市场营销的“金字招牌”。


这从现代汽车将位于加州的美国新总部大厦定名为“Genesis USA”,可以看出对北美市场的看重程度。


我们都知道,韩系车企曾在中国等市场,依靠其产品力获得过消费者的青睐,北京现代的年产增速曾一度造就“北现速度”这个名词,但目前韩系车在华的销量比例,已跌入个位数。


现代汽车在中国市场出现断崖式“萎缩”,最大原因来自中国汽车企业自身的品牌力和产品力的上升,以及以特斯拉为代表的外资企业抓住汽车电动化的新趋势;而现代在此过程中动作缓慢,即便至今,现代汽车旗下在华工厂中,都没有专门设置电动化平台的造车工厂,而平台化的缺失导致其难以实现规模经济,进而影响车企在新能源汽车方面的技术创新。


对于这种成本差异,最直接的体现就是有无“国补”。中国已经基本实现新能源汽车整车的国补退坡,相比之下,在韩国本土及海外市场,国补依旧是决定消费者购车的重要因素。


韩国很多汽车行业人士也向笔者透露,目前中国的新能源汽车早已走出海外媒体所宣传的靠“补贴”竞争的阶段,一方面宣发铺天盖地,另一方面,汽车企业的“脚”才是最诚实的。


例如,韩国汽车业内人士的“会面圣地”早就从韩国本土的车展,变成中国的北京、上海车展;而中国电动汽车企业推出新款车型后,现代汽车会立刻购入这些汽车作为研究,“在韩国的大街上,若看到一辆新的中国电动汽车,挂的是华城市的临时车牌 (注:现代汽车南阳研究所所在地) ,那么不用看,又是现代汽车做了第一个引进者”。


虽然现代汽车仍在努力开拓中国市场,但 美国市场才是现代汽车国际化进程的“金字招牌”。 2024年,现代汽车集团掌门人郑义宣在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后,在特朗普还在为关税率“焦头烂额”的时候,就提前登门拜访,与特朗普会面,并承诺将持续执行拜登时期签署的投资协议,留下了与特朗普同台的合照。


有意思的是,美国移民局在逮捕的300多名韩国公民中,“非常偶然地”没有逮捕一位现代汽车的员工,逮捕的员工多数是LG新能源和其他合作方的员工,这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当然是汽车工厂已经竣工,目前正在建设的是动力电池生产车间,但另一方面这种结果又很难不让人有所联想。


一段隐忧,来自韩国对国际金融体系的噩梦


截至2025年9月中旬,韩方宣布向美国承诺投资的总金额,达到韩国年度外汇储备的84%。为此,不仅是现代、LG,各家韩国企业都纷纷发布对美投资的新计划。


一些韩国专家告诉笔者,这种情况让他们回想起1998年亚洲金融风暴时,韩国因短期外汇储备告急,为避免国家破产向国际货币基金 (IMF) 求助,而当时由美国掌握的IMF向韩国政府提出多项苛刻的经济改革条件,紧接着,韩国出现大规模企业破产潮、民众失业潮,诸多情况在很多韩国大众作品中也有所体现。


与此同时,李在明政府就任时向韩国投资者承诺,将激活韩国金融市场的活力;一些外部金融专家鼓励本国养老基金等国家主权基金下场,增投韩国本土的外向型企业,其中就包括三星、现代、韩华等宣布对美大规模投资的企业。这一行为确实激发了韩国股市的活力,韩国KOSPI指数创下当年份的最高值,“这也是用韩国民众的钱,来为韩企投资美国下赌注的行为,当美国市场出现大规模危机时,会不会出现第二场金融危机?”


此前李在明访美期间向美方承诺,将在美国投资3500亿美元,如果以经济规模做比例,与日本承诺的5500亿美元基本相当。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MASGA计划,即 韩国要帮助美国振兴造船业 ,这也是李在明在与对特朗普打交道有“丰富经验”的石破茂会面时想出的一个招数,即利用美方一些急于求成的事情,为自己增加谈判筹码。


于是,韩国的一些造船厂通过美国驻韩代理大使向美国政府提出邀请函,希望能够唤起特朗普的重视。


不过,据行业知情人士向笔者透露,很多去美国主要造船基地考察过的韩国技术人员,对美国造船工的评价是——“我们去了,第一个要开的不是造船厂,而是学校”,需要培训的也远远不止技术这么简单,甚至有技术人员戏称,我们是要去美国办教培业了。


在其他行业也是如此困境。 目前,美国还没有一家全球前十装机量的动力电池企业, 动力电池、尤其是MCN比例超过811的9:0.5:0.5的三元锂电池,美国尚未拥有完整的生产链。


此外,美国当地工人的平均素质和工资水平不成正比,也是很多韩国工程人员“头大”的问题。多位业内人士向笔者承认,整体而言,如果将收入水平和工人平均素质对比,中国工人很显然是“六边形战士”,东南亚和美国都难以企及。


“可能还会去美国吧,毕竟家里等着我养”


之所以此次逮捕事件,能爆发到如此风波,与韩美两国正在经历的政治分裂也有密切关系。


据媒体报道,举报者是佐治亚州当地的共和党籍政客,深受“MAGA”思潮影响,认为现代汽车工厂不仅未能提供充足的工作岗位,甚至还抢走了原本属于当地民众的就业机会。


在逮捕事件后,韩国国内反对李在明的右翼人士不断发难,认为李在明政府在应对本国公民逮捕时应对不力,甚至有阴谋论者出现了“特朗普政府对李在明不满,才会用逮捕的方式警告韩国民众”的言论。


另一方面,韩国作为外向型经济体,其国内生产总值八成以上依赖于外贸经济,因此韩国在自贸协定方面可谓下足功夫,与中美两个大国均签署自贸协定,并在朴槿惠政府时期提出“Mega FTA” (大型自由贸易协定) 战略, 与美国的自贸协定更是成为保守派政府引以为豪的政治资产。


不过,随着特朗普对韩国的关税率定格在15%——与未和美国签署自贸协定的日本关税率一致,这个韩美自贸协定对韩国产业的保护程度大打折扣,韩国的贸易政策基调面临重大调整。首当其冲的就是,此前根据自贸协定条款规定而制定的计划将破产。


近年来,在美韩裔政客,尤其以部分美国民主党籍议员为代表,曾持续推动对韩国开放H1B1签证,即向韩国公民提供特殊名额,不受原有名额要求的限制;而这些议员们的法律根据就是,韩美自贸协定对双方商务人员和技术人员往来便利化的相应条款。


在韩国企业,尤其是大型企业的招聘简章中最常出现的一句话是,“应聘者应该保证没有任何的缺陷以至于不能完成境外商旅”,这句话一方面巧妙地绕过了韩国劳动法不得歧视前科者的规则,同时也是许多韩企工作性质的体现。


特朗普虽然事后表态,“应该让技术人员留在美国,让他们教会美国人技术”,但这种表态仍难以改变其移民政策的基调,同时让很多韩国技术人员开始担忧,自己会不会在后续入境美国时有所干扰。


笔者的一位韩国朋友就是在本次事件中被关押的技术人员。他向笔者讲起这段经历,说到牢笼、环境,也说到让他签英文文件时,美国执法人员近乎于种族歧视的嘲笑,但最让他担忧的不是这些,而是执法人员威胁他不认罪就会被一直关在牢笼里,“自己能不能走出这个大门,能不能见到家人”,以及“如果留下案底,成为在境外出行有缺陷的人员,是不是以后就不能做这个工作了?”


逮捕风波爆发后,韩国网民一改过去对美国的支持,“我们也应该驱逐在韩非法讲课的美国讲师”,“特朗普访韩时,应该扣下他的随行人员”成为门户网站的高赞贴,甚至有些极左翼议员要求政府彻查非法滞留的美国公民,韩国民众的情绪也非常简单,他们认为自己遭到了同盟国的“背刺”。


这很难不让人想起一部韩国电影中,韩国总统为了向美国提出抗议,大喊着“让美国大使对着太极旗磕头”。 当然,这只是电影中的“自嗨”画面。


李在明在就任100天,接受美国《时代》杂志采访。这本身也是一个信号。当时,李在明打破韩国总统接受外媒记者采访的传统,主动提起“弹劾”这一内政事务,表示如果自己立刻答应特朗普的要求,可能就会被“弹劾”,并称会管理好与中美两个国家的关系。


有趣的是,一位要求不具名的韩国产业通商体系前官员和笔者聊起这段采访时,他的说法是,这何尝不是中国古代名著里说的“苦肉计”,而李在明的“实用外交论”又何尝不是中国领导人曾提出的“白猫黑猫论”的生动写照?


从现实角度来讲,李在明承诺对美国投资,也有难言之隐,面对特朗普的大棒,作为盟友的韩国似乎难有其他选择。不过据媒体报道,美方一方面透露出不希望逮捕风波扩大的态势,另一方面,美国执法部门调阅了田纳西州一些韩企工厂的员工信息,并表态将对“是否存在非法就业进行调查”。


笔者和那位技术人员朋友聊完的最后,问他还会不会再去美国,他先是小声说“不敢去了”,沉默一会后,又说,“但可能还会去吧,毕竟家里人等着我来养活,孩子还要冲刺SKY (注:韩国排名最高的三所大学——首尔大学、高丽大学、延世大学的简称) ,我还要给孩子赚补习班的钱呢。”


可以说, 发生在韩国技术人员身上的这场“悲剧”,虽是意外,但也属必然 ,也是当韩国“押宝”某一个市场而躲避结构性问题时,应当面对的必然。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底线思维 ,作者:权小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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