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亿诈骗帝国，为何越打越狂？

全球最大规模联合打击行动未能阻止跨国诈骗网络持续扩张，美国财政部本周宣布对柬埔寨大型犯罪集团实施制裁，目标包括146名个人与实体。

该网络通过“杀猪盘”爱情投资诈骗从美国公民处窃取数十亿美元。

外媒报道称，与官方表态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犯罪集团内部人士透露：“生意比过去任何一年都好”。尽管缅甸地区因突袭行动受挫，但整体产业仍在快速增长，诈骗网络已向迪拜等地扩张。该消息人士预测：“2025年将是网络犯罪的丰收年。”

数据显示，过去几年美国公民因网络投资诈骗损失超过166亿美元，仅2024年东南亚诈骗活动就造成逾100亿美元损失，同比增长66%。被制裁的犯罪集团首脑陈志在柬埔寨建立了一个集奢华酒店、房地产与诈骗工厂于一体的犯罪帝国，其网络控制着至少十个封闭园区。

在这些园区内，被诱骗的工人被迫从事每天12-16小时的高强度诈骗工作，护照被没收，行动受到严格限制。当地居民目睹试图逃跑者遭到毒打，最臭名昭著的金北园区更涉及强迫劳动与谋杀案件。

美国财政部罕见切断了柬埔寨Huione集团与美国金融系统的联系，调查发现该集团在2021-2025年间清洗至少40亿美元资金，涉及朝鲜黑客与众多网络诈骗赃款。陈志的犯罪帝国使用超过100家空壳公司，业务版图从毛里求斯延伸至台湾，并在老挝进行比特币挖矿，在帕劳开发豪华度假村。

专家指出“打地鼠”效应正使问题日趋复杂：当中国加强打击针对本国公民的诈骗后，犯罪网络立即转向以美国等外国受害者为主要目标。

联合国报告证实，诈骗中心正从东南亚向西非、中东及中南美洲地区扩散。

Chainalysis统计显示，2024年加密货币诈骗收入至少99亿美元，自2020年来年均增长24%。“杀猪盘”诈骗同比增长40%，向诈骗平台的存款金额激增210%。

这些犯罪组织如今像科技公司般运作，提供标准化培训、销售脚本和“诈骗即服务”平台，甚至推出AI生成的恋爱话术工具。

尽管2025年10月的执法行动查获创纪录的150亿美元加密货币，但诈骗产业仍持续扩大。

对于失去毕生积蓄的受害者与被囚禁在诈骗园区的工人而言，执法行动带来希望曙光；但对这个已深度全球化、年收入超百亿美元的犯罪产业来说，其根基依然牢固，且仍在不断进化。

犯罪形态的“全球化3.0”

曾经，我们想象中的有组织犯罪，是盘踞在特定街区、依靠暴力维持统治的地头蛇。

他们的权力来自于对物理地盘的垄断，生意也大多局限于毒品、赌博或高利贷这些传统领域。

但进入数字时代，这一切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革。

网络犯罪，特别是像“杀猪盘”这样精密运作的在线诈骗，已经彻底颠覆了旧有的模式，进化成了一种去中心化、模块化且可无限复制的全球性“商业”模式。

街头混混的勾当一去不复返，转而成了一个架构精密、效率惊人的黑暗全球化帝国。

这个帝国的第一个核心特征，是“诈骗即服务”生态的成熟。

比如，一个心怀不轨的人想从事诈骗，他不再需要自己去建立团队、编写脚本、搭建洗钱通道。

现在有一个像Huione这样的平台——堪称犯罪界的“亚马逊”。

在这里，从钓鱼网站模板、经过心理学验证的对话脚本，到利用人工智能生成的、足以乱真的俊男美女照片和甜言蜜语，甚至最后一步的跨境洗钱服务，全部被标准化、商品化，明码标价，一键获取。

这极大地降低了犯罪的技术和门槛，任何一个稍有野心的人，只要支付一定的费用，就能迅速组装起一套高效的诈骗机器。

犯罪，由此变成了一种可以轻松上手的“创业项目”，其危害性也如同病毒般指数级扩散。

而且，这个黑暗帝国同样深谙全球化的精髓，玩得转“全球劳动力套利”的模式。

在柬埔寨、缅甸那些戒备森严的园区里，大量的工人并非自愿的罪犯，他们更多是被“高薪工作”诱骗而来的普通人。一旦踏入，护照被没收，人身自由被剥夺，他们便沦为“数字血汗工人”，在枪口和电棍的胁迫下，专门从事培养感情、实施诈骗的流水线作业。

这与我们在正规全球经济中看到的产业链分工何其相似——发达国家将制造环节转移到劳动力成本低廉的发展中国家。

只不过，这里生产的不再是实体商品，而是被精心炮制、用以榨取受害者毕生积蓄的“信任”本身，这样一条跨国剥削链，是现代奴隶制在数字时代最令人触目惊心的变体。

而所有这些犯罪活动的最终归宿，是构建一个庞大而隐秘的“流动帝国”。以柬埔寨大亨陈志为例，他的窝点成了他自己的“王国”，他将通过诈骗获得的巨额黑色资金，投入到奢华的酒店、遍布多国的房地产、甚至银行和数字货币挖矿业务中，最后再用这些产业包装成的度假村项目来“洗净”赃款。

一个野心勃勃的闭环生态就此形成：诈骗工厂是现金牛，源源不断地产生非法利润；而合法或半合法的前沿产业，则成为了将这些黑钱融入全球金融体系的转换器。

如此，便让犯罪组织不再是单纯的掠夺者，而是进化成了能够渗透和影响地区经济结构的庞然大物，其根基之深、韧性之强，已远非传统黑帮可比。

一切的一切，正是我们当前必须面对的可怕现实。

我认为，网络犯罪实际上，已经完成了它的第三次“工业革命”。它不再满足于零敲碎打的偷窃，而是以平台化的方式降低门槛、以全球化的视角配置资源、并以资本家的手腕构建起坚固的金融护城河。

打击一两个头目，查封一两个窝点，对于这样一个拥有多重生命系统的怪兽来说，无异于隔靴搔痒。

理解其内在的、高度适应性的模式，是我们与之斗争的第一步，也是最关键的一步。

为何越打击越扩张？

当我们看到美国财政部宣布制裁上百个实体，或者听到某国警方又一次突袭了边境地区的诈骗园区时，很容易会产生一种错觉：正义之网是不是正在收紧？犯罪分子的末日是不是即将来临？

一个令人不安的事实是，这些声势浩大的打击行动，也不过是用一把传统的铁锤，去攻击一个由流沙构成的、不断变形移动的敌人，每一次用尽全力砸下，只能扬起一片沙尘，而流沙本身早已在你脚下重新汇聚，甚至蔓延得更广。

这就是所谓的“打地鼠效应”，其背后，是现代国家能力与全球化犯罪网络之间一场深刻而失衡的较量。

这场较量首先暴露的是“主权治理赤字”这一弱点。

在柬埔寨、缅甸等地的部分区域，国家法律的力量早已被资本与暴力侵蚀、俘获。当柬埔寨的诈骗大亨陈志能够与总统级人物把酒言欢，当他的帝国能够轻易地将豪华酒店、经济特区甚至整个岛屿变为自己的私人领地时，我们就必须承认，在这些地方，犯罪网络并非是在对抗国家机器，而是已经巧妙地嵌入甚至掌控了部分地方权力结构。

它们成了这片土地上的“影子政府”。

因此，西方的制裁看似凌厉，却往往只能冻结那些与美国金融体系有联系的资产。

对于犯罪集团而言，他们早已通过遍布全球的壳公司、难以追踪的加密货币以及迪拜这类新兴的、监管相对宽松的金融枢纽，实现了资金的“跨主权流动”。

你的制裁针对的是一个国家内的罪犯，但他们运作的，却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地下金融网络。

其次，我们现在面临的是一个“执法的非对称性”困局。现代国家的执法力量，其根基在于“领土管辖权”——我的法律，在我的国界之内生效。

但今天的犯罪网络却生存在一个由数字空间和全球灰色地带构成的维度里。他们可以在老挝的某个特许经营区、在公海某个租来的岛屿上，甚至在元宇宙的某个虚拟角落，建立起不受任何单一国家法律完全管辖的“法外飞地”。

一个美国受害者被骗时，诈骗他的呼叫中心可能设在柬埔寨，资金通过新加坡的皮包公司流转，最终在迪拜的加密货币交易所被提现。

这其中涉及的每一个司法管辖区都不同，协调执法难度极大，耗时极长。

另一个问题，则是我们不得不面对选择性执法带来的意外后果。例如，中国出于保护本国公民的迫切需要，会集中力量打击那些诈骗中国人的窝点。

这肯定是对的，有多大能力，做多大的事情，管好自己，为自己的国民负起责任，不容置疑。

只是，在犯罪集团看来，又会成为另一种解读——诈骗中国人风险变高了，那么，就把目标转向防范意识可能较弱、跨境执法更困难的美国或欧洲受害者吧。

“欺软怕硬”的策略性转移，使得全球诈骗受害者的版图不断变化，但诈骗产业的总量却在持续增长。

最后，也是最根本的矛盾，在于“技术民主化”的两面性。

加密货币、人工智能、即时跨境支付，这些本是为了推动人类进步、提升自由与效率的伟大工具，却在客观上为犯罪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赋能。

它们的发展速度，远远超过了全球治理体系的适应和监管能力。

当执法机构还在为如何解读一条传统的银行转账记录而申请跨国公文时，犯罪分子已经利用隐私币在几分钟内完成了十几笔跨越各大洲的匿名交易。

当我们的立法者还在争论如何定义AI生成内容的权责时，诈骗分子已经利用AI批量生产出足以以假乱真的肖像、声音和情感对话，实施精准的心理操控。

Chainalysis的数据显示，犯罪收入每年以近四分之一的惊人速度增长，就是最直接的证据——技术的迭代速度，已经无情地超越了法律与治理的迭代速度。

多么令人沮丧！

我们越是依靠传统的、基于领土的打击手段，就越像是在为一个已经过时的游戏规则而努力。

犯罪网络则在全球化的和技术赋能的维度上，轻松地玩着另一套规则完全不同的游戏。这并非说打击行动毫无意义，它们对于挽回损失、彰显正义至关重要。

面对这些不断转移、复活的犯罪网络，各国政府的努力似乎总在追赶。

但如果我们只将目光停留在抓捕与制裁的层面，便忽略了一个更为根本的问题：这些诈骗活动在窃取巨额财富的同时，更像是一种缓慢释放的毒药，正在系统性侵蚀连接我们社会的人际信任，最终让每个人都为之付出代价。

信任体系的崩溃

这就是数字时代的“公地悲剧”，“杀猪盘”及其代表的规模化网络诈骗，其最致命的危害在于，它们不仅仅是在窃取我们当下的财富，更是在透支和消耗我们所有人共有的、宝贵的信任。

如果最基本的善意和信任都能被精密算计并转化为生产资料时，我们每个人便都成了这场悲剧中潜在的牺牲品。

在历史上，“公地悲剧”描述的是，当一片公共草场向所有牧民开放时，每个牧民为了个人利益都会尽可能多地放牧，最终导致草场被过度消耗、所有人共同受害的局面。

今天，我们拥有的是一片名为“数字信任”的全球公地，而全球化的诈骗网络，正以前所未有的效率和冷酷，将这片宝贵的公地推向荒漠化的边缘。

悲剧的核心，我认为主要是“情感”被前所未有地商品化和工业化。

犯罪组织早已摒弃了随机且低效的欺骗，他们将建立信任的过程，打造成一条精密、可复制的工业化流水线。在这条流水线上，人类的孤独、对亲密关系的渴望、对友谊的珍视，这些最柔软、最私密的情感，被犯罪分子冷静地拆解为一个个可以量化的数据指标：聊天需要持续多少天，在哪个时间点该送上关怀，在哪个阶段可以偶然提及一个稳赚不赔的投资机会。

他们投入的“生产资料”是窃取来的形象、AI生成的照片和精心编写的话术剧本；产出的，则是受害者毫无保留的信任和随之而来的巨额资金。这是一种数字时代的新型异化——本应是最真诚的情感交流，被异化为一种预先设计的、以掠夺为目的的标准化生产流程。

若我们社会中最珍贵的情感连接都可以被明码标价、批量生产并用于欺诈时，我们每个人在数字世界里伸出信任之手时，都不得不先带上三分疑虑。

这一类信任的崩塌，又何止于个体受害者？

它像一种具有高度传染性的病毒，迅速扩散至整个社会肌体，形成一种不断加剧的“全球信任赤字”。

这笔因为普遍怀疑而产生的成本，最终并不会由犯罪分子承担，而是由我们社会中的每一个个体、每一个诚实的商家来分摊。

我们不得不投入更多的资金用于身份验证、法律咨询和网络安全保险；我们不得不耗费更多的时间和精神去核实对方的身份和意图；我们不得不因为过度的谨慎而错失那些本可以达成的合作、建立的友谊和获得的机遇。

就像在原本畅通无阻的道路上，因为害怕车祸而设置了无数个检查站，每一个检查站都在消耗着我们的时间和效率，让整个社会的运行变得迟滞而昂贵。

从这一点而言，“杀猪盘”及其代表的网络诈骗浪潮，其最致命的危害在于，它不仅仅是在窃取现有的财富，更是在扼杀未来财富的创造机会，在毒化我们共同栖身的数字社会环境。

它让陌生人之间的善意变得危险，让跨文化的交流充满陷阱，让全球化的互联互通伴随着难以承受的猜疑成本。

如果我们无法有效地遏制这场信任的掠夺，那么最终，我们每个人，无论是否曾是直接的受害者，都将在由猜疑和冷漠筑起的高墙中，付出沉重的代价。

这片我们共有的“信任公地”一旦被彻底摧毁，重建它将远比追回损失的金钱要困难得多。

我们还能如何？

面对一个已然进化到“全球化3.0”阶段的犯罪网络，我们赖以成功的旧有战术手册已然过时。当“擒贼先擒王”的经典策略在现实中反复受挫，当我们看到头目被捕而犯罪生态依然枝繁叶茂时，我们必须进行一次彻底的反思。

依靠单一国家、单一行动已无法轻易取胜了，它要求我们的应对策略必须进行一场同等维度的升级，从点到线，从线到网，从单纯的执法延伸到更深层的社会经济治理。

首要的转变，是从“打击主体”转向“瓦解网络”。

像陈志这样的头目只是这个韧性网络中的一个节点，即便将其切除，网络本身会迅速寻找到新的替代者，甚至进行自我修复与进化。

我们的火力必须集中在对网络生存至关重要的“关键节点”上。

这包括支撑其资金流动的支付通道和洗钱服务商，例如被制裁的Huione平台；包括为他们提供匿名掩护的身份验证服务；以及托管其诈骗网站和通信工具的服务器平台。

打掉这些基础设施，相当于切断了网络的血液循环和神经系统。

同时，我们必须利用犯罪网络自己依赖的技术来反击他们。

加密货币虽然提供了匿名性，但其底层区块链技术却是公开的账本。

通过先进的链上追踪分析，执法机构可以标记犯罪资金流向，并与全球主要的加密货币交易所建立实时合作机制，在赃款被洗白前迅速冻结。

以此“釜底抽薪”式的打击，其效果远胜于在末端追捕一个个分散的诈骗分子。

当然了，仅靠技术性的防御和打击是远远不够的。网络犯罪是一个全球性问题，但执法行动却常常受制于主权边界。

我们需要建立一个比现有国际刑警组织更具行动力、更具约束力的“数字犯罪联合响应机制”。这个机制的核心任务，是打破国家间的数据与司法壁垒，推动关键情报——例如“了解你的客户”信息、可疑交易报告和犯罪模式识别——在成员国间的安全共享与实时同步。

当一笔诈骗资金从美国受害者的账户流出，进入柬埔寨的壳公司，再试图通过迪拜的交易所变现时，这个跨国执法卡特尔应能触发一套自动化的预警与协同冻结程序，让犯罪分子的资金无处可逃。

同时，我们必须将社交平台、通讯软件和交友应用等私人数字空间纳入治理体系，通过立法明确其“平台责任”。

这些平台不能再仅仅作为中立的技术管道，它们必须承担起利用算法和人工智能，主动识别、拦截和清除平台上大规模传播的、具有明显犯罪特征内容的义务，从源头上压缩诈骗活动的生存空间。

关键的问题是，柬埔寨、缅甸等地的园区之所以能招募到大量“数字血汗工人”，根源在于当地正规经济无法提供足够有吸引力的就业机会。因此，最根本的“治本之策”在于推动一场“地缘经济再平衡”。

国际社会和有影响力的地区大国，需要协同合作，在这些地区投资和推动正规的数字经济发展，例如外包的客服中心、数据加工产业和电子商务生态，为当地的年轻劳动力提供合法、有尊严且可持续的生计。这不仅仅是人道主义援助，更是对全球犯罪率的战略性投资。

特别是对于在东南亚拥有深厚基础设施影响力的中国而言，其“一带一路”倡议可以迎来一次关键的升级，从“硬件”互联互通迈向“软件”的“数字治理合作”。

通过将网络安全、数字技能培训和合规产业发展纳入合作框架，帮助地区国家提升治理能力，共同清除其境内外的犯罪园区，从而在根源上铲除犯罪网络滋生的土壤。

斗争注定是漫长而艰巨的。

没有任何单一的解决方案可以创造奇迹。

我们面对的敌人，是一个适应了全球化所有优势的阴影帝国。

要战胜它，唯一的方法，就是让我们捍卫光明世界的力量，变得更加协同、更加智能、更具前瞻性。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东针 ，作者：莫斯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