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猎
大家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经济发展一定是一件好事吗？
很多人都听说过“负增长”的说法，那么“去增长”呢？对于今天世界上大多数人来说，负增长 （negative growth） 听起来是一件很糟糕的事情；对于今天大多数的政府来说，它简直就是灾难。但与此同时，去增长 （degrowth） 在成为一种呼声。
卢梭为“去增长”的理念开了先河，他认为被等同于财富增长的进步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进步，因为财富积累所导致的结果，是人在身心上面受到越来越大的侵蚀和折磨，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普遍的恶化。
但是，当卢梭批判进步观的时候，他所质疑的不是财富增长本身，而是财富增长所引发的结果。他放在天平两边的东西是增长的程度和酿成后果的严重程度。
而当代的“去增长”呼声之所以会越来越大，是因为有一些继承了卢梭一身反骨的 进步怀疑论者 ，提出了一个更激进的问题： 我们认为可以为之牺牲很多东西的那个“增长”是真正意义上的增长吗？我们以为财富在增长的时候，它真的在增长吗？
ta们提出了一个惊世骇俗的观点： 我们之所以能算出不断增长的财富，是因为我们没有减去这件事情需要付出的代价。 而这并不是出于疏忽或者认知上面的不足，这是进步观得以建立的一个先决条件——我们选择不做减法，才可以保证财富增长。
这样的情况下，财富的增长是一个伪装成事实的神话。
01. 原始人比现代人更“匮乏”吗？
这个神话的第一个桥段，叫做“最初的匮乏”。全世界的历史教科书里面都有一个“原始人”的形象：以采摘和狩猎为生的旧石器时代的人类，因为技术低下，不会生产，而不得不为了填饱肚子终日觅食，即使如此，也有上顿没下顿，更不要说有什么储备或者富余了。这种原始经济被冠以“维生经济” （subsistence economy） 的称呼。
而与维生经济相对立的就是增长型的经济，当人们走出了一切为了生存的死循环，开始有闲暇发展科技，慢慢地会有能力进行财富积累。就这样，人类社会的历史从“匮乏”进入“富裕”。
上世纪70年代，人类学家马歇尔·萨林斯 （Marshall Sahlins） 和皮埃尔·卡拉斯特 （Pierre Clastres） 分别在《石器时代经济学》 和《反国家的社会》这两本书里面提出了一种颠覆性的观点。
他们认为，“维生经济”是对于所谓“原始”或所谓“前农业”社会的“污名化”，而真相在于：所谓“生产力低下”的这些“原始社会”实际上是——这个是萨林斯提出的一个说法——“最初的富裕社会” （the original affluent society） 。
穷困潦倒的“原始人”是怎么样在这两位人类学家的笔下“一夜暴富”的呢？
首先，他们提醒我们，我们对于前现代社会的看法全都是“西方中心主义”或者说“现代中心主义”的产物，因为用现代人衡量文明和发展程度的标准去看待所有的社会，习惯性地对“原始社会”做出否定性的界定。
但这是一个循环论证，因为“国家”、“文字”、“历史”是我们所处的社会的特征，如果以这个为标准去衡量其它的社会的话，我们只能说这些社会是“没有国家的社会”。
“维生经济” 也是一样：原始社会除了能满足基本生存的东西之外，什么也没有，这个是“维生经济”的意思。那什么没有呢？没有剩余的产品 （surplus） ，因此也没有市场。
剩余和市场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如果原始社会里面没有这两样东西，这不可能是因为它们不想，只可能是因为它们不能，所以从这个缺失当中我们又推导出一种无能。
萨林斯和克拉斯特让我们注意到，这幅中心主义的有色眼镜里面有一个矛盾：我们在认定“原始人”很匮乏的同时，也认定ta们是很懒惰的。因为热爱工作，忙着搞事业，以劳碌为荣，这也是现代精神当中所特有的，现代人我们视此为美德。
但是，欧洲人发现了美洲大陆后，才发现这些所谓“维生经济”中懒散的人，是身体健硕也可以去获得更多食物的野蛮人，ta们选择睡觉、嬉笑、做游戏，不是因为ta们没有什么食物可以找了，相反，ta们的食物来源是丰富多样的。
也就是说，“懒”才是与事实相符的一个判断，它和匮乏无关，甚至于恰恰相反，是因为不匮乏。
这个普遍的人类学观察使克拉斯特就技术问题提出了一个去中心主义的观点。他说，要判断一个群体的技术水平，合理的方式是看这个技术水平是不是能令一个群体适应它所处的环境，并在其中满足自己的全部需要。
萨林斯进一步指出，在技术的问题上，采集狩猎社会当中人们的日均劳动时间是4小时，农业社会是6小时，而对工业革命之后的现代人而言，8小时已经是经过工人运动和斗争后，在法律层面上对劳动时间的限制。
大卫·格雷伯在《狗屁工作》中也提出：技术被宣称能使人从必要劳动里面解放出来，但是为什么我们并没有被技术所解放，反而工作时间越来越长？
萨林斯把这种明明可以卷但是选择躺平的状态，称作 “最初的富裕” 。萨林斯对富裕也重新进行了定义。他说：富裕不应该从被生产出来的绝对值来理解，而应该相对于人们的需要来理解，一个富裕的社会是“所有人的需要都很容易就得到满足”的社会。
“维生经济”的真相不是匮乏而是富足。 反过来，我们生产着越来越多的剩余商品的市场经济才是并且必然是匮乏的社会，因为“匮乏”被制度化和意识形态化。
一方面，不满足成为一种绝对的原则，在这个意义上，“匮乏”变成了一种意识形态；另外一方面，确实有人必须通过996、007这样的方式来换取自己的生活所需，这也是一个被制度化的匮乏。
有了这两个意义上的匮乏，我们这个社会里劳动的强度才可能不断地被加大，一直到一个个体可以承受的极限，产量才可以不断地被提高，才可能有越来越多的商品充斥于市场之中。这是我们所处的这个看似非常富裕的社会当中的一个关于匮乏的矛盾。
02. GDP：看似客观，实为谎言？
关于这两位人类学家对于维生经济的辩护，发展主义者仍然是可以提出这样的反驳：我们毕竟在绝对值的意义上变得更富裕，所以你们改变“富裕”的定义不能改变这个事实。
GDP就是全球统一的根据，它被视作一种客观的标准，用它衡量出来的财富增长被视作是客观的增长程度。
但是， 对于去增长主义者来说，GDP是一个谎言。作为谎言，它构成了我们刚才提到的那个“增长神话”的一个主要情节。
法国社会学家鲍德里亚是最早揭穿这个谎言的思想家之一。他在《消费社会》这本书里面把GDP称作是“梦”，是“错觉 （illusion） ” ，是“集体谎言 （collective bluff） ”。在他的笔下，GDP恰恰变成了客观事实和理智的反面，完全不合逻辑。
鲍德里亚的第一个论据是，有哪些东西被算入GDP而哪些不被算入GDP是很任意的。他尤其提到了“女性的家务劳动”的例子。它不被算入GDP，是因为家务劳动被认为不属于生产，不产生利润，但实际上它对于任何以资本－市场－商品为模式的经济都是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
家务劳动如果市场化和产业化，就可以被算入GDP，比如自己做家务和带孩子，就没有为GDP做贡献，但是如果作为一个家政工或者保姆去其它人家里完成同样的劳动，那么获得的报酬就会被算入GDP。
总而言之，我们算进GDP里面的东西，并不是实际的财富增长总量，而是被认为有交换价值，并因此被明码标价，在市场当中被作为商品交换的那些东西。如果东西或者服务不被衡量出货币价值、不被交换，哪怕它们是给人带来好处的，是不可或缺的，也不会被算在GDP里。
但是这远远不是GDP算法最荒谬的地方，它最荒谬的地方在于只做加法而不做减法，甚至于，它在本来应该做减法的地方做加法。这是鲍德里亚提出的第二个论据。
鲍德里亚说：“有害的东西以及对于它们的缓解措施和客观上有用的东西以同等的名义被算入GDP。”他还说：“亏损被算做是正值。”也就是说，原本应该作为生产的成本和代价从财富当中被减掉的东西，现在反而被加到财富总量里。
鲍德里亚举了这样一些例子，比如巴黎的能见度在50年间下降了30% （他的书写于1970年） 。他说能见度的下降不会被作为负值纳入到GDP的计算里，但是如果巴黎人因此而需要消耗掉更多的电、灯泡、眼镜等，那么所有的这些都会以正值算入到GDP。
也就是说，原本属于生产的负面作用的空气污染，以及为了空气污染而必须要付出的代价，仍然被视作是财富的增长。
现在令人细思极恐的一件事情是，我们为什么会集体魔怔？一个东西不会无中生有，而是从其它的东西里面转化出来的，这是一个常识，尤其是对于我们已经祛魅的现代人来说。
生产意味着消耗。 但是，当问题涉及到财富的增长，我们却似乎都回到了相信魔术师能够无中生有的儿童时代。相信GDP的客观性，其实就相当于是相信无中生有，说到底， 无限增长的信念只有当我们持有无中生有的信仰的时候才是可能的。
03. 看不见的代价
更令我们细思极恐的，是鲍德里亚的《消费社会》，它写在1970年，写在新自由主义兴起和全球资本主义形成之前的法国，但是他笔下的例子，与我们今天的现实相通。
GDP的魔法不仅没有被打败，而且疯魔程度在加剧。全世界都在疯狂地生产消费品并发明各种各样的服务行业，就好像它们仍然是无中生有的，我们不需要顾及它们的代价。
实际上，鲍迪利亚所称的那个“有害”和“亏损”的东西正在越来越难被视而不见，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我们得以令财富增长的资源正在肉眼可见地被破坏和耗尽，很多对人有用的东西在锐减。
但是面对这些明显在给“无限性”这个信仰敲响警钟的现象，我们所能想到的唯一的解答，只有去生产更多的东西。“可持续发展”是一个很典型的表述，如果旧能源不行，那么就用新的能源；如果传统的基因不行，那么就用转基因……“发展”，也就是说生产和消费的原则，是不能被质疑的。
我们可能已经生产和消费出了一个很荒诞的局面：耗尽有限的能源，污染有限的环境，这一切不仅仅是为了生产出必需品，可供我们以备不测的储备，以及那些可有可无但是确实会带来舒适、带来乐趣的东西，而仅仅是为了生产出很多一次性甚至于是零次性的垃圾。
如果这一切的结果都是可耕地、干净的空气和水、不可再生的能源都变得越来越少，我们到底在生产还是在破坏？
这个就是“去增长”的呼声：在今天，所谓的生产正在变成破坏，所谓的增长在变成无谓的浪费。
人类学家对于“野蛮人”的平反工作，以及去增长主义者的诉求，常常会受到这样的反驳：难道你们想要我们放弃农业和工业，不再生产和交换，取消掉货币，去过茹毛饮血的日子吗？
通过今天的文章，大家至少可以不再受到这种粗暴的二元论的蛊惑。没有任何的人类学家和去增长主义者提出过这种“回归”方案，因为没有人会愚蠢到认为这件事情是可能的，更不要说去相信它是值得我们追求的。
通过人类学研究和对于增长逻辑的批判，我们现在需要反思“财富总量”的“增长”能解决所有问题的想法。
另一种对这一类去增长主义理论的反驳会说：就你们聪明？整个人类按照你们的说法，都是在集体魔怔。
鲍德里亚自己就说过，这件事情是有合理性的，完全不合逻辑的GDP算法有着最深层的逻辑。很可惜的是，这个逻辑跟所有人的福祉没有关系。
让我们再来看看GDP的算法：如果只计算生产出来的东西，而不算它的成本，那么从生产当中获利的人，就不需要为代价买单。
为什么在全球资本主义之下大家都变得更疯魔？因为资本的全球化就是要把这个深层的逻辑推向极致：一条在上海或者纽约卖出去的牛仔裤，污染的可能是印度的水源，剥削的可能是孟加拉的劳工，但是从这条牛仔裤中获利的人为治理ta造成的污染，为了补偿ta剥削的劳工们的安全和健康受到的损伤，负了多少责任呢？
那这条牛仔裤的购买者呢？ta负的责任也很少，因为消费者通过消费行为能够获得满足感的一个重要的条件，就在于消费品本身的廉价，这个廉价就意味着消费者不必为真正的代价买单。全球资本主义让我们看不到这些代价，所以让我们加剧地疯魔。
有的地方的生态被破坏，资源被以非常廉价的方式拿走，有的人ta们的劳动力被极尽剥削 （而这些人往往就是生活在这些生态被破坏的地方的人） ，而另一些地方的人通过大量购买这些商品，将自己手中的财富转交给了这些商品的所谓的“制造者”。
这样的生产 （增长怀疑论者不是说要全盘推翻生产这件事情，而是说这样的生产） ，是不是真的关系到财富的增长？还是说它其实关系到的是财富的一种非常不平等的分配，也就是说它关系到的是积累？
不计算代价而被制造出来的增长假象，它的内部逻辑是不是就是原始积累的当代变体？它的内部逻辑是不是就是通过剥夺和剥削，将实际上有限的财富越来越高度地集中到一小撮人的手中？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看理想 ，本文编辑整理自看理想音频节目《不平等：权力、身份与社会分配》第15期，作者：谢晶，微信内容编辑：汁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