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猎德国经济，为何失速？
作为欧洲经济的火车头，德国曾长期被视为资本主义世界的成功典范。这个依靠出口拉动经济增长的国家，不仅稳居全球前五大经济体行列，更是欧盟当之无愧的经济领头羊。但近年来，这艘经济巨轮却遭遇了意想不到的逆流。
自2021年以来，德国经济已连续三年陷入停滞状态。工厂投资持续萎缩，就业市场显露疲态，曾经引以为傲的“德国制造”竞争力正在减弱。更令人担忧的是，这个传统工业强国如今面临双重夹击：
在国际上，美国特朗普政府正虎视眈眈盯着德国创纪录的贸易顺差——截至2024年底，美德贸易差额已突破650亿欧元 （547亿英镑） ，随时可能成为关税大棒的新目标；
在国内，迫于北约盟友的军事开支压力，政府不得不将大量资金转向国防领域，这直接威胁到既定的绿色转型计划。
种种迹象显示，德国正站在经济转型的十字路口，其政策选择不仅关乎本国经济命运，更将深刻影响整个欧洲的经济格局
一、深陷危机的经济引擎
德国经济正滑向“永久性危机”的深渊。Handelsblatt研究所在深入剖析德国当下的经济低迷状况时，毫不留情地将其定义为“战后历史上最大的危机”。该研究所还大胆预测，到2025年，德国经济将连续第三年陷入衰退的泥沼。
2023年0.3%、2024年0.2%的连续经济萎缩，将德国拖入了技术性衰退的泥潭，IMF最新预测显示，2025年其GDP增长将滑落至0.3%，在主要经济体中沦为末位。更值得警惕的是，这场危机已非周期性波动——从产业根基到经济模式，从全球分工到国内消费，多重病灶正同时发作，将欧洲经济火车头推向系统性危机的临界点。
作为德国工业皇冠上的明珠，汽车制造业的崩塌最具象征意义。大众汽车在2024年启动的万人规模裁员计划，揭开了传统支柱产业全面收缩的序幕。生产线关停、研发投入削减、电气化转型受阻，这些曾让“德国制造”引以为傲的精密机械，如今却成为拖累经济的数据黑洞。
德国统计数据显示，制造业岗位空缺率已跌至2009年金融危机以来的最低水平，而劳动力需求萎缩正以产业链传导的方式向上下游蔓延。当西门子等工业巨头开始推迟设备更新计划，当巴斯夫等化工企业缩减本土产能，这场危机已从市场端蔓延至生产要素配置的核心层面。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德国在2026年可能会实现1.1%的微弱增长，但其经济规模仍将比疫情前的增长趋势线低出6%左右。这种预测不可谓不悲观，而这悲观背后，是实际工资与劳动生产率增长的持续背离，正在抽空德国经济的造血功能。
数据显示，自2018年以来，德国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长0.9%，而实际工资增幅仅为0.4%，这种剪刀差导致家庭购买力在过去五年累计缩水3.2%。这种消费的萎缩正在汇聚成宏观经济的恶性循环， 一是内需疲软导致企业投资意愿下降，二是产能闲置又加剧失业压力，最终则势必会形成需求侧与供给侧的“双杀”局面。
哪怕是德国引以为傲的出口导向模式，也正遭遇围剿。中国新能源汽车的全球市占率在2024年突破38%，直接冲击着德国汽车产业的利润腹地；韩国半导体、日本精密仪器、中国台湾地区电子元件组成的东亚制造矩阵，则正在瓜分德国工业中间品的市场份额。
这种竞争早就从价格战升级为技术标准的争夺了，所谓的德国制造的技术护城河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消退。这种结构性转变在贸易数据中显露无遗：2024年德国对华出口同比下降9.7%，而机械设备出口份额被中国本土供应商蚕食了5.3个百分点，这是两德统一以来最剧烈的市场份额流失。
而作为经济活力的晴雨表，德国的资本投资占GDP比重在2022年结束14年回升趋势后急转直下。这种断崖式下跌背后，是企业在能源转型不确定性和地缘政治风险下的集体观望。
一个非常卡壳的地方是，绿党主导的能源政策要求企业在2035年前完成生产体系脱碳改造，美国《通胀削减法案》用巨额补贴吸引德国企业跨大西洋转移产能，本土资本开支自然就成为最先被牺牲的选项。
劳动力市场的恶化则撕开了德国另一个渗血的伤口。 尽管所有发达经济体都面临人口老龄化压力，但德国的情况尤为特殊——其制造业就业占总就业比重高达18%，是美国的2倍、英国的1.5倍。这种产业结构使得自动化替代和产业转移带来的冲击呈几何级放大。
2024年制造业时薪同比上涨1.2%，创下1990年以来的最低涨幅，但企业仍抱怨劳动力成本过高。这种悖论之所以会出现，其实是生产率增长停滞与福利刚性支出的深层矛盾。
众所周知，在德国，企业为每位员工支付的附加劳工成本 （包括社保、医保等） 达到工资的42%，所以，当每周35小时工作制遭遇全球竞争对手的996模式，德国引以为傲的社会市场经济模式就会成为拖累竞争力的枷锁。
在横向对比中，德国的困境更为显著。IMF预测显示，美国经济在2026年将保持2.1%的中速增长，而欧元区整体增速仅为1.1%。这种差距不仅体现在增速上，更反映在增长质量的断层。
美国借助AI革命重塑产业格局，中国通过新质生产力突破技术封锁，而德国却仍在为维持传统制造优势苦苦挣扎。
从其人均收入曲线可以清晰看到这种停滞：2008年金融危机后，德国人均GDP用了五年时间才恢复至危机前水平，而2021年的再次下跌发生在俄乌冲突之前，其经济脆弱性应该可以说是早早已埋下伏笔。这种“复苏—停滞—再衰退”的轨迹，与日本失落的三十年形成鲜明比照，似乎恰好说明了这些发达工业经济体在全球化变局中的集体困境。
面对创纪录的650亿欧元对美贸易顺差，德国既要防备特朗普政府的关税大棒，又受制于北约军费开支的硬性指标。这种外交困局扭曲了其国内政策的选择，最明显的是，原本用于支持绿色转型的240亿欧元专项资金，在2024年预算中被划拨给国防采购；计划中的工业电价补贴法案因财政压力被迫缩水，导致巴斯夫等耗能大户加速向中国湛江基地转移产能。
这种拆东墙补西墙的权宜之计，将德国推向更危险的战略失衡，逐渐丧失对自身发展轨迹的掌控力。
二、断裂的贸易生命线
贸易作为经济分析领域中至关重要的变量，对于德国这一长期深度依赖国际贸易的经济体而言，其意义与影响更是举足轻重。
德国经济在国际贸易的大舞台上活跃多年，贸易规模也长期保持着稳步增长的态势。然而，自2022年起，这一原本稳健的发展轨迹出现了转折，贸易数据呈现出下滑态势。
德国在全球贸易格局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稳居世界第二大出口国的宝座。其出口额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占比高达三分之一以上，这一数据直观地反映出贸易对德国经济的巨大支撑作用。尤其是高附加值产品的出口，近年来已然成为拉动德国经济增长的核心驱动力。
以商品和服务进出口总额占GDP的比例来衡量贸易规模，会发现这一比例始终处于动态波动之中。2023年，德国贸易占GDP的比例为90.11%，与2022年相比下降了9.77%。而2022年，这一比例达到99.88%，较2021年增长了10.72% （Wolf， 2024） 。
这种波动不仅反映了全球贸易环境的复杂性，也凸显出德国经济在贸易领域面临的诸多不确定性。
当前，德国经济正遭受着地缘政治与结构性挑战的双重冲击，贸易中断现象愈发明显。俄乌冲突的爆发，犹如一颗重磅炸弹，给德国的能源供应带来了沉重打击。
德国在石油和天然气等关键能源上高度依赖进口，这场战争导致能源供应大幅削减，能源成本急剧攀升。能源价格的飙升，如同一只无形的手，推高了德国工业的生产成本，使得众多企业在运营过程中面临巨大压力。
与此同时，美国和欧盟对俄罗斯实施的经济制裁，进一步加剧了德国出口的困境。在汽车制造这一德国经济的优势领域，对俄罗斯的出口几乎完全停滞，这无疑是对德国汽车产业的一次重创。
德国对能源的高度依赖，使其在经济波动面前显得尤为脆弱。 长期以来，德国在能源供应多样化方面进展缓慢，未能及时构建起多元化的能源体系。核能的逐步淘汰，本就让德国在能源结构上失去了一部分支撑，而全球能源成本的普遍上升，更是雪上加霜，进一步加剧了德国工业的价格上涨压力。
此外，德国以出口为主导的经济模式，在全球需求格局发生深刻变化的当下，暴露出了明显的短板。同时，德国在数字技术领域的适应速度相对滞后，未能及时跟上全球数字化转型的步伐，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其生产力水平。
德国经济的重要支柱——大型制造业部门，在能源价格上涨和全球竞争加剧的双重夹击下，承受着巨大的压力。特别是俄乌冲突后，能源价格的飞涨对制造业的成本结构产生了颠覆性影响。
另一方面，来自中国的竞争日益激烈，在汽车行业这一德国制造业的核心领域，中国企业的崛起给德国汽车制造商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德国的三大汽车制造商——大众汽车、梅赛德斯 - 奔驰和宝马，在从内燃机汽车向电动汽车转型的过程中，本就面临着成本上升的难题，而中国电动汽车制造商如比亚迪等凭借低成本优势提供替代产品，更是让德国汽车制造商的转型之路变得荆棘丛生，陷入了巨大的困境之中。
三、新自由主义的困局与溃败
在应对经济困境时，新自由主义所推崇的经济管理方法在德国的实践过程中，暴露出了诸多难以忽视的局限。
这种管理方法严重依赖货币政策，几乎将所有的政策着力点都放在了货币工具上，而对财政措施则采取了排斥的态度。
在传统认知里，它常被当作应对经济衰退的首选策略，仿佛是一剂万能良药，但实际上却可能只是治标不治本。
新自由主义的这种做法之所以可能失败，关键在于它并没有真正去挑战现有的经济格局和利益分配。
在德国，统治精英和大型企业长期以来都是减税政策的受益者，他们享受着政策带来的丰厚利润，却无需在经济危机中做出应有的牺牲。新自由主义政策在制定和执行过程中，并没有对这些既得利益群体施加足够的压力，让他们为经济衰退承担部分责任。
从经济增长的动力来看，新自由主义政策延续了德国一贯的出口导向型增长模式，而非致力于扩大国内消费和需求。
这种模式使得德国经济就像一艘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中航行的船只，高度依赖外部经济环境。一旦国际市场出现波动，比如全球贸易摩擦加剧、主要贸易伙伴经济衰退等，德国经济就会立刻受到严重冲击，陷入困境。
欧洲中央银行 （ECB） 预计今年将大幅降息，而且降息幅度可能比其他发达经济体更大。然而，仅仅依靠货币政策这一根“救命稻草”，或许并不足以刺激德国经济增长。货币政策的调整主要是通过影响利率、货币供应量等来调节经济，但它很难直接作用于实体经济中的深层次问题，比如产业结构不合理、创新能力不足等。
在这种情况下，取消“债务刹车”这一财政规则成为了一种可行的替代方案。 “债务刹车”是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后德国采取的一项应对措施，它规定德国政府每年的结构性预算赤字不得超过GDP的0.35%。这一规则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了政府债务规模，但也严重限制了公共投资和支出。在德国经济衰退的当下，公共投资和支出的不足使得基础设施建设、教育、科研等关键领域的发展受到制约，进一步削弱了德国经济的复苏动力。
2024年，德国的经济衰退呈现出加剧的态势。上半年，与2023年同期相比，经济增长率下降了0.2%。导致这一现象的关键因素是多方面的。从需求端来看，国内和国外对制造商品的强劲需求并没有如期而至，反而出现了疲软的迹象。高经济不确定性使得企业对未来的市场前景感到担忧，从而阻碍了设备投资。企业不敢轻易扩大生产规模、更新设备，担心投资无法获得预期的回报。
劳动力短缺和建筑部门需求下降也进一步拖累了经济增长。同时，家庭储蓄增加，消费者信心低落，导致支出受限，私人消费难以支撑经济增长。尽管实际可支配收入有所增加，但消费者出于对未来经济形势的担忧，更愿意把钱存起来，而不是用于消费。
不过，预计2025年通货膨胀率将下降，实际家庭收入预计将会恢复，这可能会促使私人消费逐步增加，只是增长速度可能会比较缓慢。
经济危机也对德国的劳动力市场造成了严重影响。劳动力需求明显减弱，职位空缺减少了23%，在2023年至2024年间降至130万。就业创造停滞不前，企业不再大规模招聘新员工，甚至出现裁员现象，导致失业率上升。到2024年底，失业率上升了0.5个百分点，达到了3.5%。或者，随着经济增长逐渐恢复，劳动力市场的恶化可能会得到一定程度的控制。但德国的老龄化人口问题也将继续对劳动力供应产生影响，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限制失业率的进一步上升。
在研究德国经济的过程中，我学到一个词：资本主义多样性，这词是VoC学派的观点，该学派将德国概念化为一种协调市场经济发展模式 （CME） 的理想类型，与以美国为例的自由市场经济发展模式 （LME） 形成鲜明对比。
VoC方法从经济互补性的角度来理论化国家制度系统，强调那些能够强化企业竞争战略的制度之间的积极互动。在LMEs中，基于市场的制度能够迅速调整，企业可以快速应对竞争压力，降低成本并促进创新。
而CMEs则依赖于非市场协调，特别是在提供长期资本投资 （“耐心资本”） 和培养支持产业持续竞争力的特定行业、不可转移的工人技能方面。
然而，近年来德国的金融部门经历了显著的自由化变革，这加强了市场力量，同时也削弱了传统的非市场协调在经济治理中的作用。
企业间的交叉控股，特别是银行和保险公司之间的交叉控股逐渐解除，这使得企业之间的联系不再像以往那样紧密和稳定。公司收购的法律障碍被舒缓，企业面临着更大的金融市场压力，不得不更加关注短期业绩，以满足股东和投资者的要求。
大型私人银行纷纷转向投资银行领域，但往往收效甚微，未能为实体经济提供足够的支持。私募股权公司和对冲基金的崛起，更是让它们在公司治理中变得越来越有影响力。这些变化使得德国公司更容易受到短期价值最大化策略的影响，特别是来自积极投资者和金融市场波动的影响。
协调经济治理的缺失，对德国长期以来形成的稳定性和长期工业战略模式构成了根本挑战，德国经济想要摆脱当前的危机，重新走上稳健发展的道路，就必须重新审视和调整其经济政策和发展模式。
四、失速的工业帝国
曾几何时，德国凭借其强大的制造业实力与卓越的出口能力，稳坐世界最大出口国的宝座，在全球经济舞台上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但时移世易，如今德国已不再是世界最大的出口国，其经济发展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
自2018年以来，德国的工业生产便如同坐上了滑梯，一路收缩超过12%。这一数据背后，是德国经济结构性挑战深度的直观体现。德国的许多领先工业公司，诸如宝马、奔驰、大众等汽车巨头，以及众多汽车供应商、化学和制药公司，纷纷在美国进行了重大投资布局。这些公司原本希望通过海外投资拓展市场、降低成本，然而，它们却高度依赖其美国子公司的出口业务，这使得它们如同在钢丝上行走，极易受到潜在贸易冲突的影响。尤其是当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扬言升级关税政策时，德国企业的神经便瞬间紧绷起来。
当下，德国的经济正深陷连续第二年零增长的泥沼，工业领袖们对经济前景的悲观情绪如同阴霾一般，笼罩着整个德国工业界。特朗普政府可能实施的关税政策，就像悬在德国制造商头顶的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时刻威胁着它们的生存与发展。以德国最大的汽车供应商博世为例，该公司无奈宣布计划从2027年开始削减5500个职位，其中三分之二以上的裁员将在德国工厂发生。这一举措不仅是对企业自身困境的无奈应对，更是德国经济困境的一个缩影。
德国经济之所以陷入如此艰难的境地，是多个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能源价格高昂如同一只无形的手，不断推高生产成本，让德国企业在市场竞争中逐渐失去价格优势。
公共基础设施投资下降，使得商业运营效率大打折扣，物流、通信等环节的延误与成本增加，进一步削弱了德国经济的竞争力。
地缘政治不稳定更是雪上加霜，贸易和供应链频繁受到干扰，原材料供应中断、出口市场受阻等问题层出不穷。在这些重重挑战的重压之下，现任政府最终崩溃，德国不得不提前于2月23日举行选举。这次选举的结果至关重要，它将决定新领导层是否能够出台有效的政策，力挽狂澜，振兴德国的工业部门，恢复经济增长的活力。
几十年来，德国一直秉持着出口导向型增长模式，这一模式遵循着一个看似简单却行之有效的公式：以有竞争力的价格进口原材料和零部件，利用德国精湛的工程专业知识和曾经相对廉价的能源，将它们转化为贴有“德国制造”标签的高价值产品，远销全球各地。不过，近年来，这一曾经辉煌的模式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巨大压力。
到2024年，许多政策制定者才如梦初醒，意识到德国依赖廉价能源和容易进入的出口市场的宏观经济框架已不再可持续。德国经济在周期性衰退和更深层次的结构性挑战之间摇摆不定，制造业的困境与全球竞争的加剧，尤其是来自中国的激烈竞争，如同两把利刃，无情地暴露了德国经济长期的脆弱性。
德国的经济表现持续下滑，使其成为G7中唯一预计在2024年出现萎缩的经济体。 2024年的经济增长率预计为-0.2%，低于之前0.3%的增长预测，2023年的经济增长率更是为-0.3%。这些冰冷的数据犹如一记记重锤，凸显了德国经济长期的结构性弱点，包括对制造业的过度依赖以及来自外国竞争对手压力的不断增大。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的数据显示：“德国的人均GDP在2019年至2023年间下降了1%，在41个高收入经济体中排名34位。在G7国家中，只有加拿大的表现更差。英国的下降幅度较小，为0.2%，而法国则记录了0.4%的温和增长。同时，美国经济在同期增长了6%，独树一帜。”这一数据对比清晰地表明，德国经济在全球经济格局中的地位正逐渐下滑。
在俄乌发生冲突后，德国的贸易条件更是显著恶化。天然气价格飙升，如同一只猛兽，疯狂吞噬着德国企业的利润空间，增加了生产成本并严重损害了竞争力。不过，随着天然气价格恢复到2018年的水平，预计2025年德国经济将出现一些稳定的迹象。
但这种稳定能否转化为持续增长，仍是一个未知数。德国高能耗产业已经萎缩，但它们在整体经济中所占比例仅为4%，因此汽车生产显示出更有希望的增长态势，2023年增长了11%，电动车出口增长了60%。尽管工业生产下降，但制造业增加值保持稳定，这表明长期结构性问题，而不是暂时的冲击，正在推动该国的经济挑战。
此外，德国还面临着劳动力下降的严峻问题。其工作年龄人口 （15~64岁） 的增长率预计从2025年到2029年将下降0.66个百分点，相较于2019年至2023年的时期。这种人口结构的变化对经济可持续性提出了重大挑战，劳动力短缺可能会进一步加剧现有的经济压力，让德国经济的复苏之路更加崎岖坎坷。
五、新自由主义政策及恶果
而在全球经济与政治的发展进程中，所谓的新自由主义政策的推行带来的恶果至今仍在不断显现。
新自由主义大力鼓吹并推动私有化进程，这一举措看似是为了提升经济效率、激发市场活力，实则暗藏巨大弊端。在私有化的浪潮下，企业所获取的利润被牢牢掌控在私人手中，成为少数资本家的囊中之物，而一旦企业经营不善、出现亏损，所有的损失却如同沉重的包袱，无情地甩给了整个社会来承担。
这种利润与风险的不对等分配，严重违背了公平原则。在实际操作中，公私合营的投资政策成为了新自由主义私有化的典型手段。
许多基础设施，原本是社会公共资源，为全体公民服务，但在公私合营的幌子下，被资本方收购。此后，这些基础设施的使用权被垄断，资本方凭借垄断地位肆意收取高额费用，即所谓的“垄断租金”。对于普通公民而言，他们日常生活中的方方面面都离不开这些基础设施，如交通出行、水电供应等，如今却不得不为使用这些原本属于公共的资源支付高昂的费用，这无疑给他们带来了不公平的经济负担，极大地加重了生活成本，降低了生活质量。
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这一事件，在全球政治领域引发了巨大的震动，它不仅标志着美国政治格局的重大转变，更预示着全球政治风向的深刻变化。这一转变，意味着传统以自由、民主等价值观为核心的自由中心的逐渐崩溃，同时，左翼运动或极端右翼 （新法西斯） 意识形态的支持力量却在不断增长。
尤其是在工会力量相对薄弱的背景下，这种趋势愈发明显。这种政治转变背后的哲学根源，可以追溯到古典自由主义。古典自由主义过分强调自由市场的作用，视国家干预为经济发展的阻碍，坚决反对国家对市场的过度介入。
回顾历史，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给世界经济带来了沉重打击，当时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模式在应对大规模失业问题上显得束手无策。约翰·梅纳德·凯恩斯敏锐地指出，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无法自行解决如此严峻的经济困境，国家干预成为提高总需求、实现充分就业的必然选择。
但凯恩斯主义的主张却并未得到金融资本的完全认可。金融资本凭借其在经济领域的巨大影响力，对任何可能削弱其主导地位的系统性干预都心怀警惕，尤其是担心对其自身利益造成损害。
战后，美国和西欧的经济迎来了繁荣时期，这一时期国家干预发挥了关键作用。通过大规模的政府投资、产业政策引导等手段，总需求和就业得到了有效扩大，推动了经济的快速增长。但与此同时，国家干预也带来了一些副作用，其中通货膨胀的上升尤为明显。在1955年至1972年间，通货膨胀率持续攀升，给经济稳定带来了一定挑战。而就在此时，新自由主义应运而生，它以解决通货膨胀问题为幌子，承诺通过减少国家干预，恢复投资者的信心，提升企业的盈利能力。
然而，新自由主义政策所带来的并非是预期中的经济繁荣，而是给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全球南方的工人带来了巨大的痛苦。在新自由主义主导的时代，世界经济的增长率显著放缓，经济发展的活力被严重抑制。2008年的金融危机更是将新自由主义的弊端暴露无遗，这场危机标志着全球经济陷入了特别严重的衰退，无数人失去了工作，生活陷入困境。
随着垄断资本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日益稳固，它所面临的挑战也与日俱增。为了维持自身的霸权控制，垄断资本开始将支持转向右翼或新法西斯运动。这些右翼或新法西斯势力往往秉持极端保守、排外的理念，通过制造社会分裂、煽动民族主义情绪等手段，为垄断资本的利益服务。
这种转变进一步削弱了以自由、平等、民主为核心的自由中心，加剧了自由主义的危机，使得全球政治格局更加动荡不安。
再看现在的美国，其经济议程看似将重点放在保护美国经济免受外国进口商品的冲击上，不仅针对中国，连欧盟等经济体也未能幸免。
特朗普试图通过一系列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如提高关税、设置贸易壁垒等，为美国本土企业创造相对有利的竞争环境，鼓励国内生产。只是这种单纯依靠保护主义的做法，如饮鸩止渴，难以从根本上振兴美国经济。
虽然保护主义政策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刺激国内生产，但却无法真正扩大国内市场。要实现国内市场的有效扩大，关键在于扩大政府支出。政府可以通过增加财政赤字，加大对基础设施、教育、医疗等领域的投资，刺激消费需求；也可以通过对富人征税，调节收入分配，提高中低收入群体的购买力，从而拉动经济增长。
倘若缺乏这些关键措施的配合，保护主义政策可能只是短期内的一种权宜之计，难以实现美国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反而可能引发贸易伙伴的反制措施，进一步加剧全球贸易紧张局势，对美国经济造成更大的负面影响，而德国本身，则更难以在夹缝中求取到迭代的生机。
六、说在最后
过去三十年，全球金融格局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德国以及其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金融资本的力量如日中天，逐渐占据了经济的主导地位。这一转变深刻影响了企业的投资决策，企业投资行为日益以股东价值为导向，仿佛陷入了一场只追求短期利益最大化的狂欢。
基于短期盈利能力的薪酬方案，如同一只无形的手，将企业管理者的目光紧紧锁在了股东目标上。他们不再着眼于企业的长远发展，不再考虑如何通过创新和提升产品竞争力来开拓市场，而是绞尽脑汁地想着如何在短期内提高股价、增加分红，以取悦股东。同时，不受监管的金融市场如同脱缰的野马，肆意狂奔。大量资金涌入资产购买领域，而不是投入到能够创造实际价值的生产环节，这种本末倒置的做法，严重损害了经济的长期增长前景，使得德国经济犹如一座建立在沙滩上的城堡，看似繁荣，实则摇摇欲坠。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份额的下降和实际工资的停滞，已然成为德国社会现实的“毒瘤”，也是这一制度危机的根源所在。利润的实现依赖于对所生产商品和服务的有效需求，而实际工资的停滞，就像一把利刃，无情地切断了消费的动力源泉。毕竟，从利润收入中支出的金额通常远低于从工资中支出的金额，消费的萎缩，如同多米诺骨牌效应，进一步削弱了投资的激励。因为资本支出的决策，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资本所生产产品的市场需求。
在德国，不断上升的失业率和对市场力量更过度的依赖，如同雪上加霜，加剧了社会的贫困和不平等。政府打着全球竞争的幌子，推行旨在降低工资的政策，用惩罚性的Arbeitslosengeld II取代了之前的失业保险系统。十二个月后，社会安全保护就如同泡沫一般破碎，个人在支付进入系统后几乎一无所有，这无疑是朝着工作福利方向的显著倒退，让无数失业者陷入了生活的绝境。
德国曾经引以为傲的出口导向型增长模式，如今已彻底暴露出其失败的本质。它不仅没有减少收入不平等，没有保护就业岗位，更没有保护环境。德国巨大的结构性储蓄盈余，被主流经济学家盲目地誉为国际竞争力的证据，然而这不过是自欺欺人的谎言。
在全球经济这个大棋盘中，储蓄和投资必须保持平衡，德国储蓄超过投资，其他国家就只能被迫吸收这种差异，积累债务。因此，德国的贸易盈余必须大幅减少，只有这样，才能提高盈余国家的产出、贸易和就业，让全球经济重回正轨。
那么，出路究竟在哪里？德国完全有能力利用其盈余储蓄来解决公共投资水平低的问题。政府可以通过在本土市场举债，加大对国家基础设施的投资，改善交通、能源、通信等关键领域，为经济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同时，提高低收入群体的工资和收入，将直接增加总需求和消费，拉动经济增长。过去二十五年，德国净公共投资接近于零，公共资本与GDP的比率持续下降，这无疑是一种巨大的浪费。对于一个拥有大量盈余储蓄的国家来说，不利用这些资金来促进国内消费和产生需求，简直是暴殄天物。
德国的资本主义已经陷入了一场严重的危机，它不再能为人们提供稳定的工作和可靠的社会保障。
经济停滞、金融化加剧、不平等日益严重，失业率上升和社会动荡如影随形。自由民主的根基在动摇，法西斯和其他回归主义意识形态，如父权制、种族主义、帝国主义和战争，正悄然抬头。
这些趋势并非德国所独有，在其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也屡见不鲜，投资停滞常常与金融泡沫相伴而生。尽管生产力不断提高，但德国大多数工人的实际工资在最近几十年中几乎没有增加，他们的生活水平并没有随着经济的发展而得到提升。
德国危机的解决方案，在于经济、社会和生态领域的全面变革。是需要对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进行理性的调节，由那些掌控着这些过程的人们来管理，实现再生和维持健康生态系统在地方、区域和全球层面的生命过程。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东针 ，作者：东叔频道，审校：王丛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