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猎我和丽芳的孩子从小学到初中都是同班同学，算一算，我俩认识已经有9年了。做家长着实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若家里有着一个调皮贪玩不爱学习的孩子，其中的艰辛与甘苦，恐怕唯有亲历者才能体会。所以，我和丽芳很多时候更像是互相扶持、共享喜悲的战友。
今年6月，孩子们参加完中考，我俩终于能好整以暇地坐下，喝上一杯咖啡。在那一天下午，我第一次听完了丽芳家的故事。
以下，来自丽芳的自述。
1
2014年初，在下决心买下那套学区房之前，我也想过很多别的办法，但很快发现，如果想让睿睿进入一所好的小学，我能做的选择其实并不多。
这座新一线城市，教育资源还算是丰富，但不同小学之间也依然有着优劣之分，差距泾渭分明。一所好的小学，不仅意味着更优良的师资和更严谨的管理，还在很大程度上与之后孩子能去的初中息息相关。我们婚房对口的小学并不算优质，于是在睿睿刚上幼儿园不久，我就开始琢磨入学的事情了。
入校，无非两条路：“择校”或者“对口”。那时买学区房在众人眼中是件没什么争议的事情——“择校”不仅要花至少10万元的“中间费”，而且还包含灰色的操作，除非你自身人脉够广，能找到手眼通天的人帮你打通重重关节，否则就得找“黄牛”和“中介”。但这种操作几乎没有任何保障可言，若是没成功，就算能侥幸拿回部分费用，孩子也错过入学时机了。
跟“择校”相比，买学区房上“对口小学”就显得简单多了，不用卑躬屈膝地求爷爷告奶奶，还能省下那笔“中间费”。更灵活的是，家长可以在孩子入学后再将房子转手卖掉，按照当年学区房一日千里的涨幅，甚至能额外挣上一笔——当然，前提是你拿得出那一笔不菲的购房款。
我们家最后买学区房，还有一个决定性的因素。按当时的政策，“择校生”入学前必须签一份《择校入学自愿放弃“分配生”资格承诺书》，不得享受优质高中分配到初中的优惠升学指标。对于政策里那些绕来绕去的话，我没太多耐心去逐字研读，但那条“分配生可以在第一志愿报考该示范高中时以指令线降30分优录”，就足以让我决定放弃“择校”了。
不过买学区房对我们来说也很麻烦，当时我们市的楼市有“限购”政策，我和丈夫都没有购房资格了。房屋中介给我指点了两个方案：一是办“假离婚”，二是“买公房”。在我心里，“假离婚”意味着对婚姻严肃性和神圣性的消解，哪怕在当时非常普遍，但我还是不太能接受。所以，我们就只有“买公房”这一个选择。中介信誓旦旦，直到今天，我依然能清晰记得那时她脸上的坦然：“公房绝对是可以 （让孩子） 入学的啊，住公房的孩子凭什么就没有学习的资格呢？”现在回头想想，她这句话不过就是一种话术——优质教育资源就是稀缺品，就算是买了商品房，孩子的入学资格不也是根据房价的贵贱分出个三六九等吗？
2014年8月，我们买下了一套可以作为学区房的公房，有点讽刺的是，在我买下那间公房1个多月后，本市就解除了住房限购政策。买下那间公房的两年后，睿睿从幼儿园毕业，成功地靠“对口”进入了我们的目标小学——Y小。从小到大，我在“临门一脚”的时候运气总是差一点，这次孩子入学却这么顺畅丝滑，甚至让我有些受宠若惊。
不过，当后来这套学区房给我们带来种种无奈时，我就知道自己果然还是那个差一口运气的人。
2
睿睿进入小学后，我们并没有如之前设想的那样立刻卖掉那套公房——原本是可以的，消息甫一放出，买家们便蜂拥而至。但素来求稳的性格，拦住了我和丈夫卖房的打算。
孩子上幼儿园的那两年，我深入研习了各种本地的教育政策。在这个城市的中心城区，公办初中有三种入学模式：一种是“学籍对口”，即根据孩子就读的小学升学去“对口”初中；一种是“户籍对口”；还有一种是学籍和户籍“双对口”。Y小所在的区当时施行的是学籍“对口”。但，“6年时间那么长，万一等到睿睿小学毕业时，变成要求‘户籍对口’或者‘双对口’呢？”
我们之前的人生里，都或多或少经历过政策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丈夫认为我并非杞人忧天。我们区是本市的教育“大区”，外区的孩子都削尖了脑袋想转进来，而Y小“对口”的Q中，在本地公办初中里属于第一梯队，“学位”炙手可热，一旦“供求失衡”，想必教育局定会生出什么新政策来调节，到了那时，再说什么“当年的承诺如何如何”，就显得可笑又多余了。
我和丈夫迅速达成一致：“再等等，等到睿睿小升初，一切尘埃落定之后，再来处理这套房子。”
果然，到了睿睿小学三年级的时候，Y小“对口”的初中由Q中变成了R中。这进一步印证了我的担忧，对未来更加生出了不确定感，坚定了“孩子初中入学之后再卖房”的打算。
不过，这个消息在家长群体中几乎没有激起一点涟漪，只偶尔在等孩子放学时有人随口云淡风轻地提两句。相熟的小贺妈妈遮遮掩掩给我讲了个中原因：在Y小附近还有一所C小，两所小学不论是地址位置、学校“层级”还是生源素质，不相伯仲，被戏称为“双生花”。唯一的细微差别在于，C小是远近闻名的“富贵校”，而Y小的家长更多是公职人员——我当初买房时也听说过C小，传言中这所学校的家长非富即贵，放学时马路边就像开豪车展览，连孩子课后的兴趣班都是马术这种项目，而Y小的校风相对朴素，也会让孩子把更多的精力放在教学上面——这次换“对口”初中，江湖传言说是C小里几位“很有能量”的家长看中了Q中，几番操作，就换了一番天地。
我惊得微微张开嘴：“这么厉害的吗？”
小贺妈妈浅笑：“传说而已，谁知道是真是假呢？只是大家都这么说，你就把它当八卦听，当故事听。当然，也可能就只是区内教育资源的正常调配而已。”
“那我们的‘对口’初中就这么变成了R中？”
小贺妈妈瞥我一眼：“C小家长厉害，我们Y小的家长也都不是等闲之辈啊。”
按她所说，R中和Q中同属第一梯队，师资和升学率这些重要因素也都不相上下。我顺着她的逻辑说下去：“这幸好是我们小学的家长们也都厉害，‘对口’初中要是变作一所‘菜中’，那可就要命了。”
小贺妈妈笑了：“不可能的，能‘择校’进Y小的家长，是不可能让自己的孩子去‘菜中’的。”
我沉默了。睿睿班上大部分家长和孩子都很低调，但从日常的蛛丝马迹中不难看到他们家境的殷实。我意识到，在那些藏龙卧虎的家长身边，像自己这样靠着一间小破学区房抢到入场门票的家庭，肯定是排在鄙视链尾部的。
当然，Y小的家长们对更换“对口”初中这件事如此平静，还有另外一个原因：本市的初中分为公办初中、民办初中以及“公参民” （公办学校举办或者参与举办的民办义务教育学校） 初中三大阵营。后面二者在经过了一二十年的发展之后，牢牢盘踞在教育产业链的顶端，公办初中日益式微，并没有太多存在感。“小升初”时，家长和孩子们的期待大多是通过一场场“掐尖儿”的校考，去到心仪的民办初中或“公参民”初中。再好的“对口”的公办初中，也只是兜底。
形成这种局面的逻辑也很简单——民办和“公参民”倚仗资本，高薪高待遇挖走最优秀的老师，再用奖学金和优异的师资吸走最好的学生。在师资和生源的双重加持之下，它们的升学率和口碑节节攀升，就又可以吸引到更多的投资，进入良性循环，发展势如破竹。在本市每年的“中考喜报”上，这些学校大多交出了80%到95%的“普高率”和50%以上的“示范率”，这意味着孩子进入这些学校后，上普通高中根本不叫个事儿，冲击本市的“四大重点 （高中） ”或者“九大名高”才是首选。
不过民办和“公参民”之间也有着些许不同，首当其冲的就是费用。民办初中价格不菲，即使不看那几所最顶尖的天价学校，常规学费也在近10万一年，再加上住宿、用餐以及各项杂费，“3年50万”是往届家长们掰着指头算出的一个较为平均的数目。与之相比，“公参民”就显得亲民许多，大部分的学费在每学期2万左右，也不需要住读，孩子3年初中读下来，在校内的费用可以控制在15万之内。而且，“公参民”背后大多还都是一所优质的“公”参与其中，家长们虽然不太瞧得上“公”的教学成果，但却大多笃定相信，“那些有编制的公办老师和管理层，还是会更专业和正规一些”。
在我们区，R中名下的“公参民”G中，Q中名下的“公参民”H中，几乎是所有学生和家长的向往之校。从孩子们迈入小学的那一刻起，老师和家长们就在他们耳边喋喋不休：“好好学习，争取能考上G中/H中。”所以，即便R中已经属于公办初中里的第一梯队，但在我们心中，也只不过是“实在不行就去读”的存在。
3
我们始料未及的变化，出现在2021年夏天，睿睿五年级那年——“双减”来了。
一开始，家长们都不过将它当成谈资。毕竟，全国各地在经年累月中已经发出过数不清多少次给学生“减负”的通告了，没有哪一次会带来什么改变。学校和手眼通天的培训机构，都自有办法将其消解。我们依旧在调侃，浑然不觉多米诺骨牌的第一块已被轻轻推倒。
与轰轰烈烈的“双减”一起到来的，是市教育局的一纸公告，宣称将要对义务教育阶段的“公参民”学校进行清理和规范。最初的那一版公告并不算长——我市目前一共有12所“公参民”初中，将在两年内逐步完成整改，方向只有两条：要么转为公办，要么彻底退出“义务段”办学。这则短短的公告掀起了轩然大波，小道消息在草木皆兵的家长们中间疯狂地传来传去：“从今以后，‘公参民’将要退出历史舞台了！”
口子是一点点收紧的。慢慢地，政策对应的各个细则，一点点清晰起来：首先，从“公参民”改成公办，意味着资本全线撤出，与之对应的首要问题，就是“公参民”里那些优秀教师们会怎么选择——学校转为公办，如果不给他们稳定的编制，又没了之前的高额收入，他们自然会另觅高枝；其次，过往“公参民”初中大多会针对应届的小学毕业生们举办“冬令营”、“游园会”之类的择优考试，如今“利用校考来筛选生源并优录”被政策列为禁区，细则则将“公参民”的入学模式改为“全民摇号”——这个夏天也因此被唤作“史上最严摇号年”，据说中央派了巡视组常驻在本地，一直到学生入学等一系列事宜彻底落定之后才离开，没有给家长们留下一丝可以“活动”的空间。
政策的变化，给我们五年级学生家长带来还只能算是迷茫，但对应届毕业生的家长们而言，则是“灾难性的打击”。“冬令营”、“游园会”在半年前寒假时就已经办完了，从1月到5月，许多家长和孩子们紧绷神经，焦灼地走完“等通知、选拔、签约”的漫长流程，好不容易“熬出头了”，一纸“全民摇号”又将这一切——考试、电话、承诺——全都瞬间抹去，好似风吹过的湖面，找不到丝毫痕迹。
那些被取消了优录承诺的孩子们，如果未能通过摇号进入之前计划去的“公参民”学校，就只能去“对口”的公办初中。但公办初中在经年累月的竞争和打压之下，成绩单着实不够漂亮，即使是R中历年的中考数据，普高率也只有60%多——但即便如此，依然还是高出本市40%多的普高率一大截。
对于新政策，最开心的莫过于“对口”公办初中一般、成绩也一般的孩子们了，对于他们来说，随手报名参加摇号，最坏的结果不过是摇不中，却不会有什么损失，原本水中月镜中花的“梦校”，如今也有机会放手一搏，“撞撞大运啦”；最难过的是那些“对口”初中不好、但成绩优异的学生，原本凭着努力，升“名初”手拿把攥，现在却凭空多了各种不确定性；而最举棋不定的，则是Y小和C小这类小学中的学霸们——政策一出，R中、Q中这些头部公办初中的腰板仿佛挺直了不少，这些顶尖的学生们原本不会对这两所高不成低不就的“对口”初中多看一眼的，但“名初”如今也不能保证一定能摇到，学生和家长们都明显犹豫了起来。
按政策，学生可以先参加“公参民”的摇号，没摇中的话再回到“对口”的R中或Q中报到。这本算是一个“怎么样都不会差”的结果，但支棱起来的R中和Q中却雷厉风行，先来到Y小召开了家长会，请来年级排名前30名的孩子家长，劝他们放弃摇号，直接报名“对口”初中，为表诚意，还拿出了签“火 （箭） 班”的协议。
家长们面面相觑，不约而同地为难起来。放在往年，大家的目标都是那些鲜亮的“名初”，即便是“对口”公办的“火班”，也是入不了法眼。可天地已经换了日月，“对口”公办初中的招生老师，笑盈盈地向家长们宣读了对政策的解读和推进：“你们知道，我们这些头部公办初中，‘学位’历年来也是很紧俏的。你们要是参加了别的学校的摇号，没有摇中的话，到时有可能也进不了我们学校了。毕竟新政策刚刚出台，我们都是第一次遇到这样的情况，和你们家长一样没有经验 ，谁也不能保证会出现什么样的意外。”
宣讲人很有经验，节奏把握得刚刚好，在停顿了能让家长们微微开始思索却又没能完全消化的时长后，又开了口：“若是掉档到参加‘全区统筹调度’，孩子们很有可能就被划入那些普通初中了——你们知道，这群优秀的孩子若是被调配到那些生源都招不满的学校，这样的结果对我们任何一方都不好，对不对？”
这番话精准地击中了家长们的软肋，台下骚动起来——十一二岁的孩子是缺乏自控性的，家长们不敢想象若是自己的孩子落在那些“渣校”3年，会变成什么样子：“听说那些‘统筹’初中，普高率才只20%，师资也不行，孩子要是去到那里，更怕的还是被不学习的孩子们带坏。”
“另外，有一点我可以确定的是， （孩子） 参加摇号不中之后，即使最终能进到我们学校，但现在约定的‘火班’承诺也会收回了。‘火班’的名额是有限的，要留给最认可我们的学生。”说完这句话，招生老师便斩钉截铁地结束了宣讲会，留下一群茫然无措的家长们在会议室中左顾右盼。
听完了应届毕业生家长们的转述，我们才真正面对现实：往年，努力的途径清清楚楚坦坦荡荡——靠比赛，拿名次，凭着成绩去目标“名校”。然而，从现在起，孩子能读一所什么样的初中，似乎就只能“凭运气了”。
4
暑气渐渐消散，秋天到来的时候，睿睿升上六年级。这也意味着，再过4个月，孩子就要迎来小学生涯最重要的一场决定性考试——元月调考了。
“元调”其实就是六年级上学期的期末考试，但特殊之处在于，它也是本市小学生在整个小学阶段唯一一次能得到官方认可的、最完整最全面的一场选拔。考试的结果不会让学生和家长知道，老师也不能得到具体分数和排名，但这场考试的成绩，就是给各初中提供选择的依据。
现在的孩子们在小学前5年，除了偶尔参加课外机构每年一两次的综测，大多时候并不需要直面残酷的“排名”和“分数”。班上也有不少性格要强、极具自驱力的孩子，但更多的孩子在这样的大环境之下，都和我们家睿睿一样，对各项考试嘻嘻哈哈、并不在意。若是孩子回家后不主动提及，他们日常的小测试我们家长都不知道，而期中期末的成绩，学校和老师们也是讳莫如深，最好的情况，不过是班主任私下给家长一对一透露一下孩子的分数和班级排名。
表面上被弱化的“排名”和“分数”，却仍在现实里决定着孩子们的命运——“元调”结束后，所有考生的分数和排名都会被送去教育局和区内各所初中，每个区大概1万名的考生中，前300名的孩子能排上各所初中的“白名单”，成为争相抢夺的目标，而前100名的，更是各所学校打破头也要争夺的香饽饽。
如今各个“名初”的“掐尖考”被明令禁止，“优录”的渠道锐减，在这样的敏感时期里，“元调”作为仅存的一场选拔赛，含金量迅速提升，几乎成了“小升初”的唯一凭证。我们家长如临大敌，准备背水一战——若是孩子不幸没有成为其中的佼佼者，那么，漫漫的“小升初”之路就会对我们露出残酷而狰狞的面容了。
睿睿的成绩在班上十来名的样子，离区前300肯定有不小的差距，但也能在Y小排在年级50名左右，似乎也不算太过糟糕。这样不上不下的位置让我常常纠结，既不能像真正的学霸家长那样气定神闲，又无法轻易放弃对孩子的期待：“万一呢？万一努一把力，成绩就能上去了呢？”
但事实证明，孩子一路求学的这些年，就是对我不切实际的幻想反复捶打的过程。待到“元调”的反馈出炉，我终于自嘲地笑出声——家长能拿到的不是分数，只有“等级”，我家睿睿只得了“2A1B”。按照往届家长的经验，一旦孩子成绩等级中出现了“B”，基本可以确定与“优录”无缘了。
据说，“3A”是“优录”的基本线，但一个孩子即使拿到了“3A”，也未必就有机会被“优录”，因为考核标准是“排名”，“3A”后面的成绩，可能也只有270分，甚至会比某些“2A1B”的总分还要低——只看这个猜谜一样的“等级”，完全无法确认孩子的排名与学情，这也是让家长们无限焦虑迷茫的原因之一。今年的内卷似乎比往年还要更胜一筹，在家长们口口相传中，如今许多290+也未必能够到“优录”的标准。
放弃了孩子能被“优录”的幻想后，我反而轻松起来。既然打定主意去“对口”的R中，我便不再像“3A”孩子的家长们那样焦灼地等待“优录”的通知电话了。
我那时还没有意识到，那几个月的松弛感，是我在未来3年里再也无法体验到的了。
5月开始，睿睿班上有同学家长陆续接到“优录”电话，但出乎他们意料的是，发出邀请的学校并不是“公参民”的G中和H中，而是R中和Q中。
天天妈妈和我关系不错，她去参加完孩子的“优录”面谈回来后，向我透露：其实从去年新政策实行之后，各个学校都有所调整，那些“公参民”初中里的好老师，今年绝大多数会被派回“本部” （公办初中） ，只留下大概20%的优秀老师在“分部” （“公参民”初中） ，足够支撑起一到两个“火班”即可。
她说，和去年招生老师的略带傲慢不同，今年面谈的招生负责人说话很是诚恳：“我们不会再限制你们 （孩子） 去参加G中和H中的摇号，而且我们也承诺，哪怕你们 （孩子） 没有摇中，回到我们学校后依然可以给到你们 （孩子） 之前承诺的班型。唯一要提醒大家的就是，如今的教育格局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未来在区内能够数一数二的，一定是R中和Q中这样获得教育局全力资源倾斜的公办初中。”
我从其他处打听到的消息，也印证了这个招生主任的话——“公参民”的G中和H中，新一届七年级学生的成绩单早已在民间广为流传，“全民摇号”之后，这两所失去了“掐尖儿”优势的初中，学生期中期末的平均分数黯淡了许多，对比“本部”R中和Q中，不再有一骑绝尘的优势。
天天妈妈在最后告诉我，今年这些被“优录”的孩子，大多最终选择了R中：“或许真的像招生主任说的，上一届还没有进行关于师资的大变动，仅仅只是生源稍稍变化，‘公参民’的优势就小了很多，要是今年再把好老师都调回‘本部’，那公办初中大概真的要崛起了，毕竟，学校名头不重要，能给到我们号称‘全区最优等’的师资配置，还有好孩子们聚成的班级氛围，才是关键。”
她叮嘱我：“你也别折腾摇号了，就直接‘对口’去R中，最简单。只是你要想想办法——如果决定去R中，睿睿大概进不了‘火班’的，你找找机会让他去个‘次火 （班） ’，毕竟R中就算崛起了，也不可能筛选生源，全校那么多孩子，难免良莠不齐，要是能去到‘次火’，风气会好一些。
5
我的悠闲时光在7月结束了。
我还能记得那天接到电话时的兴奋，话筒那头自称是H中的招生老师，邀请我去参加学校的宣讲会：“您的孩子很优秀，我们诚挚邀请您报名我校的摇号，同时承诺‘次火’班型，一旦能摇中我校，就能保证孩子入选‘次火班’。”
尽管H中如今风光略逊，但它毕竟曾经是许多人的“梦中情校”。一边是R中没有保证的班型和扑朔迷离的前景，一边是曾经目标学校的邀约，再加上签约班型的加持，我几乎没有片刻犹豫，就冲去H校签了约，答应会在孩子摇号时选择他们。
等到两天后又接到G中的邀约时，我的疑惑开始多过了兴奋——毕竟，睿睿的元调成绩，理论上无论如何都达不到“优录”标准的，怎么会接二连三接到两所名初的邀约？
但我还是如约去到了G中的宣讲会。面谈的老师比H中的更为真诚和坦荡一些，他告诉我们，区内初中的第一轮签约早在5月结束，邀约的都是区内前300的孩子，第二轮签约的则是300到600名的孩子们。我们这次属于第三轮签约，选择的是区内600到前1500名的孩子。
坐我旁边的一位妈妈蹭蹭我的胳膊，低声给我耳语：“那看来这两所‘公参民’初中今年的招生情况真的不太乐观，往年他们眼里只有前300的孩子，连300到600都会挑着录 （取） ，今年对我们这些1000来名的孩子们也开始招揽了。”
我没接腔，只静静继续听着招生老师的讲话：“不瞒大家说，我们‘公参民’学校在今年遇到了许多挑战，最大的变化，其实是在于‘下限’。”
他讲到这里，我才知道，在过去，备受资源优待的“公参民”，80%的生源来自“优录”，只需要拿出20%的名额用来配合政策进行“摇号”，但即使是这些“摇号”名额，教育局也会禁止区内排名末20%的学生参与，“上限”和“下限”的双重保证之下，学校的成绩自然亮眼。
“但去年，‘全民摇号’直接取消了‘下限’，这就是我们的平均分有明显下滑的原因。所以今年，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家长来参加我们学校的‘摇号’。大家不要觉得自己的孩子不是区前300、前600就不够好，其实，在我们区1万名的毕业生中，能排在前15%之内就是很优秀的了，相信大家在我们学校一定会有所收获。”
招生老师慷慨激昂地宣讲，我终于慢慢咂出了味道：像睿睿这批排名在区1000名左右的孩子，若在往年，必入不了G中的法眼。今天的邀请，真正的目的是“填坑”——学校多招进一个排名前15%的孩子，后20%的孩子被摇进来的几率就会小上一分。我忍俊不禁，没想到我家睿睿这样尴尬的“学酥”，居然能成为这场变革的受益者。
但我身边的那位妈妈却不这么想：“‘次火班’有啥用？都说现在‘公参民’里面剩下的好老师没几个了，就是放在一两个‘火班’里撑撑场面。我们孩子进‘次火班’有啥用，空有一个班型的名头，还是当炮灰嘛是不是？”
她说得有道理，但我并不太喜欢她说话的语气。她也不介意，自来熟地拉着我继续发问：“诶，你家孩子考得怎么样？我家‘3A’，但是看样子也没进前600，真不知道现在的分数划分是什么样。”
我坦然回答：“那你家孩子考得应该比我家好一些呢，我家‘2A1B’。”
那张原本凑得很近的脸瞬间就挪开了：“啊，2A1B啊？”热情被迅速收了回去，她在手机上飞快地打字，我的眼风无意间瞥到她在对话框里发牢骚：“看来‘公参民’今年真的是没落了，什么分数都拉过来签约。”
那天从G中走出来时，我在心里反复咀嚼着摆在面前的这些选项，夏天的云渐渐变成了绯红色。
为孩子做出的最终决定，是放弃这两所“公参民”，选择公办的R中。我在反复的度量和斟酌中，想明白了一个道理——只要有了政策的引导和资源的倾斜，民办学校任何的“强大”，都只是翻掌之间的一息万变。
进入R中之后，睿睿被分到了“次火班”，我们全家都颇为开心。丈夫第一次发自内心地认可了我当年一意孤行坚定买下这套小公房的决定：“幸亏你果断，不然以睿睿的成绩，如今哪可能有这般圆满的结局。”
与此同时，能“对口”Y小的学区房又迎来一波猛涨，看来，R中崛起的含金量不可小觑，通过买房实现Y小和R中“一站式衔接”，成了更多家长的选择。
我在那时还没有意识到，这就是我脱手那套小公房难得的黄金窗口期。可惜当时的我诸事缠身，没有分出更多精力去处理卖房的事宜。等到我终于腾出时间时，才赫然发现，这套房貌似砸在手里了。
6
我们的婚房离Y小大概15公里，平时不堵车开车也要半小时以上，实在是不方便。买下这套小公房时，我计划着等到睿睿上小学后就搬到这儿住下，正好省下租房的钱。
但孩子上了Y小，真搬进去后，我很快改变了主意——房子太小了，总共不到50平，对于一个三口之家而言，实在捉襟见肘。而且，屋子临着交通主干道的高架桥，往返穿梭的汽车发动机声直到凌晨两三点还盘旋在耳边，我本就睡眠浅，试遍了各种办法，光耳塞就买了十来副，都没用。咬牙坚持一个月之后，噪音成了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我决心重新买一套房子。
那时是房产市场风起云涌的2016年。这一年春天，这个城市和全国绝大多数地方一样，迎来了始料未及的房价起飞。在我半年后真正开始将买房列入日程时，才后知后觉这波涨幅的骇人。房价像长了腿的爆竹，一天天往上窜，中介门口的牌子每天都会擦掉昨天的价格，换上新的数字。Y小附近本就是本市房价最高的几个区域之一，再加上这里属于成熟中心城区，没有新房，想有一套可心又价格合适的二手房，实在不易。
那一阵子，我抛开工作，天天坐在中介的电动车后座上疯狂看房，脸被秋日的骄阳晒得皱了起来。那些我好不容易看中的房子，一旦犹豫片刻，第二天要么就没了，要么就是房东毁约涨价。
这般焦灼的气氛之中，恐慌感一波又一波向我袭来，将我彻底淹没——如果按这个趋势涨下去，我大概没法再买到房子了，那就意味着，我们一家三口要么凑合着挤在那间蜗居中过上整整9年甚至12年，要么承受不菲的租房费用——9年陪读完，那也将是不小的一笔数字。
我当机立断，放宽了对距离和房龄的苛求，以Y小为圆心，一圈一圈扩大买房的选择半径。没有太多精挑细选的余地，我像在菜市场里买白菜一般，迅速定下了一套距离Y小2公里、115平的“次新毛坯房”。这套房子从盖好那天起，就一直在各个炒房客之间辗转。前任房主在年初房价上涨伊始果断拿下这套房，半年后卖出，轻轻松松净挣下70万，而我却为这道短暂的转手，在房价之外还额外掏出了10来万的税费。
不过我们家算是幸运的，终究没有踩在几年后的房价更高点入坑，而且，在我买下这套房后没几天，新的限购政策就出台了。这份幸运也有它的代价，我为此付出了7位数的首付，它和两年前全款拿下的小公房一起，将我们多年辛苦攒下的积蓄掏空殆尽 （按规定，公房不允许贷款，只能全款付清后以转换承租人的形式过户） ，与之相伴的还有长达30年的高昂房贷。只是在那时，我们还对未来有着美好期盼，坚信“房贷是普通人能撬动的最大限度的理财工具”。
买下新房后，我们将小公房挂牌出租，很快被一对陪读的母女租去，房租能勉强贴补一部分房贷。朋友戏称我为“房姐”，我唯有苦笑。月球的背面是无数崎岖不平的撞击坑，华丽的袍子掀起之后到处是虱子，但我不想解释，那样既显得矫情，又没有什么意义。无数次捉襟见肘时，我只能暗暗安慰自己：再等等，等到睿睿上了初中，把那所小公房卖出去了，就会好很多。
2022年9月，睿睿进了R中，在我原本的计划中，可以联系中介卖房了。但命运弄人，赶上了疫情封控的高峰期，9月之后半年时间，我们一半时间被封在家中，另一半时间则在担心被封。工作、孩子网课、封控、抢菜……那惶惶不可终日的时日里，卖房的事被我丢在了脑后。
2023年元旦过后，我拖着阳后初愈的身体去到中介，想委托他们帮我挂牌卖房，却迎面被劈了一道晴天霹雳——按照最新政策规定，公房户口不再允许“对口”Y小的入学了。
我的身子晃了好几下，才勉强扶住桌角站住，问中介：“什么时候的事情？怎么没人通知我？”
中介用略显奇怪的眼神看了我一眼：“就前几个月的事，R中这一届招生爆火了之后，Y小也跟着更热门了，想去Y小的人太多太多了，所以只能有所限制。”
“那我这房子怎么办呢？”
“去房管所，看能不能申请办下商品房的证，那样就可以‘对口’入学了。”
我颓然地坐下：“办不了，过去这些年，我去房管所去了无数次了，都说‘因为种种历史原因’，办不下证。我当时问过他们，我将来要卖房怎么办，他们拍着胸脯保证，说过了户后，新户主也可以入学，无论是公房还是商品房，都能‘对口’，没有区别。”
中介长叹一口气，看向我的眼神多了几分同情：“这些政策，你知道的，说变就变，每年每月，甚至每天，都有可能变。”然后，他小声骂了一句粗话：“出个文件比放个屁还要轻松。”
临走前，中介喊住我：“姐，你还是想办法多跟房管局磨一磨，不行就去闹一闹。不然，你这房子我们挂上了也没用，不会有人买的。就算买，也不会以学区房的价格来成交。你知道的，这种几十年的老房子，如果不是学区房，根本卖不出价格。”说到这里，他的声音压低了一些：“不是没机会的，我听说哈，你们那栋楼也是有人去闹了的，他那间就单独办下来房产证了。”小伙子的眼睛警惕地向旁边看了一圈：“但是你千万别跟别人说我告诉了你这事，不然房管所的人怪罪到我，我以后的工作就难开展了。”
我相信中介的话，也知道这个社会有时候确实是“按闹分配”的，我站在冬日泛白的阳光下，努力思索和想象着自己该怎么去“闹一闹”，却没有头绪。从小到大，我们被教育着要懂事，要遵守规则，要温良恭俭让，要体面，但却反过来成了困住我的枷锁。
我最终还是放弃了“闹一场”的打算，除了每隔一两个月给房管所打上一个聊胜于无的电话，询问一下“到底什么时候可以办证”，除外我无计可施。
7
疫情结束后，租房市场的行情肉眼可见地冷清了起来。小公房上一任租客在解封后就迅速搬走了，之后，房子就一直没有再租出去过。
我问过中介小伙子，他告诉我：“姐，正常的。现在陪读的家长少了很多，我们这里空了好多房子一直租不出去。可能是大家的荷包都紧了，毕竟租房也不是一笔小钱，不少家长就觉得，算了，路上辛苦辛苦，也不是那么过不下去。”
2023年夏天，睿睿“七升八”的那个暑假，我做出决定：再次举家搬回那套公房住。
丈夫和睿睿都发出了强烈抗议，之前在那小房子里住的时间其实不算长，但里面的逼仄和混乱，却给我们都留下了不小的阴影。孩子吃不得苦，自是不肯，丈夫也不同意：“你当初折腾成那样，非要高价买新房，不就是觉得住不下去吗？这才多久，又吵着搬回去，岂不是没苦硬吃。”
但这决定并不是我心血来潮，在向他们提出之前，我已经翻来覆去想过好几遍了：睿睿上了R中之后，早上的通勤距离比之前上Y小远了一些，上学时间更早、放学时间更晚，我和丈夫要工作，早晨上学还来得及送孩子，但晚上放学就只能让睿睿自己坐公交回家了，搞得每天到家都在8点之后；初中生课业繁重，睿睿又不是做效率高的那类孩子，这一年，他每天基本都要熬到晚上11点半才能上床，而第二天早上6点多就得起床。孩子长期处在睡眠不足的状态。
丈夫不认可：“就为了节约那么一点路上的时间，你就要大费周章搬过去？要是像睿睿他们很多同学那样住得距离实在太远、租个陪读房节约路上的时间，我倒可以理解，我们这样折腾一番，其实只省下晚上回家的半小时，值得吗？”
“值得。”我掰着指头给丈夫算账：早上我们开车送孩子，但通常会留出半个小时的余量，再加上晚上他自己回来的40多分钟，一天花在路上的时间就超过了1小时。搬回小公房之后，我们可以给睿睿买辆自行车，骑车到学校不过10分钟，不怕堵车，时间可控。这样一天就可以节约出1个小时，刷题也好，补眠也好，怎么看都是划算的。中学生的时间啊，寸时寸金啊。
丈夫态度缓和了下来，我安抚他：“就这两年，坚持一下就算了。”
丈夫抬起头，盯着我的眼睛说：“认识你的时候，我从来没想到你是会为了孩子付出那么多的人。”
我避开他的目光：“这样吧，咱们把这件事交给老天来决定——如果在开学前，那套小房子能租出去，我们就继续现在的生活；如果租不出去，那空着也是空着，我们就搬过去。”
9月，睿睿正式升上八年级，小公房依旧招揽不到新租客，我们蚂蚁搬家般折腾了一个星期，重新住了回去。我们这次没有请搬家公司，一是为了省钱，二来也确实没有那么多东西可搬——那点面积，只够我们把最基本的生活用品和当季衣物带过去。
我整理完屋子，精疲力竭地倒在床上试图休息一下，却猛地被身下坚硬的木板硌了一下腰。因为实在不便搬运，家中那床厚厚的乳胶床垫没有一并搬过来——我曾为这个问题反复纠结过，两年是个尴尬的时间段，为此再特意耗资买一块床垫显然不值得，但如果想要凑合睡硬板床，这个时间又显得太过漫长。
同样的问题还有花洒。我在新家装修时，给淋浴间特意挑了一个德国品牌的恒温龙头，价格不菲，我却眼皮都没抬，只因当初在这间小公房短住时，每晚都被花洒不稳定的出水折磨——调左一点点就是冰冷的凉水，往右拧上一丁点，水又会烫得让我跳起来。
我在小房子里走来走去，淡忘的疲惫和厌倦感卷土重来，我开始有一点点后悔搬回这里，但也明白，无法再轻易回头。在决定搬来之前，我做好了心理建设，我告诉丈夫和孩子，“要开始吃苦了”，但这份苦比我预想的还要琐碎。
40来平的空间，留出厨房和卫生间，隔成了两间，一间做起居室：孩子做作业、我们处理工作、还有吃饭，都在这里。餐桌变成一张矮矮的折叠桌，吃的时候支起来，吃完饭后收起来，我还买了3个低脚的小凳子配套。吃饭时，我们都得蜷缩着腰，窝在那张边长不到60厘米的小方桌边，一旦某天我们想多做几道菜改善一下伙食，就发现那小小的桌面上根本放不下4个盘子。另一间房做卧室：我买了一张高低床，只有这样，我们一家三口才能住得下。第一次入住时，孩子还小，没觉得有什么不妥，可现在，他已经是13岁的大男孩了，与我们同在一间卧室实在不便，任何一点动静——起夜的灯光、突兀响起的电话铃声、偶尔不小心床架发出的咿呀声——都听得清清楚楚。我们局促地挤在一间房，“隐私”变成了奢侈品。
减少了非生活必需品的各类杂物之后，小公房虽然能勉强住下，但我钟爱的小玩意全都没有了——每晚在床头点的香薰灯没有了，往日客厅里不间断的鲜花也没有了，咖啡机换成了速溶，衣服、首饰和护肤品也要“极简”。我的生活充满了非常浓烈的“凑合感”，仿佛一起断舍离掉的是我原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与维护——这种感觉把本就微薄的幸福感消磨殆尽。
公房楼下几乎没有停车位，我们只能把车停在新房的小区停车场，每天早上从老房子坐公交去到新房，才能把车开走，晚上回家要把车在新房那儿先停好，再坐半小时公交回来。本就疲惫不堪的一天，又额外多出几分颠簸。
回到公房的最后一个问题，是没有电梯。老旧的楼梯每层挑高要比新楼房更高一些，我们家又在6楼，这对我前两年因爬山受伤的膝盖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入住不到半个月，我膝盖的旧伤就复发了，每天的上下楼都变成了折磨，只好尽可能地“非必要不下楼”。
我记得之后那个春天的周末，我在窗口突然看到楼下路口的两株樱花树开了花，粉白的花瓣飘飘洒洒落了一地。在那之前，我并不知道那两株我天天经过的树居然那么美，“这才是生活该有的样子”。我兴致勃勃地邀请孩子和我一起下去赏花，走到门口时，隐隐作痛的膝盖提醒了我，我扭头，不好意思地向睿睿开口：“要不你自己去？妈妈不想下楼。”睿睿也瞬间泄了气：“那我就不去了，一个人赏个什么花呢？”
他默默地坐回书桌前去写卷子，但我分明注意到，他会时不时走到窗台边，去眺望两树开得灿烂又肆意的花。
8
读小学时，面对睿睿的成绩，身边人惯常用“男孩子上了中学就‘开窍’了”来安慰我。我在某些时刻也确实相信了这样的说辞，在很多次对他成绩失望的时候，我一遍遍自我安慰——他写不清楚作文，是因为男孩子语言发育会比同龄女孩子更迟缓；他调皮不爱学习，是因为前额叶还没有发育成熟，等到长大了懂事了，或许就能意识到学习的重要性了。
我这般对孩子反复抱有期待，除了糊涂的“母爱滤镜”，更多时候也源于对自己的自信——我自小成绩就不错，一路求学上来，极少在学业方面遇到过大的挫折。一路学业绿灯的结果，让我获得了不错的工作，不错的收入，过上了还不错的生活，“学习好就等同于更好的未来”，每个人都会本能地想在孩子的身上复制自己成功过的路径。我希望用我的经验和教训，为睿睿铺出一条更为平坦的求学路，拥有更多的“可确定性”。我总想着：“遗传了我的基因，睿睿就算不是学霸，也不会太差吧？”
但现实与理想的距离，随着孩子课业难度的增大而越来越具体清晰。睿睿进入中学之后，课程密度和难度与小学时过家家般的节奏截然不同，他也并未表现出比童年时更高的悟性和自觉性。恰恰相反，他步入青春期后，自我意识逐渐萌发，与我对抗的频次越来越多。他还未健全的心智尚不能让他做好自我管理，完成学业的精进，而那自我意识的萌芽又使得他拒绝让我继续安排他的课余时间，我们母子的相处变得十分挣扎与撕裂。
在迈入初中校门后，小学那套将“分数”和“排名”视作禁区的矫枉过正一瞬间消失不见，一次又一次的周考、月考、期中期末考，各科分数和班排名、校排名，以及依此预估的区排名，全都毫不留情地向孩子们迎面砸过来。睿睿的区排名较之“小升初”时在缓慢而持续地退步着。
在一次又一次不服输地较劲以及没有悬念地被打击之中，我终于认清了一个事实：我的孩子就是一个“普通人”。
一天深夜，我拖着疲惫的身体出差回来，钥匙还在锁孔里扭动，睿睿便给我开了门。不知道他在门口守了多久，他告诉我，期中成绩出来了，数学分数到了新低。
我想起上周末我们刚把“易错题”做了三遍，他还给我讲了每一题的思路。辅导老师也帮他一起梳理了章节难点，说这次应该可以得个不错的分数。前天晚上，我忙完回酒店后给他打视频，这边我在洗漱，那边他睡眼朦胧爬起来，很开心告诉我：妈妈，今天考完了，这次数学只有最后一道压轴题没做，其他都做完了哦；妈妈，我最近都在刷数学题，这次肯定能考不错……亮晶晶的眼睛和满心的期待，让忙了一天的我满满幸福感，入睡时我的嘴角甚至都是含笑的。
看到成绩后，第二天我忍不住拨通了数学老师的电话，与她反复确认。作为一个死要面子的职场女性，我坐在咖啡厅，在一堆陌生人面前，突然泪如雨下——我无论在哪家公司任职，都备受领导和合作方推崇，但我作为一个母亲，不知道怎么能教好一个孩子。
周末在一起时，睿睿在写作业，我如果不用忙工作，就会去研究正面教育，去读青少年心理学。作为一个PMP （Project Management Professional，项目管理专业人员） ，我甚至试过用项目管理的逻辑和方法去带他，但他的成绩始终提不上去。我从不会轻易言败，但作为母亲，面对孩子的成绩，很难用语言去形容这份焦虑和失落，它会让我彻夜无眠。
晚上我回家，睿睿躺在他的上铺，用被子蒙住头，背对着我假装睡着。我轻轻搂了搂他的肩膀，说，等卷子下来了，我们一起分析下好不好？他转身坐起来，说：妈妈我好爱你。然后跳下床，跑到厨房打开冰箱，用我喜欢的茶杯端了一个剥好的橙子给我：妈妈，这是今天午餐时学校里发的橙子，特别甜，我吃了一个，给你留了一个，你尝尝。
我想起他每次吃到好吃的都会第一时间给我分享，会在我不想做家务的时候利利索索把碗洗完，也会在我不舒服的时候给我端来热水和药，蹲在床头嘘寒问暖，还会在我生日偷偷给我买一串我喜欢的茉莉花……除了学习不好，他其实已经是一个很好的孩子了。
好友曾说，你放弃工作吧，每晚多一些时间守在孩子身边，监督他鼓励他，也许孩子的成绩会好一些。但我不能接受这样的建议，为了孩子我已经牺牲太多，守住自己的职业和未来是我不可动摇的底线，那是“妈妈”这个身份也无法撼动的。
无论日常怎么试图保住理智，在一次次面对孩子成绩带来的失望时，我依然无法冷静。当对未来的确定性出现瓦解时，对生活的忍受就变得不那么自然而然了。我一遍遍反刍——搬来小房子值不值得？由此推及，最开始买下这套房子值不值得？以及又因此掏空荷包买下新房子值不值得？
人到中年，所做的每一个决定都不再是“单一”的了 ，它与身边丝丝缕缕的东西牵扯着，一发而动全身。原本我们可以选择住在婚房，让孩子上不那么优质的小学和中学，反正无论在哪里，孩子的成绩也都只是just so so。相较于此刻的紧绷和焦虑，我们本该拥有更悠闲而松弛的生活的。
我只是想尽力去好好爱孩子，却被生活的棱角硌得生疼。因牺牲而生出的期待，对我和孩子都不是好事。我很难抑制自己把孩子的成绩与“如此辛苦值不值得”这两件事牵扯在一起。
只是，没有人能回答我。
9
在日复一日的机械重复中，我似乎还没反应过来，睿睿就升上了九年级。
又一年秋季开学之后，我们敏锐地发现了一些变化：按往年惯例，毕业年级的日常考试频率会提升至每周一次，但睿睿很快欢呼雀跃着告诉我，“老师说还是保持两周一考的频率”。更不妙的是，各所初中又重新回到孩子们小学时的模式，每次考核只告知“等级”，没有分数。家长们的眉头都紧紧皱起来。
我们这里是“先填志愿再中考”的模式，孩子们需要知道自己在全市、至少是区内的排名，才能有把握填报与自己排名相符的高中。毕竟，“升学率”从来不是什么“等级”，而是一个人打败另一个人才能坐上的椅子。若是只知道“等级”，填报志愿就成了一场大冒险：要么高分进普校，心有不甘；要么勇敢冲一把，却面临着“掉档”的风险。
“不公布分数和排名”被设计出来的初衷，大抵是为了保护家长和孩子们脆弱不堪的神经，但若有人能扯掉皇帝的新衣，真相昭然若揭，恐怕只能更残忍——当一个人被关进一间不见光亮的房间里洗衣服、只有走出房门的那一刻，才知道自己的衣服是否比别人洗得更干净时，能做的只有付出比寻常更多的力气和投入。毕竟，若是走出屋子的那一刻发现衣服上还有污渍，一切就都来不及了。
家长们私下里小心翼翼地传着此番变动的原因：据说从这个暑假到期中，只不过两个月的工夫，我们区就接二连三地发生了好多起中学生和高年级小学生的跳楼事件。传言中的数字变来变去，从最少的9例，到最多的17例，每个数字都有。
在一个全市范围的家长大群中，有家长绘声绘色地说起他孩子学校中的一例：那个孩子是从教学楼上一跃而下的，当时正值放学期间，有不少学生亲眼目睹，受了惊吓，很长时间不敢再去学校。朋友发了这段话的截图给我，待我循迹找到群里时，那段发言已经被管理员光速撤了回去。管理员义正辞严地警告发消息者：“你想让群被封吗？再发此类消息的，第一时间踢出群！”许多错过了消息的家长们好奇地追问：“发了啥？撤回了啥？”2000多人的大群迟迟没有一个人出声。过了许久，管理员才懒懒冒出来一句话：“没啥事，散了散了吧”。
和我之前预计的一样，这短短两三年，R中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发展成了本区排名第一的初中，无论是平均分还是高分率都遥遥领先。紧随其后的是Q中，两所公办校成了本区教育改天换日后的新龙头老大。“公参民”的G中和H中虽然依着过去的深厚底子尚能排在第三第四，但任一个明眼人都能看得出，他们已是江河日下。
但R中的崛起并不来自于“衡中模式”，相较于卷得更厉害的Q中，我还挺喜欢儿子学校相对轻松的氛围的。学校时常会组织各种各样的课外活动，虽不算格外有新意，但终究能传递出松弛的教学理念。
在八年级学业已经日趋紧张之际，年级主任和各班班主任还自发组织了一场全年级篮球联赛，每个周四下午比，参加比赛的孩子们在球场追逐奔跑，其余的孩子们围在场边尖叫着呐喊加油，从初赛到复赛再到半决赛和决赛，绵延了两个多月。每次比赛完，睿睿都会神采飞扬地给我转述各场比赛的趣事，还说，“妈妈，我觉得这才是青春的感觉”。
“那你们比赛赢了有什么奖励吗？”
“有啊，”睿睿笑嘻嘻，“赢了的队员可以去教师食堂吃牛肉面，想吃什么都可以，刷班主任的饭卡。”
可这次九年级上学期期中考试结束后去开家长会时，我发现R中的教学楼全都围上了细细的铁丝网。我知道这样的铁丝网是许多中学的标配，也曾无数次庆幸R中一直没有如此操作，看来如今终究还是没有免俗。
家长会散场后，我特意踱去走廊的尽头，天还没有黑透，我抬起眼看向天空，镶着金边的玫瑰色晚霞被铁丝网拉扯得支离破碎。
回家后，我有些好奇，日常事无巨细向我汇报的睿睿，为何对铁丝网却从未提及。睿睿的反应很平淡：“这种小事，我压根就没想到要说。现在每个学校都有铁丝网，又不是什么稀奇事。”
“你们学校怎么突然想起装铁丝网呢？”
睿睿夹了一筷子菜，嚼了两口，慢条斯理地答：“可能是最近跳楼的太多，学校还是怕了吧。”
之前为了弱化这些信息对睿睿的影响，平日里在家我会刻意避开这类话题，我吓了一跳：“啊，你怎么知道这些事情？”
睿睿笑出声：“我们不是小孩子了，妈妈。我们也不是在真空里，平时同学之间都会聊的啊。这么大的事，我们的信息恐怕比你们还要灵通一些了。”
我努力压住自己的忧心忡忡，装作云淡风轻地问：“那你们同学平时聊起这些事，都是什么态度呢？”
睿睿连着扒拉了好几口饭后，才瓮声瓮气地开口：“没什么态度，聊完就不提了。现在这样的事情太普遍，我们都不当回事的。”
我接收到睿睿并不想继续这个话题的信号，于是识趣地没有继续追问，但内心却无法再平静下来。睿睿已经告诉过我了，即便以R中这样相对“佛系”的管理，现在学校里每个班也都至少有两三个抑郁的孩子，区别只在于症状轻重而已。
10
睿睿从小就是一个没心没肺的乐观孩子，小学时，哪怕考出再差的成绩，他也嬉皮笑脸不当回事。这在让我懊恼的同时也会隐隐生出一丝心安：“不论如何，有个好心态就是很好了。”
孩子的变化是不知不觉发生的，说不清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或许是从八年级开始越来越难的题目，越来越低的分数，又或者是上九年级之后班上日益安静又略带紧张沉重的气氛，在我还没反应过来时，睿睿已经一点点越来越沉默了。
睿睿的小学好友姓沈，初中后与他同校不同班。七年级下学期时，我曾无意中翻看到小沈和睿睿的聊天记录，那孩子说：“我妈妈真是个傻X，她无缘无故非说我有病，要带我去看医生，你说她是不是才是有病？”
我犹豫了好几天，才找到一个合适的时机问睿睿：“沈X现在怎么样了？你们还有联系吗？”
睿睿头都不抬：“学校不让‘窜班’，我俩慢慢联系就少了。他妈妈前阵子非说他得了抑郁症，好像还带着去看了医生。”
“诊断结果怎么样？”
“好像说是轻度抑郁吧？但也不是什么大事，反正看完病后好像也没啥变化，他也每天正常上课呢。”
“啊？”
睿睿看我一眼，仿佛觉得是我没见过世面：“现在我们学校里哪个班没有抑郁的？没确诊的也不一定说明没事啊。”
我又想起前阵子睿睿讲起他们班上的一件事：一个成绩很好的女生，课间休息突然哭了起来，怎么都止不住，再后来就发展到在上课时也会突然大哭，老师只好停下讲课，匆匆安慰几句，喊来班主任来将她带走。那女生的同桌偷偷告诉睿睿，说那个女生的胳膊上全是横横竖竖的血痂，深深浅浅，有新有旧。
当时我还有些担心：“那你们会怎么对待她呢？会安抚她、还是默默试图带她玩纾解她的情绪？”
睿睿的口气有着一些我不太熟悉的成熟感：“妈妈，我们这一代的友情和你们的有些不一样。如果她不主动提起，我们就不会过问，那样对她的自尊心更好。而且，我们这一代人可能会更习惯独自处理自己的情绪。”
九年级下学期一次月考之后，我接到了老师的电话。一向温和的老师，这次语气中有着掩饰不住的不满：“睿睿妈妈，孩子这阵子状态很不好的，上课总是偷偷看小说，被我抓到了好几次。还有一些基础知识，比如道法和历史的客观题，这些只要下功夫背就能做对的题，他都丢分不少。你们有没有关注到？还是要抓抓紧啊！离中考没有多长时间了，别人家孩子都已经进入备战状态，睿睿却总是心不在焉。”
晚上回到家，我铁青着脸向睿睿发难，将他书桌上的书呼啦啦全都甩到地上。睿睿愣住了，他很少见到我发脾气，一时有些不知所措。
我红着眼睛盯着他，声音尖锐得像破碎的玻璃碴：“你知不知道为了你的读书，爸爸妈妈付出了多少？你太让我失望了，再这样下去，妈妈觉得自己就要坚持不下去了。”
睿睿腾地站起身，像一只小公鸡一样摆出战斗的姿势，他的个头已经比我高很多了，我一时间竟恍惚了。
我俩对视了很久，谁也没有开口。我盯着睿睿的眼睛，直到里面有眼泪慢慢氤氲而出。他的哭声一点点大了起来，从略带压抑的抽泣变作放声嚎啕，再到嘶吼。哭到上气不接下气时，他蹲下身子，把自己蜷做一团，手握成拳头，一遍又一遍狠狠地锤向自己的胸口。我的泪水也跟着流下来，我缓缓蹲到他身边，伸出手拦住他的拳头，揽过他的头，让他靠在我的肩膀上。睿睿慢慢安静下来，我们俩继续保持着这个姿势一动不动，沉默着谁都不出声。
我把想说的话都吞进了肚子里，关于学业，关于未来，关于努力，关于选择，还有关于他未曾说出口的压力，我想说的太多太多，但我一句话都说不出来。我的头轻轻靠上他的头，母子俩用一种奇怪的姿势互相依靠着。我想起如今这个让我越来越痛苦的男孩，也曾如粉嫩圆子般被我视作掌心里的宝。我想起还未被学业压力压垮的他曾经是那么快乐，那个阳光、活泼，对万事万物都充满好奇的孩子，曾经会在浴室里放声高歌，会扭动着身子学小青蛙，会在草丛间盯着蜻蜓飞来飞去……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我们都被剥离了快乐。
等到脚麻到支撑不起我们身体的重量时，我们才站起身。睿睿郑重地向我保证：“妈妈，我会改掉坏习惯，好好学习的。”我则在心里劝诫自己：“算了，放过孩子，也放过自己。”
一觉醒来之后，昨夜的那一场喧闹仿佛从来没有存在过。睿睿并没有像他承诺的那样幡然醒悟，我也没有像自己预想的那样放过彼此。
11
离中考越近，我们和睿睿之间的争执就越多，每个人都知道那样的争吵除了发泄情绪之外没有任何益处，但就是忍不住。很多时候，吵完之后我会站在洗手台前，盯着那张边缘已经生锈的镜子发呆。镜子里是一张让我时常感到陌生的脸，不过一两年的工夫，那张脸怎么可以变得如此苍老而憔悴，它并没有生出太多皱纹，但仿佛在一瞬间，就那么垮了下去。
临近中考还有2个月的时候，“四调”结束。那是中考前最后一次模拟考，也是这一年来唯一一次公布了学生成绩以及各层级高中分数线的考试。睿睿的成绩并不理想，离预估的“省示范”分数线要差10来分。而想要考上“省示范”高中，需要在全市排名前30%。
我们这里的高中有几层梯队，排在顶尖的是几所“名高”，一本率大多在97%到99%——或者说，那里的孩子们根本不用关心一本率，只会比较“超600分”率；“省示范”高中则是一个对未来有着相对确定性的存在，一本率大多在50%到80%，只要能在那里保持中游，至少之后的人生不会出现太大偏差；但孩子一旦滑下，落到一本率只有15%到30%的“市示范”，甚至3%的普高，那就意味着，哪怕拼尽全力挤进年级前列，学业的上限也早已悄然卡在了瓶颈处。到时，孩子脚下就不会再是开阔平坦的大道，而是一条细若悬丝的钢索。
这个社会非常残酷的一点就在于，它要求你得一步一步全都走对，一着不慎，即便不是满盘皆输，也要花上格外多的力气才能回到最优路径。容错率如此之低，谁也没有资格轻飘飘地去开口责备家长对孩子们的步步紧逼。如今这个中考的重要性甚至高过高考的时代，许多孩子尚在自己懵懂无知时，就已经走到了人生的第一道分岔路口。
我知道，余下2个月的时间太短，短到不再可能有什么扭转乾坤的奇迹发生了，何况睿睿也并未展现出比往日更多一点的刻苦。
困顿和焦虑快要将我淹没的时候，我犹豫着给班主任发了一个消息。说服自己发出那段消息前，我找了许多借口，假装是需要和老师沟通睿睿的情况，但当老师回电话，“喂”的一声在话筒那端响起时，我才猛然发觉，其实我真正想做的，只是倾诉而已。睿睿3年的初中快走到末尾时，我环顾四周，才意识到此刻真正能理解我所有情绪的战友，不是朋友，不是孩子，也不是丈夫，而是与我若即若离并肩作战了3年的老师。
老师对我此刻的语无伦次颇为理解，为了宽慰我，她在隐去当事人身份的情况下，给我讲了好多家长的困境：有个孩子，入学时是区前600，而此时，他已经放弃了中考，坚定地要去做一名“职业电竞手”，那个孩子的妈妈为此夜夜失眠，如今已经确诊了抑郁症；还有一次，老师在一天早上7点准备上班时在校门口遇到另一位徘徊许久的妈妈，她在头一天晚上和孩子爆发了激烈的争吵，她夺门而出离家出走，找到一家酒店住下，却怎么也无法平静，一夜无眠之后，她在早上6点就赶到校门口，希望在班主任进校前和老师聊聊孩子，“我担心争吵之后他的情绪影响接下来的复习，麻烦老师开导一下”。
我的情绪慢慢平静了下来。上中学之后，家长们之间的来往稀疏了很多，我们能看得到、也能感同身受同伴们的疲惫和绝望，但自顾不暇，早已没有力气去相互扶持。
快要结束通话前，班主任轻轻地对我说：“睿睿妈妈，你不要责怪自己，在我看来，你是一个很合格的妈妈，你已经做得够好了。”
这通电话是我避开丈夫和睿睿偷偷躲到屋外的楼道里打的。挂断电话后，我看看时间，已经是深夜10点。我将头埋进膝盖，缓缓在粗糙的水泥台阶上蹲下。老房子的隔音很差，我用尽了全身的力气来阻止自己哭出声音。
原来有人能懂我从未宣之于口的内疚与自责，我曾无数次问过自己，如今的境遇，是不是我做母亲的失职才导致的？是不是因为我做得还不够好？
在那个黑漆漆的春夜里，我忍了又忍，终于还是捂住脸，在黑暗的楼道里放声大哭。
中考如期举行，睿睿并没有考出比预期更好的成绩。考试结束后，我们迅速搬家，没有多出一天的逗留。我告诉丈夫：“一分钟都不想在这个小房子里多住下去了。”丈夫苦笑，说早知如此，何必当初。
搬空之后，我将钥匙丢给了中介。这间学区房的房价如今一路倾泻而下，比高峰时跌了近1/3，不出意外的话，它会继续处在一个卖不掉也租不出的尴尬状态。这间曾经承载了我对孩子学业无限期待的房子，最终成了一个烫手山芋。
尾声
近年来，每一年都会有针对中考的改革和新规出台，被我们戏称作“天天不一样”。今年的中考新规，除了提升普高率之外，最具轰动性还是“指标到校”，它的雏形，来自于当年我虽没看懂、却本能敬畏的“分配生”制度。这个制度在这些年里脱胎换骨变了好几种形式，万变不离其宗，“为了实现教育均衡”。
今年的“指标到校”新规中，所有“省示范”及以上层级的高中，必须拿出一半的招生名额，按比例分到各个初中的“提前批志愿”，剩下的一半名额再列入全市排名的录取系统进行统招。也就是说，一个重点高中要按比例分给R初中30个名额，再分给某普通初中20个名额，R中的前30名学生和普通初中的前20名学生，都可以被录取。只是对这两拨孩子来说，进入这所重点高中，分数和难易程度不可同日而语。家长群里有传说，某所“菜初”里，有孩子以低出“校线”100多分的成绩进入这所高中——一所在全国百强高中里都排名前列的学校。
这样的改革，对志在上“名高”的学生们是绝对的利空消息，对学区房的成交更是毁灭性的打击。在家长们的调侃中，那些依靠“指标到校”制度进入“名高”的成绩差的学生被唤作“富贵生”，那些对口“菜初”“菜小”的房子，成了“真正的学区房”。那些寒窗苦读9年、已经考出了优异成绩的孩子，眼睁睁看着自己被分数更低的孩子挤出了“名校”，那些倾其所有托举自己孩子的父母，将半生积蓄化作了空中楼阁。
朋友曾问过我一个问题：“你这样几乎倾其所有地去托举孩子，未来却不一定会有相应的回报，你想过这个问题吗？你觉得值得吗？”
我想了好一阵子，才回答：“做那些决定的时候，我好像从来没有去考虑回报这样的问题。与其说去考虑‘做了这些能得到什么’，我可能想得更多的是‘如果不做这些，会面临什么’。我只是觉得，在迷茫中，如果做出一些事情能换回更多的一些确定性，那就是值得的。”
只不过，到头来，有些看起来是自己选择的路，一路走完，才知道自己其实无路可选。
（文中人物为化名）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身边Ourlife ，作者：南山秋，编辑：许智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