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产群体面临着怎样的心理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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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咨询师张春是一个很难被忘记的人。听她的播客和访谈,你可能会时刻陷入“被颠覆”的状态里。那种感觉就像是,在一个安静平凡的午后,你以为你的一生都会如此度过,新的意识却突然在身体里觉醒,生活一切如常,神经却持久兴奋地跳动。


许多人认识张春,始于对女性话题的关注。2021年,她提出“女性抑郁”的概念,在心理咨询中引入性别视角。张春聊过女性和世界的关系,在她看来,“女性世界的叙事是,我什么都不可以,直到我被允许,且是再三的、明确的允许”;她聊女性的情感,认为“爱是把事情变得模糊的一个动词,是爱把权力结构从亲密关系中剔除”;在听众说“我很久没谈恋爱了,也没什么特别精彩的事情分享”时,她回应“这还不精彩吗?单身就很精彩啊”;她也聊婚姻和家庭,讲述“高女” (有能力、有野心、有思想的优秀女性) 寻找伴侣的理论和人际关系中的“上位者”。


无论她聊什么,对谈者和听众都会有一个一致的反应:原来心理咨询师是这么理解问题的。


她是那个能看到冰山之下的人,那么她如何理解中产这个群体,中产女性又面临着怎样的困境?对女性而言,中产这一社会属性对她们的心理、婚姻、家庭造成了哪些影响?她们该如何应对精神危机?另外,中产男性和中产女性所面对的心理问题又有哪些差异?


带着这些疑问,我找到了张春。


张春不是一个循规蹈矩的被采访者。采访过程中,很多问题我都没能得到答案,更准确地说,是她将那些问题背后复杂的群体情绪,解构、剥落至最朴素的生活里。


以下是《新周刊》和心理咨询师、作家张春的对话。


中产女性,无法脱离普遍的女性困境


《新周刊》 :你的来访者分布在哪些群体?近几年,中产人群有增加吗?


 张春  :最基本的一个特征是,来访者基本都在城市生活,没有什么农村人口,我从业以来遇到的农村来访者屈指可数。具体原因我无从得知,但我猜想,有可能是因为生活在农村的人有其他问题需要优先解决。这就像缺钱的人,肯定不会通过花钱去解决心理问题。毕竟心理咨询对现实问题是没有什么直接帮助的。


另外一个特征是,女性来访者居多。据我所知,行业内女性来访者的比例大概在80%,我的占比会更高一些,能达到90%。这两年,到我这里的性少数群体变多了,还出现了一种新的来访类型——成年的女儿带着妈妈。


不能只说中产人群咨询数增多。随着大家对心理学关注度变高,这几年寻求心理咨询的人的整体数量变多了,随着基数扩大,中产人群咨询数也随之增多。


《新周刊》 :除了社会上女性面临的普遍困境,中产女性是否还面临一些独有的困境?中产男性和中产女性所面对的心理问题,有哪些差异?


 张春  :中产女性的困境,是没有办法脱离女性的普遍困境来谈的。


无论是女性打工人、创业者还是主妇,她们在婚恋上都是有“坑”的。这件事在男、女身上差别很大。不成功的男士可能在婚恋上面临一些困难,但是事业成功的男士在婚恋上的问题很小。女性就不一样,不管是什么样的“天之娇女”,无论你的学业、事业有多成功,很少有人能不踩这个“坑”。找到我进行心理咨询的女性,几乎都会有情感、婚恋上的问题。


还有一些家庭来访的情况。在比较富裕的家庭,孩子没有教育好,依然还是母亲承担的压力更大,你能说这不是女性的普遍困境吗?这跟中产与否无关,在我面前呈现的差异只不过是,条件差一些的家庭,可能等到孩子已经退学了才来咨询,而中产家庭可能会介入得比较早,发现孩子抑郁就来了,仅此而已。


其实无论是婚恋、家庭还是职场上的问题,都是人际关系的问题,而这个问题很大程度上和性别相关。比如在职场上,同样面对领导的不公对待,男性很有可能会说“我很愤怒,凭什么这么对我,等我发达了,老子搞死你”。这种情况下的男性,是不用接受心理咨询的,他喝个酒、骂骂人就好了,或者干脆撕破脸皮不干了。但女性在愤怒的同时,很容易觉得“是不是确实是我做错了”,她不确定到底是因为不公平还是因为自己做得不够好才出现问题。而人只有在产生这种内心冲突时,才会去寻求心理咨询。


情感问题也是这样,比如说出轨。男性因为出轨来到我的咨询室,都是因为他出轨暴露了,目前为止还无一例外。家里面“炸雷”了,已经造成了不可挽回的局面,他内心挣扎才会来。而多数女性出轨并没有暴露,甚至只是在产生了这个念头时就会来,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区别。同样的处境,男女的反应会有很大差异。


“你所想象的地位、阶层……这一切,本身就是虚构的”


《新周刊》 :在一些人眼中,某种程度上存在着“寄生中产”——这些人更多是依附于家庭,达到高质量的生活水平。在你看来,这类群体会有较强烈的不安全感吗?这类是不是心理问题的高发群体?


 张春  :我听到“寄生中产”这个词,心里特别不好受——是指全职主妇?如果是,我想说,主妇这个工作一点都不容易,不该被称为“寄生”。在一个中产家庭里,男方在外面工作,女方在家里工作,家庭的财富是属于夫妻双方的,不能说她是寄生在男人身上,这一点我坚决反对。


至于心理问题是否在主妇身上高发,我不知道,因为这样的来访者数量并没有很大,来访者中最多的其实是职场女性。像那些没有一张自己的工资卡的主妇、没有上班的年轻人,如果付费进行心理咨询,是要经过思想斗争的。很多人来了也会说,自己现在的情绪问题已经影响到孩子了,她的老公让她来看看咨询师。她们大多时候的出发点,并不是为了自己。


影视剧中所塑造的全职太太,我觉得,有些形象带有一种“厌女”的表现。那些被想象出来的全职太太有钱有闲,没事就找美容师、按摩师,买包维护“太太社交圈”,甚至各种“作”,我在工作和生活中见到的这种人不超过三个。


《新周刊》 :中产常会成为社会的风向标,比如体现在消费上,经常会有品牌打出“中产必备单品”的名头进行营销,你认为这背后是怎样的心理动因?


 张春  :品牌为什么都打“阶层”这个说法,我们要追究一下。比如我,可能也算中产,但我并没有感受到这种气氛,我的购物软件上推送的都是种子——因为最近春天来了,我又想种点植物。


品牌想把自己打造成一个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东西,这个事情古来有之。为什么古代贵族要穿不方便劳作的宽袍大袖?就是为了让别人一眼就看出来,自己是一个不用劳动的人。在当时,不劳动就是富有和富贵的象征。今天的品牌,同样希望一些人靠着品牌的加持,认为自己在这个世界的排序是靠上的,因为靠上,所以受人尊敬。这是品牌与认同这套价值观的人的共同建构。


但这意味着社会风气如此吗?我觉得不是。我年轻的时候,总是想自己是不是有一点边缘、有一点小众,不太适应社会。后来我在想,什么是社会?你我都是“社会”。如果你要求我看起来更“中产”一点,来标识出我在这个世界上的排序,那我可不可以要求你,我们都穿一样的衣服。我们不要去认同这些排序?那到底该我认同你,还是你认同我?


这个社会的价值观根本不止一套,也不是所谓的几个品牌、几个人就能左右的。只不过在有些人的生活圈内,有着其他价值观的人没有说话。类似“中产必备单品”,这些名号意味着什么?我觉得什么都不意味,它只能说明一件事情——你所想象的地位、阶层……这一切,本身就是虚构的。


多谈凡人,少谈人上人


《新周刊》 :现在,青少年群体中抑郁症患者数量有明显增长,家庭是主要诱发因素吗?中产家庭该如何面对精神危机?


 张春  :这个问题太难了,我觉得我回答不好。


你说家庭的因素更大吗?但我接触下来会发现,孩子的家长也都非常痛苦。你看,我们小的时候经常会有这种说法——“你能念到哪就供到哪。你要不是读书这块料,你就种地,你就开个店。”这句话现在几乎听不到了,好像这些选项被剔除了。但现在有没有人不是读书这块料呢?我觉得肯定有,我们今天也有了更多的理论依据,像有多动症、阅读障碍的孩子,在当下的教育方式里肯定是适应不良的。


现在的家庭,几代人都在关注一个孩子,所有的孩子都要上重点,从幼儿园开始,竞争就很激烈。这一层一层压力压下来,你说家庭是主要原因吗?我说不是。


我高考时复读了,我的通知书来得很晚,但是妈妈和我说:“你要是没考上就开个店,早点结婚,就在我身边,多舒服。”我当时就一个人推着自行车在街上逛,看看哪里有店面,想开个书店,没觉得这是个多大的事情。现在的学生能听到这样的话吗?他们听到的都是:你不抓紧,考不上重点高中,你就完了。但这应该是家长负主要责任吗?


我们每个人把话说出来,就是社会舆论的一环。所以,我也想问一问,我们能不能把那句话找回来——“你能念到哪就供到哪。”我们可以多聊聊不上大学的人都在干啥,那些只读了技校的人都在怎么生活。至少让青少年知道,除了那条千军万马的独木桥,还有很多条路,大家也都好好活着。


我和我的青少年来访者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现在就是最难的时候,我和你保证,长大了就没有这么难了。”我们的公共舆论能不能多谈一谈凡人,少谈一些如何成为人上人?比如聊完了中产,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聊聊“低产”——月薪1000元的人,在十分有限的条件里,怎么努力生活得更好一点?这样社会氛围也许就会变得轻松些。


《新周刊》 :在你看来,面对焦虑的情绪,该如何缓解?


 张春  :我觉得焦虑没什么不好,你在一个高压竞争或处处让你不舒服的环境里面,你就应该焦虑。比如说一只生活在草原上的兔子,它的附近有虎豹豺狼,它就应该焦虑,焦虑能让它活着。当你焦虑时,你打量一下周围的环境,你会发现,你所面对的很可能是一个现实问题,而不是心理原因。


如果要说建议,我的第一个建议是接受它。焦虑是一种很好的自我保护方式,是我们聪明的身体赋予我们的天分。第二就是你要看一下身边都有什么人,以及他们的行为模式,也就是说,不要时刻反思自己,也要学着“责怪”别人。先把这两点做到,再考虑怎么调节焦虑。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新周刊 (ID:new-weekly) ,首发于《新周刊》656期,作者:高滔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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