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猎次女的烦恼似乎都很相似： 父母的忽略、受宠的弟弟、逃不开的原生家庭、代际的观念冲撞。 有时候相似的烦恼看多了，我开始觉得“二女儿”应该是一种家庭式NPC，被程序设定了一定区间的数值，是一个集体性的存在。
有人说：二女儿就意味着，母亲又要多受一次苦，爸爸想要儿子的希望又破灭，所以他们恨她。作为“二女儿”的我不知道该怎么解读、判断这句话，但我想写下我的故事。
这不是个典型重男轻女的故事，也不是个绝地反击的爽文，只是在特殊时代下，一个不在期待中降生女孩的成长经历。故事很轻，但她从微妙恶意中走出来的力量我想写下来。
时代造就的“二女儿”
我一出生，就让家里背上了债。
1995年，计划生育正严。妈妈生下姐姐后，被村里计生办拉去强行上了环。当时的女人如果没有给夫家生下儿子是要被戳脊梁骨，骂没出息的。如果一个女人第一胎正好生下儿子，那就是命好，反之亦然。
为了给家里生下一个男孩，妈妈背着村里检查的人去黑诊所下了环，很快就怀上我。怀我的时候，因为怕被村里计生办看出大肚子，妈妈从山西跑到四川娘家生下我。生我的当天，爸爸看我是个女孩就走了，连夜坐车回了山西。
我在四川老家长到两岁多，才被爸妈接回家里，那时候妈妈已经在山西生下小我两岁的弟弟。
山西这边部分小县城的计生政策根据计划生育国策略有调整，我们县政府规定生下第一胎后相隔六年可生第二胎。
弟弟和姐姐正好相差六岁，既满足了长辈的期待也没有罚钱，而我处在尴尬的中间，既没有满足长辈的期待也被罚了钱。
我回到家后没多久，村里计生办就罚了家里八千块钱，那会儿的八千块都能给家里置办两三台双开门冰箱，抵得上一家人两年的生活费了。家里没钱，计生办卖了家里一些值钱的东西，还是没有凑够，就把爸爸抓走了。
奶奶东拼西凑够钱，才把爸爸从牢里捞出来。她提议干脆把我卖了挽回点损失， 家里有一儿一女就够了，二女儿就是多余的。 妈妈终归是有些舍不得，我还是被留了下来。
这些事都是我有记忆后，妈妈断断续续告诉我的。一般说这些事情的大前提都是我犯错后，妈妈想借此来告诫我给家里添了多大的麻烦，要懂事，不然会被全家人讨厌，因为你是“多余”的。
一个时代的发展与变化所发生的历史事件和社会变革，总会对这个时代的家庭观念产生特殊影响，产生每个历史时期特有的家庭文化。持续四十多年的计划生育国策，影响了至少两代人的生育观，构成了1978～2013年之间特殊的家庭文化。
在特殊的时代背景和不尽人意的性别中，我的成长充满了微妙的不平衡和令我费解的区别对待，心路历程从疑惑到愤怒再到释怀，我花费了25年。
“我是附属的、多余的”
从我懂事起，“二多多”、“二多子”这样的称号就伴随着我长大，在我还没有学会写“多余”两个字的时候，就已经知道自己是“多余”的。
我观察到村里家庭的孩子结构大多是一男一女，有些没有女孩，但肯定有一个男孩，很少会有两个女孩。既然如此，那我应该就是多余的，当时的我没有太多想法，只是平静地接受了这个事实。
从小学到初中，我一直被父母从物质层面忽视。爸妈认为我既然是女孩，那用姐姐的就行。房间我和姐姐睡一间，衣服穿姐姐穿不下的，文具和书包也用姐姐淘汰的，我被视为姐姐的“附属物”。姐姐有的东西我可能会有，而姐姐没有的东西我必然没有；但如果是我有的东西，出于公平考虑，爸妈会给姐姐和弟弟都各自再买一份。
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妈妈给姐姐买了一双新鞋，姐姐放在鞋柜里还没有穿。我看见那双鞋也非常喜欢，想试试看合不合我的大小，因为我的脚码越来越大，穿姐姐的鞋也有点挤了。
这双鞋在我脚上正正好好，还非常好看。我很久没有穿新鞋了，姐姐穿不了的鞋虽然妈妈洗得很干净才给我，但终归是旧的，小朋友们一眼就能看穿。
我把这双新鞋穿了出去，大概三个小时以后回了家，还把鞋好好擦了一遍。但姐姐还是发现我私自穿她的鞋，说我把她的鞋都撑大了。她在爸妈面前大闹了一顿，说不要这双鞋子给我算了，后面妈妈又给她买了一双新鞋。
当时我非常高兴，因为这双新鞋归我，我也有新鞋穿了。后来才发现自己也没有多喜欢这双鞋，大概因为它是新的，而我想要一双新鞋吧。
后面随着我个子逐渐超过姐姐，穿不下姐姐的衣服，妈妈才开始让我和姐弟一样穿新的，物质方面的差别逐渐缩小。
我理解妈妈这样做的原因是在很大程度上为了省钱，而不是单纯的偏心，但让我一直难以释怀的是，他们对姐姐、弟弟还有我态度上的差别。
他们对弟弟的耐心是最多的，我会解释为弟弟年纪还小，理应多一点耐心；其次是姐姐，爸妈的观念是要尊重老大，这样她在我和弟弟面前才有威严，能在她们不在的时候管着我们；最后是我，我既不是最小的，也不需要有威严，只要稍有一点不合父母的心意，就会遭到打骂。
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一件小事，我升一年级后和姐姐在同一所小学读书，姐姐当时五年级，妈妈会同时接我们两个放学。
那年夏天某个放学后的夜晚，我看着没有一颗星星的夜空问妈妈：为什么天上一颗星星也没有？
“闭嘴吧，属你问题最多，烦人。”
妈妈是这样回答我的，可当姐姐看着夜空问出同样的问题后，妈妈说：“因为第二天要下雨，记得明天多穿点衣服。”
之后的日子里，我反复咀嚼这段对话，每当心情不好时，这段回忆就会跳出来。明明是一件很小的事，却在反复咀嚼中烙下了深深的印子。
“还有我，我很省心”
在这样的成长环境里， 我能敏锐察觉到他们的情绪变化，学会的第一项本领就是“识眼色”和“讨好”，讨好父母、讨好姐弟。
学习好是一种类型的“讨好”。从幼儿园到初中，我永远是班里的前三名。妈妈说小时候教姐姐写2和5，姐姐总是把这两个数字写错；弟弟的学习也不是很好，小学就闹过好几次退学。但她很少说我小时候学习方面的事情，我猜很大概率是我在学习方面比较省心。
我从小就很喜欢学校，这种想法在成年的我看来很是费解。但学校是为数不多能带给成就感的地方，只要我数学题全对，作文写得好，老师就会不吝啬地夸奖我，我在学习里能得到阶段性的正向反馈。
但回想起小时候，父母对我的夸奖几乎寥寥无几。仅仅是因为性别，我被父母在学习和做家务上给予更高的标准，只要没达到这个标准就动辄打骂。我常常会不由自主地想，我在这个家最大的“错误”是性别，但这恰恰是我最没法改变的东西。
中考我考上了我们县城最好的高中，这给爸妈在村里人面前增添了脸面上的光彩，身为二女儿的缺点也逐渐被成绩上的光环掩盖。妈妈教育弟弟时会说：看你二姐，你怎么不像她学习学习。要是你有你大姐、你二姐那么省心就好了。
姐姐和弟弟在家是松弛的，他们即使在学习上不那么努力，爸妈在他们身上的关注度也是最多的。我知道，只有我成绩好才能在爸妈面前找到一些存在感。
因为很省心，我几乎成了家里所有矛盾的“调停员”。姐姐和弟弟如果有争吵，我要去调停；妈妈和爸爸因为姐姐、弟弟学习和早恋问题烦心的时候，我会主动把家务做起来，识眼色地递上一杯温度刚刚好的凉白开，用行为告诉他们“还有我，我很省心”。
回溯当时的心理状态，省心的背后，实际是“焦虑”。在家里，除我之外的四个人，但凡有任意两人发生矛盾，不管是爸妈吵架，还是姐弟打架，我比当事人都焦虑。
我会时刻关注当事人的反应，如果她们情绪不好，我会小心翼翼隐藏自己，躲在房间不出来，然后找个机会让她们和好；如果她们和好，这种焦虑的情绪就会一扫而空，我无比畅快，吃饭都能多吃两口。
在这种焦虑不安的状态下，我几度生出一种“拔毛癖”的行为。每天晚上睡前，我一定要拔自己的腋毛，直到把腋窝的腋毛拔干净才能入睡。如果两个腋窝的腋毛都被拔干净了，我会打开台灯拔自己十根手指上的毛。如果哪天不拔，就会失眠很久。这种情况到我考上大学离家后才好转。
我起初以为这是正常的行为，直到我在一个鸟类科普中看到鹦鹉在烦躁不安和压力下会拔掉自己的毛，才查到我当初的行为并不正常，是一种在焦虑和压力下形成的心理疾病。
由于时间过去得有些久了，加之我自身视角的受限，我不清楚这种焦虑是我独有还是其他人亦然，但它确实伴随了我很久，由“讨好”伴生出的一种情绪。
即便到了现在，我在人际交往中同样喜欢“讨好别人”。比如朋友出去玩，我从不发表自己的想法，去哪里玩、吃什么都是迁就别人，如果有想玩的、想吃的我会一个人去。只要有除我以外的人在，我都选择听从。
我害怕争论，渴望“和平”，因为潜意识告诉我， 一旦爆发“战争”最先波及的肯定是食物链最底端的人。
“我为什么得不到喜欢？”
在高中，我遇到一个和我境遇相似的女孩彩艺。在一次彻夜长谈中，我和她惊奇地发现，我们竟然都是家中的次女。聊起彼此相似的经历，我们的眼泪浸湿了枕巾。
不同的是，我被留在原生家庭，而她被生母送给了自己的姐姐，也就是她的大姨，后面生母又生了一个男孩。大姨家生了两个男孩，缺一个“贴心的女儿”，就收养了她。直到她和我说这件事的时候，家里的大人都不知道她已经知晓自己的身世。
彩艺说：“无论在哪个家，我在父母的心里都是最后一位。”
彩艺上高一的时候，生母不知道是出于愧疚还是想联络一下感情，经常叫彩艺到家里去玩。后来弟弟和彩艺因为一件小事有了矛盾，生母就不常让彩艺来家里玩了，还时常躲着她怕她再和弟弟起冲突。
生母有意无意向彩艺透露，想要在金钱方面补偿她，在她上大学的时候和养母一起出钱给她生活费。她还没有发表意见，彩艺的姐姐就提出了抗议。她知道彩艺是从家里被抱出去的，但怕自己的利益受损，一直告诉生母，你如果敢给彩艺生活费，我就离家出走，生母便放弃了这个想法。
在彩艺的养父母这边，即便她面临人生中最重要的考试，养父母还是放下即将高考的她，去照顾刚生下孩子的大嫂坐月子。
彩艺给我看她亲姐弟的照片，她是三姐弟里长得最漂亮，也是学习成绩最好的。我们一直想不明白，到底为什么我们明明比姐弟都更优秀，但永远是被父母忽略的那一个。那天晚上，我们说了很多原因，比如计划生育、观念封建，依旧无法慰藉被区别对待的自己，只能在沉默中睡去。
后来我看到韩剧《请回答1988》里的德善，好像看到了翻版的我的家庭。被父母重视、有话语权的姐姐，仅仅因为性别就受到重视的弟弟，还有“没心没肺”的德善。
电视剧里，妈妈丢了3万块钱，第一个就怀疑德善，旁敲侧击地质问她，姐姐没有经过允许就来翻她的钱包。德善问，会不会是弟弟。妈妈说即使是他，也不要去问，他到了叛逆期，会觉得我们在怀疑他。德善问，那我呢，我就不会叛逆吗？德善大声告诉姐姐和妈妈自己没有偷钱，妈妈自觉理亏，拿出一个地瓜哄好了德善。
我知道这种“没心没肺”并不是德善自己想要的性格，因为没有存在感、不受重视，所以她需要用这种性格在家中各人间周旋。但即便这样，她也只能在姐姐弟弟分到煎鸡蛋时，被妈妈端来一碗腌黑豆，说德善呀，只爱吃腌黑豆。
看到家里煤气泄露，妈妈背出姐姐；爸爸背出了弟弟，只有德善一个人自己爬出来的片段，我的心里除了悲伤还有疑惑， “二女儿”究竟要做到什么程度才能得到父母的尊重和认可。
我开始为小时候的自己叫屈，我明白这根本不是我的错，我不需要去反思，心里的声音总是在大吼：“既然不喜欢我就不要把我生下来”。那些年，我一直处在愤怒的情绪里，发自内心地怨恨家里的每一个人。
想到小时候的隐忍和讨好，我莫名地会感到羞耻，那种上蹿下跳讨好所有人的行为，一次次把我拉回到尴尬的回忆里。我决心要把小时候受到的不公平待遇统统还回去，所以一遇到那种熟悉的恶意，我就开始砸东西，平等地谩骂家里的所有人。
凭什么他们的错，却让儿时的我去承担，我甚至会在崩溃的时候对爸妈说：“既然做不到公平，还不如一生下来就把我淹死在尿桶里，说不定我早就投胎到喜欢我的人家了”。
我在家里的底层情绪从焦虑变成了愤怒，有时候竟然在心里隐隐期待父母做出偏袒的举动，好挑起我发泄的由头。
那天，家里煮火锅，妈妈下了一盘羊肉，明明我就坐在她的旁边，可她筷子夹起羊肉只往弟弟碗里送。我一直默默把碗端起来，我在等待，等待他们什么时候能看到我，给我碗里夹一筷子羊肉，如果他们那时候看到我，给我碗里夹一筷子羊肉，或许就不会有后面的争吵。
可是没有，直到锅里的羊肉都被分完，也没有人给我夹。我直接哭着把碗扔到沸腾的锅里，既然我吃不到那所有人都别吃了。爸爸和妈妈对我这一举动感到生气和惊讶，从小听话懂事，懂得讨好他们的我，什么时候变成了这样。
他们用“你真是翅膀硬了”这样的措辞来敲打我，但我从心底知道自己做出那些举动只是为了让父母看到我，我不想再当一个听话懂事的二女儿，我也想让父母遇事第一个考虑到我，而不是永远把我排在末尾。
或许是“发疯”让我被看见，我感受到她们开始反思自己，在行为上确实有了改变。现在如果我们姐弟三人同时遇到事情，她们会开始根据每件事情的轻重缓急安排，而不是考虑谁更好说话，谁更记仇惹不起。
不再纠结于被爱
尽管抗争了多次，微妙的天平还是没有彻底被拉平。正如韩剧《请回答1988》中德善与爸爸敞开心扉交流一番后，父母还是像过往那样对待德善。
我也想要坐下来平静地和他们交流，但是换来的总是那些熟悉的指责：“我是饿着你还是冻着你了”“你是喝西北风长大的吗？”......最后的结局总是不欢而散。
随着年纪渐长，我有了相伴多年的好友，去外地上大学认识了待我很好的男友，我的足迹踏遍祖国的大好河山，我的世界也越来越宽阔。我不再拘泥于父母必须把爱分成均等的三份投注在我身上，也开始更加客观地看待“次女的处境”以及背后的原因。
次女，首先是次孩，这种容易被忽略的现象在心理学和社会学中被称为“中间孩子综合征”，可以从多个理论角度进行解释。
家庭系统理论认为，家庭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每个人都在其中扮演固定的角色。 次孩在家庭中的定位模糊，她/他既不是长女/长子，也不是幼女/幼子，长女/长子通常承担更多的责任和期望，幼女/幼子更容易获得父母的关注和宠爱，而父母对次子/次女的情感投射模糊，准确来说是不知道具体该用什么样的情感方式来对待次女/次子。在这样的情况下，次女/次子很难得到父母的特殊情感关注。
其次是阿尔弗雷德·阿德勒的出生顺序理论。出生顺序俗称“排行”，是指孩子在家庭中出生的先后顺序。出生顺序理论指出，次子女在家庭中的位置是特殊的，他们既没有长子/女的特权，也没有幼子/女的宠爱，多数会感到受到了父母的忽视，并试图通过其他方式 （比如讨好或者叛逆） 来获得关注度。
我发现自身的处境、种种行为和心理都能从书本上得到科学合理的解释。我虽然认同这些理论，但我明白理论终究无法抹去我身为女性的真实困境。因为如果我是个男孩，就不会有弟弟，也不会被这样对待，终究回归到了性别议题。
那一刻，感觉冥冥之中有个声音告诉我： 不必苛求，不要过度归因于自己或他人。 我也会想起在家中的幸福时刻，比如全家出动帮我找工作的时候，还有一部分来自于姐姐。她会在督促我学自行车时不忍看我摔跤，带我到别处玩一直到晚饭时间，对我说“明天再学吧”；也会在我的高中被室友孤立的时候，担心没有人和我讲话，每天晚上给我打电话。
实际上，如若不是爸妈的区别对待，我和姐弟相处很和谐，应该是更幸福的。但从小被区别对待的痛苦已经深深扎在我的心里，一旦这种熟悉的恶意袭来，像吹狗哨效应一样，总能激发出我情绪最不稳定的一面，我没有办法真正用客观的想法和行为去对待这种“恶意”。
后来我决定尊重自己的感受，你感受到不公那就是不公，你感受到难过那就是难过，我不需要强迫自己忽略这种感受，压制这种情绪。我不再时刻要求父母非要“一碗水端平”，这不是我该修行的课题；我开始更多关注自己的感受，适时表达自己的不舒服和立场，而不是极端地讨好或者愤怒。
网上有一个论调：被亏待的孩子到最后都是最孝顺的。内心有个声音告诉我，不行。
我开始用小小的行为对抗这个理论，爸爸妈妈的生日我总是最后一个去祝福的；我刻意忽略三八节、母亲节、父亲节这样的节日；如果姐弟要转账，我会问清楚后专门转少一点的金额。或许很幼稚，但它让我觉得没有背叛儿时的自己。
有人问我：那你原谅自己的父母了吗？
生活不是必须要圆满的电视剧，我们不需要原谅所有人，紧接着坐在桌子前和和美美地吃大团圆饭。我只想告诉小时候的自己： 不纠结只是放过自己，我永远爱你，这才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