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猎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简单心理 （ID：jdxl2000） ，作者：Kira，责编：罗文，题图来自：AI生成
前几年很流行“人生不是轨道，是旷野”这类叙事。几乎是在同时，人们也前所未有地将“安全感”作为生活的首要追求。
考研、国考火热，工作决策变得谨慎、事业选择时也偏向保守稳妥，甚至在亲密关系上，也以控制风险为前置条件——越来越多人选择AI作为替代性关系。
“我所有的奋斗都只是为了感到安全”
“我发现我人生的终极目标是安全”
“安全感可以自己给自己吗？”
......
这类讨论在社交媒体上层出不穷，人们也在反思中逐渐意识到，自己很可能一直被恐惧与匮乏驱动，永远在奔跑，无处落脚。
同时，“安全感”这个词本身，也在使用中逐渐变得模糊和泛化。如今，许多行为都被简单地归因于“缺乏安全感”——因为没有安全感，我们不敢辞职，不愿社交、不敢恋爱。
我们找到了徐钧老师，和他聊了聊“安全感”。徐钧老师是当代精神分析取向工作者以及“自恋”研究专家，在与我们的交流中，他也表达出了作为咨询师在网络交流中感受到的“不安全感”。
前段时间，一位妇产科医生因网暴而离世的事件，让他与一些一线从业者感到担忧。这是一种来自网络时代的新型不安：随时可能被放大审视、被公开解读。
在他看来，当下人们体验到的不安，不仅仅受早期依恋经验的影响，还受到时代变动与社会变迁的潜在深远的影响。
原生家庭是否决定了我们的安全感？我们该如何理解“安全感”？又如何看到潜藏于当代社会生活的各种暗涌？
以下是简单心理和徐钧的对话：
一、关系中“不讲责任”，很可能带给人痛苦
简单心理：你怎么看待“安全感”这个词在近几年的流行？
徐钧：我大概从1987年开始加入网络生活，每隔大概3到5年就会有一些网络新词，快速更迭。
前两年也流行过PUA，今年上半年还有人提NPD，因为我是NPD专家，哈哈，专门研究自恋型障碍的。当时我一看到NPD这个词，我心想：完了，是不是要像PUA一样又开始泛化了，后来发现还好。
当我们使用“安全感”的时候，一方面是我们真的缺乏安全感，但另一方面，这个词本身也有游戏性质，我们会比较娱乐化地在日常生活中使用，“你就是安全感不足”。
“安全感”很中性，通常是指向自己的，谈的是一种被动的结果，通常我们最多说，“你的安全感不够”，大家也会觉得不是我的错，是原生家庭的错，是社会的错。
虽然心理学是研究个体的，但我觉得 这 有点像社会心理学的现象。 我们本能地在某种词的聚集底下，一个词就像一个部落，构筑了一个群体。在这样的群体当中，我们似乎得到彼此之间的某种群体认同，产生了某种意义上的归属感。
简单心理： 我们最常在亲密关系中讨论起安全感问题，比如谈恋爱的时候，其中一方会形容另一方“缺乏安全感”。有一个明显的变化， 现在大家都不想谈恋爱了，流行“situationship” （情景式关系） ，不愿意为彼此负责。你觉得这是否反映了大家普遍缺乏安全感？
徐钧：我在近30年的临床经验中观察到，尽管表象不同，但人们遭遇的核心问题是一致的，变化并不大。你提到的这种追求轻盈的关系模式，我在临床中看到的恰恰相反——关系中不讲责任，通常本身就很痛苦。
一个人的外在表现和内心真实需求是否一致？根据我的临床经验，我认为是直接相关的。我举个例子，我的一位朋友很喜欢一位男性，但那位男性持开放关系观点，认为双方都可以有多重伴侣。这位女性虽然表面上接受，但内心非常纠结，她并没有那么开放，甚至感觉在这段关系里有些被剥削。
这种复杂性在于，我们每个人都来自家庭，在某种稳定的结构 （比如传统的一夫一妻制社会环境） 中会感到安全，那是我们父母辈所经历和传递的生活模式。所以面对新的关系模式时，她会感到整个方向失控，不知如何是好。一方面想结束关系，一方面又被吸引。
这其实触及了一个更深层的问题：社会观念的演变，或者说“现代性”带来的影响。“现代性”带来的不仅是物质丰富，也有不稳定性，许多东西都需要重组和重新思考。
简单心理：我们可能处在一个 社会 剧烈变化 、观念动荡 的阶段？很多人似乎对自己到底该过怎样的人生很不确定，但又特别希望找到一个答 案。
徐钧：当开放式关系、传统关系、女性主义等各种意识形态快速涌现时，全世界的人都会感到困惑——到底什么样的关系模式、价值系统是能让人安心的？ 这里面有许多混乱，这种混乱会造成一种背景性的动荡。 当我们对这些快速传播的观念缺乏了解或信心时，内心就会产生一种深刻的不安全感。
如果一个人体会到了明确的不安全感，这个不安全感是“可言说、可讨论的不安全感”，就像我们现在讨论的不安全感，反而是蛮可以让我们去自我调节，经由讨论来意识化，在公共语境中好好处理的。
但另一些是我们没办法讨论的安全感，这就 变得更加复杂 了。它会带来很多动荡和不确定，我们不知道该如何言说这种不安全。它是暗在的，是一种隐藏的社会背景，好像暗中的刺客，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巨大影响。
实际上，安全感和未知有很大的关联。这种未知的恐惧，或者说无法捕获的感觉，就像一个人在一个未知的水域，虽然现在游泳是安全的，但有人告诉你这里以前有过鳄鱼。看了半天也没有鳄鱼，但你下水游泳时，快乐里面会有一种忧愁。
这种忧愁就是你不知道这条鳄鱼在什么地方，会游过来，会随时攻击我们，影响着我们。
年轻人在试图探索什么是令我们心安的世界，在动荡社会中希望找到某种安全感。
二、为自己的主体性负责，本身就会带来不安
简单心理：现在对原生家庭的讨论很多，在很多人的认识里，会认为原生家庭对 安全感的伤害是非常难恢复的，之前特别受欢迎的话是类似于“父母皆祸害”、“不幸的童年要用一生去治愈”。
徐钧： 我个人对“原生家庭论”是持保留意见的。我认为一个人发展成怎么样的原因很复杂。
我在临床中见过小时候父母养育很糟糕，近乎虐待，但孩子长大后问题很轻；也有的来访者父母总体上一点虐待打骂都没有，养育得还好，但孩子不安全感问题很大。
安全感问题可能不单单是后天问题，人 由先天基础发展而来的 主观体验差异很大。我们容易从后天去讨论，意味着我们可以改变，但有些纵向研究发现，安全感还真和先天的气质遗传、人的敏感度有关，是先后天结合发展的。
简单心理： 那么， 对于已经形成“不安全依恋”或“安全感”不足的人，有没有可能在成年后通过新的关系体验，比如一段稳定的亲密关系来 修复创伤， 重建安全感？这个过程的关键是什么？
徐钧： 现在心理治疗界对创伤讨论很多，甚至很泛化。
我个人的观点是， 创伤是不可修复的。 并且， 我认为 创伤所带给人的痛苦，对人是有价值的。如果一定要说修复创伤，那修复创伤并不是以消除痛苦为代价的。我觉得我们太快地去消除创伤，对一个人并不是好事。
人类的历史和个体就是带着创伤前行和调整的，所以创伤的修复并不是去消除那些记忆，而是让我们重新去看待这些经验，如何重新去组织那些经验到我们的人格中。
创伤是我们自己和世界交流遗留下来的一部分记忆，去排除它意味着把自己一部分抛开，其实这正是我们需要内在要去温柔对待的地方。
从依恋理论的角度来说，约在8-9个月大时，婴儿进入依恋形成的关键阶段 （持续至约24个月） ，此时他们开始表现出明显的分离焦虑。
如果婴儿与父母的互动是被持续、连续、尽力的关心 （小的疏忽总会有，但七八成是专注的） ，孩子就会感觉到世界是安全的 （尽管世界本质未必安全） 。如果这个阶段安全感培养得稳定，个体在成年后安全感会扎实，心理问题的可能性低很多。
但这不代表就是宿命论，弗洛伊德以及许多研究都提到，找到一段亲密的配偶关系，这个人的依恋关系有可能会改变。在青春期或成年后找到好的师长，或者一个支持性的工作团队或朋友圈，大概五六年到七年以上也会改变。我们不必那么绝望。
简单心理：这么说来，我们对“安全感”这个议题的认识还是比较粗暴 。
徐 钧 ： 另外一点，我们也很少讨论，很多观点本身也是一种社会构建。我们对创伤要有新看法：当代社会对创伤缺乏一些文化的理解和解释系统。我们接受创伤时，往往会认为“这个创伤就是你的”。
这种观念很有意思，它来自于近当代社会。 中国关于个体的概念启蒙是来自于西方社会的引进。清末民国时期，我们开始受到这类概念的启蒙。西方也经历过这个阶段，由天主教社会转向新教社会，即宗教革命。
天主教社会中，教会为你负责生活，神父代表上帝原谅你。但新教伦理认为：没有教会，所有事要你自己对上帝负责 （基督教叫“因信称义”） 。
你做好事、做坏事都直接对上帝负责，这在宗教性上诞生了我们当代社会的“主体性”。 马克斯·韦伯曾经对此进行过十分深入的讨论。
简单心理：我又想到之前很流行的一句话，“安全感是自己给自己的”。这是 不是也 会 造成 人的焦虑 ？
徐钧：是的。当我们都在拥有这个主体性时，主体性也 会 要求我们 有所承担 。 这件事引申到当代的各种创伤心理上，也会带来这样一个结果：你创伤了，我们同情你，但所有人都没办法为你的创伤负责，你要为你自己负责。你讲错话、你抑郁，你都要为自己负责。
再来讨论现代社会的安全感，如果你在一二线城市生活，除非土生土长，否则你的内在焦灼感通常很大。一旦进入大城市生活，我们要为自己的生活负责，一切就变得很紧张。
当我们 没办法为自己的生活负责，这个世界就 会显得 不安全。
三、我们走出家门，不知道遇见哪头“野兽”
简单心理：您之前提到 过 “ 和谐性”概念，说中国人的安全感更依赖于关系网络中保持和谐，而不是西方式个体独立。 在大城市生活，是否会因为缺乏稳固的关系网络进一步加剧不安 ？
徐钧： 这是我之前文章的观点。现在我觉得当代中国人还蛮复杂的，我们既面临现代性中主体性的冲击，同时又面临传统社会的问题。
我们走出家门，就不知会遇到哪头“野兽”。即使谈恋爱、交朋友，也不知道对方究竟是怎样的，有很多随机性。这涉及到我们摆脱家族进入城市社会后的文化冲突，是主体性与传统大家庭的文化冲突问题。
简单心理： 这种影响元素是多方面的？当代人都活在网络生活里。在你看来， 网络生活 是否也会影响我们的安全感？进一步加剧现代人的焦虑。
徐钧：网络时代的确给我们带来一种新的不安全感。
网络生活很奇怪，它让我们的关系很近，又让我们的关系很远。很近是说，我们在网络上不知道对方是谁，交流反而可能更加坦诚。但同时可能两个夫妻晚上睡觉，坐在床上却用手机交流。
当我们和熟人变远，获得安全感的支持就会更少。熟人环境本应安全感更高，但网络让熟人环境变得和陌生人环境类似。而我们和陌生人的网络交流，实际上是一个公共场景，是有一些风险的。
比如，现在有些人会把私人心理困扰直接放在公共场景中去谈，下意识地想获得舆论支持。但这一旦被放大，个体的隐私会被迅速曝光。
我和一些咨询师同行会有些担忧。比如在咨询中，和来访者有一些专业的张力关系，这本该在咨询关系里处理，也具有临床意义。但有些来访者会直接“行动化”，放到网络上。一旦这样，性质就变了，咨询师会觉得十分不安全，可能就无法工作，来访者也可能觉得受伤害。
然后，在公共环境里，这种情况就变成了“厮杀”。许多“吃瓜群众”用 娱乐的心态去看一个人内心真正的痛苦，这种社会责任感的瓦解，对个体安全感杀伤力很大。 当事人会立刻感到强烈的不安全感和羞耻感。
前段时间有个新闻，一位妇产科医生因网暴而选择自杀。当很多一线医生看到这种事，尤其是我们做心理咨询工作的，就会产生一种畏惧，这种畏惧让我们在人际关系中变得紧张。你随时觉得你的私人生活会被曝光，被任意解读，这对个体的杀伤就太严重了。
四、关键是给自己留一个空间
简单心理： 从可实操的角度来说， 有什么 方法能帮我们 重建安全感与心理秩序？
徐钧： 我想，建立安全感蛮重要的一件事是，给自己留一个空间。遇到事情最好停一停，给一个心理空间。
我一个香港的心理学同行在危地马拉做研究，亚马逊雨林开放后，劝一些原住民到城市生活，改善条件。许多人去了不知道该怎么面对现代社会，造成家庭冲突、家庭暴力和社会犯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心理学家去帮助时，发现他们无法应对这种现代社会过程。后来构建了一种游戏方式，让他们做团体，遇到事情停一停再做。
这样的过程让他们更有能力应对问题，问题产生率下降了60%至70%。在现代社会，特别是在网络社会，我觉得慢三拍反应不是坏事，至少慢一拍。
太快的反应可能是一种应激反应，而且是一种很原始的反应，有可能会盲目。
现代社会最怕的就是羊群效应，网络也有。一头羊第一个从山崖跳下去，后面的羊就盲目跟着跳。至少我们要做一头清醒的羊，不要直接跳下去。
就像非洲角马大迁移时过河，看到河里有鳄鱼，你至少换个鳄鱼少的地方跳，不要一根筋往鳄鱼多的地方跳。
当随群体盲目反应时，那就是会被自然环境选择“刍狗”，而无法真正去选择自己所想要的生活。
徐钧，中国心理卫生协会精神分析专委会常委，上海市心理学会临床心理与心理咨询工作委员会主任，国际聚焦学会聚焦取向心理疗法(FOT)训练协调员，华东师范大学心理与认知科学学院外聘硕士生导师，南嘉心理咨询中心创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