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企业家的子女样板：从富二代到创二代

从左到右：“中关村之父”段永基之子段刘文、东软集团董事长刘积仁之子刘畅、台湾永丰余集团董事长何寿川的千金何奕佳、汤臣集团创始人汤君年之子汤子嘉。

　从“富二代”到“创二代”

文：旺财 子轩 摄影：覃斯波 陈晨(接力中国协会提供)

2013 年，刘畅接替父亲刘永好，成为新希望六和公司董事长。

在中国，越来越多的第二代正在走向前台。2011 年，张兰之子汪小菲正式接任俏江南餐厅集团 CEO 的职务；同年，任正非之女孟晚舟担任华为常务董事兼 CFO；而柳青，商界传奇柳传志的女儿，早在 2008 年就已经成为高盛(169.22,1.04,0.62%)(亚洲)集团执行董事。

根据《福布斯》中文版去年发布的“中国现代家族企业调查报告”，在中国的家族企业中，一代掌权的企业有 645 家，占比超过九成；二代完成接班的为 66 家，较 2012 年上升了 21 家，占比接近 10%。

欧美家族企业在数百年沧桑中积累了丰富传承经验和方法，早已解决二代传承的框架问题，而中国的家族企业在代际传承上依然处在摸着石头过河的阶段。受儒家文化影响较重的中国企业更希望能保持家族对企业的控制权，注重从家族内部选定继承人，父业子承的思维根深蒂固。

在这期的封面报道中，我们选取了四位中国企业家的第二代样本。他们都生于 70、80 年代，有着海外留学背景，依靠知识成功转型，在家族或自己的领域里闯出一片天地。有的子承父业，用科学化的管理手段改造着家族企业，如汤臣集团的少帅、汤君年的儿子汤子嘉；有的独辟蹊径，开创新的事业版图，如台湾永丰余集团董事长何寿川的千金何奕佳，在大陆打造她的有机产品帝国；有的并未继承家业，而是打造了属于自己的全新事业，如“中关村之父”段永基之子段刘文，与朋友共同创立了自己的公司汉朗光电，又如东软集团董事长刘积仁之子刘畅，除了作为缪斯客公司创始人，还投资了京城炙手可热的时尚酒店 Temple。

相比传统的“富二代”，他们更愿意成为他们自己，他们就是中国的“创二代”。

汤子嘉：从小就为接班做准备

文：子轩 编辑：彭朋

汤臣集团少帅汤子嘉。2004年，因父亲汤君年突然去世，年仅24岁的汤子嘉“几乎在一夜之间，被迫长大”。

汤子嘉的父亲是被称为“浦东开发第一人”的汤君年。和内地的很多富二代不同，从小汤子嘉就意识到自己特殊的身份。他说自己一直被“洗脑”，时刻为接班做准备。2004 年，因父亲突然去世，年仅 24 岁的汤子嘉“几乎在一夜之间，被迫长大”。他在两年内将原本 110 公斤的体重降到 65 公斤，如今连西装都穿 XS 的尺码。“尺寸小了，但心变大了”。和第一代凡事都冲锋陷阵在一线不同，汤子嘉更推崇“家族管理者”的身份。早上打高尔夫，每天 9 个洞，晚上绝对不熬夜。

汤子嘉和弟弟汤珈铖一直都是时尚杂志追逐的热门人选。他们的母亲是获得两届金马奖影后的徐枫，父亲则是被称为“浦东开发第一人”的汤君年。

“每次在公司门口，都有很多女孩子等我弟弟。”哥哥汤子嘉说，“因为珈铖很帅。”《福布斯》杂志甚至撰文说，“如果拍摄中国版的《绯闻女孩》，哪些人可以作为男主角 Chuck Bass 原型？汤臣集团副主席兼执行董事汤子嘉和他的弟弟汤珈铖也许都可以。”

眼前的汤子嘉，清瘦腼腆、说话轻声细语。和内地的很多富二代不同，从小，汤子嘉就意识到自己特殊的身份。“我妈妈是影视圈里的大姐大，性格豪爽。屋子里，一天到晚都是大明星来来往往。林青霞、张曼玉……”

汤子嘉在儿时就知道：“无论在舞台上或者商场中如何耀眼，大家在日常生活中，其实都是平常人而已。耀眼，都是给别人看的。二代也是如此。”

汤子嘉 24 岁那年，父亲汤君年出差香港，骤然病逝。“我几乎在一夜之间，就被迫长大。”他笑：“后来，我才意识到能安然地做二代，是一件多么开心的事情。”

现在，汤子嘉叫自己“一代半”。

学会父亲的预测力

目前，汤子嘉大部分时间都呆在天津。天津是汤臣集团在内地仅次于上海的投资地。闲暇之余，他会陪母亲周游世界。

2009 年，汤子嘉第一次来到天津。“感觉整个城市的颜色灰灰的。”但经过长期考量之后，汤子嘉预感到天津“不可限量”。因为汤子嘉发现，天津不仅有空客，还有滨海新区，“变化将会很大”。这种预测力，和他童年跟随父亲做生意有关。

二十多年前，汤子嘉和父亲一起来到上海。那是汤君年在上海取得的第一块土地：“有一天早上七八点钟，我父亲叫醒我，说我们出发去看看将要开发的土地。奇怪的是，那时候，从浦西到浦东还要坐船。浦东当时连一条像样的路都没有，到处都是农田，芦苇长得比我还高。”

站在一片荒地之上，父亲告诉他：“这里将来要建成高档别墅区和高尔夫球场。”对此，少年汤子嘉完全不能想象。

多年后， 他才完全理解了父亲的魄力。在一般人眼里，“父亲作出投资浦东的决定，无异于一场赌博”。可后来，“我真切感受到了他谋划未来的眼光。”

在徐枫眼里，汤君年是全家最果敢前瞻的人。“妈妈还总是说我们兄弟俩，怎么那么保守？”汤子嘉笑言。

事实上，汤子嘉认为，“一代和二代企业家面临的时局，已经全然不同。”他慢慢分析道：“以前，只需要胆子大就能赚钱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二代更注重引进科学化管理，趋向稳健。这其实并不容易，一开始接班的二代通常会急于求成。”“我们已不敢说是年轻人，而是中青年人。过于高速发展，我们这一代终究要付出代价，比如雾霾。”

不过， 倾向于稳健的汤子嘉并不会囿于困守一城一地。很快，他就出击天津了。如果把上海比喻为曼哈顿，那么天津就是芝加哥。“作为一个历史名城，它在海河边上肯定需要一张名片。”汤子嘉最终选择的地段就在海河边上，这里是繁华的城市中心，步行到天津火车站只需要十分钟。所以他觉得：“天津汤臣津湾一品不仅只针对天津客户，还针对北京客户。”

苦行僧悟道

汤臣在进入内地 18 年后，终于首次走出上海。这一切，并不容易。

2004 年父亲突然辞世，“集团甚至一度陷于停顿。”汤子嘉回忆说。那一段日子，24 岁的汤子嘉“每天都哭，一直哭了一个月”。

汤子嘉心里一直存有一个未解开的心结。“父亲去世前的一个晚上，我下班回来了。他在客厅坐着，看起来很想和我说话。”当时大约晚上 7 点，不知为什么，汤子嘉一转身就走进了自己房间。

多年之后，他依然记得父亲的眼神。“深深的一眼，特别想和我说话。”

那段时间，汤子嘉和集团举步维艰，“妈妈带着两个年轻的儿子，在生意场上受够了欺负。”家人的情绪跌到最低谷。一天，李连杰来到汤家，见此情景，立即提议一起出游。当时， 李连杰已经皈依了藏传佛教。“他把自己的师父介绍了给我们。”

于是， 汤子嘉和妈妈开始了人生中最难忘的一次旅行。“寺庙很偏远，从上海飞到青海后还要坐一天的车。”他记得：“庙里有电无水，洗澡还要到很远的地方去打水。”住在清静的寺庙里听高僧论道，汤子嘉感觉自己一下子就振作起来。

苦行僧的生活，令他顿时开悟。从小到大，汤子嘉都很胖。从青海旅游归来，他决定减肥。他自制了一个减肥食谱，每天不吃淀粉类食物，早餐只喝自制含有山药、薏仁、枸杞等的精力汤，中午是苹果(528.7,-2.56,-0.48%)、番茄、奇异果以及蛋白沙拉，下午饿了就以葡萄干充饥，晚上照样应酬。

当然， 汤子嘉也很注意科学饮食，他的减肥食谱每一次只持续两周就停止，然后等到下个月再循环继续——“否则，身体会因为摄取不到基本的营养而受损。”

这样的情形持续了两年，他将原本 110 公斤的体重降到现在的 65 公斤，如今连西装都是穿 XS 的尺码。妈妈徐枫骄傲地把儿子的食谱公布在网上：“难以想像，子嘉有如此巨大的毅力。”

“尺寸小了，但心变大了。”汤子嘉如此形容自己的改变。

2010年10月，汤子嘉去甘肃支教，图为他造访甘肃礼县二中学生的家。同年，汤子嘉发起与中国扶贫基金会合作的慈善项目：“汤臣集团甘肃希望之旅·新长城自强班子嘉班”。

蜕变成“少帅汤子嘉”

回顾自己的成长历程，汤子嘉觉得父母从小就在给他“洗脑”，时刻为接班做准备。“父亲很早就把我带在身边。让我观察他如何谈生意、怎样待人接物。”

汤君年性格坚毅，18 岁起从窗帘生意开始，最终成了叱咤港澳的楼王。性格强势的父亲，在 1999 年安排汤子嘉以总裁助理的身份加入公司，“父亲常告诫我，考虑问题要全面，要学会观察和分析。他常说的一句话是，想着做、不要抢着做。”

大学毕业，刚刚回归家族企业的汤子嘉一开始，“非常着急想把事情做大。”那时，他的感觉是“不管做什么，父亲都会骂我”。

一天，公司来了一个傲慢的客人，态度桀骜不驯甚至对售楼小姐动手动脚。汤子嘉强忍怒气，把房子卖给了这位客人。没料到回到家中，父亲把他大骂了一顿。这一次，汤子嘉被骂哭了。“父亲说，这样的客人不应该为他服务。他搬进来会坏了整个社区的气氛。”

现在，汤子嘉很怀念被父亲骂的日子。“以前，他否定我时，我很不明白。 现在，我才知道当年的自己目光短浅。”

早在 1994 年拿到陆家嘴汤臣一品地块时，汤君年已经以符合上海作为金融中心的定位去设计和规划该住宅。这个项目经过了整整 11 年的精心酝酿，仅仅是屋顶的造型就改动了 36 次，母亲徐枫甚至全程参与了样板间的设计。

父亲去世后，这个凝聚公司多年心血的楼盘正逢宏观调控，每平方米 10 万元的定位，比起当年的豪宅价格几乎贵了一倍。当时的汤臣一品，4 年仅售出 4 套，成为滞销楼盘。2008 年下半年，这个烫手山芋交到了汤子嘉手中。

“我意识到整个营销方案出了问题，需要调整与改变。以前，汤臣一品不接待媒体，看房者必须先提供 200 万元以上的资产证明，连出租车司机都不知道它的具体地址。”汤子嘉按照自己的思路，对销售、企划两大部门进行了调整，同时推出一些更贴近市场的营销策略。比如，把看房验资的规定废除掉，还把每周二下午设定为媒体接待日，同时开放中介市场，并在原有 A 栋大户型产品的基础上，新推出 C 栋总价稍低的小户型豪宅。“我最初的想法是，‘一品’要摆脱之前最贵的项目符号，回归到楼盘本身的价值，我们要做调整，应该用开放的心态来经营。”

此后，汤臣一品一路高歌。少帅汤子嘉从此令人刮目相看。

“我比同龄人成熟”

在一步步长大的日子里，汤子嘉也体会到前所未有的心酸。“经历了太多的事情以后，我比同龄人成熟。但是，凡事都有代价。现在的心境很麻木，有时宁愿不要成长。”

有一年，他决定去甘肃支教。到了礼县，他对当地的高中进行了捐赠。在班上，当他把书本和捐款递给孩子们时，“我无意中看到一个特别纯洁真诚的眼神。”一刹那，汤子嘉被感动了。此后，子嘉班的捐赠活动一直持续着。

现在，妈妈徐枫是重大事务的最终决定人，汤子嘉负责汤臣在内地的发展规划，弟弟汤珈铖则负责香港上市公司的具体事宜。“有重大事情，三个人会商量。”

汤子嘉和弟弟汤珈铖的成长环境基本一样，两人同一年出国读书，就读于同一所学校。在他们的成长过程中，香港和国外的生活时间都超过内地。但两兄弟性格迥异。汤珈铖深居简出，被外界称为“小股神”，15 岁进入股市圈就如鱼得水，现任汤臣集团副主席。汤子嘉则性情温和外向，他喜欢皮克斯动画，还喜欢带母亲周游世界。这一点尤其令徐枫骄傲：“你何曾看到别的大孩子，整天带着妈妈出游？但是，子嘉就办得到。”

每天下班后，汤子嘉更愿意直接回家。自嘲过着老年人的生活。“我属于临危受命”，他说：“但从内心来讲，我宁肯成长得缓慢一点，开心一点。”

和第一代凡事都冲锋陷阵在一线不同，汤子嘉更推崇“家族管理者”的身份。他淡然而有序地进行着管理。早上打高尔夫，每天 9 个洞，晚上绝对不熬夜。“一个科学的管理流程，比起让创始人亲力亲为要有效得多。”在上海交通大学修完 EMBA 学位的汤子嘉，有着和父亲迥然不同的思路。

段刘文：我从不接受家族的钱

文：子轩 编辑：彭朋

段刘文是“中关村之父”段永基的儿子。身高近一米九的段刘文毕业于军医学院，戴着一副金丝边眼镜，说话满是京腔。他曾在解放军总医院从医，后弃医从商。

段刘文是“中关村之父”段永基的儿子。少年顽皮的段刘文毕业于军校，曾在解放军总医院从医，后弃医从商。从医生到企业家，段刘文有一个原则：从不接受家族或者熟人的钱。在创业的道路上，他说父亲在精神上的支持尤其宝贵，“精神财富的传承更重要”。谈起二代和一代的差异，他说：“二代抗压性和理论素质都要差一点。”言语之间，他完全就是一个典型的北京青年。

段刘文身高近 1 米 9，戴着一副金丝边眼镜，说话满是京腔。这个沃顿商学院毕业的大男孩看起来十分阳光。

他曾在解放军军医大学学习过 5 年，但是谈起顶尖商学院和医学院区别时，他居然说——都一样，因为它们传授的都是一种学习方法，一种考虑问题的逻辑。“医学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是一个创造再平衡的方法。”他说，“而沃顿商学院也是教授一种商业逻辑，但更倾向于计算。”

段刘文的父亲段永基，号称“中关村”之父，具备投机者和冒险家的惊人天赋。有一次，柳传志在接受中央电视台采访时，被问及他和段永基怎么比较，柳退避三分，说“不能和老段比”。

背靠参天大树，在沃顿大多数同学选择顶尖投行时，段刘文却出人意外地创办了一家小公司。而且段刘文有一条原则：凡是父辈的朋友们，他们的投资最好不要。“对于 VC 来说，你的爸爸是谁、你认识谁，都不重要。他们看重的是你能给投资方多少回报。”

弃医从商

段刘文从小很调皮，为了严加管教，高考后，父亲给他报了军校。“我们家很看重教育”，段刘文说，“小时候，妈妈为了给孩子们不断创造积极向上的生活环境，还专门搬了家。”

重庆第三军医大学虽然管理严格，但是段刘文非但没被约束住，反而更肆无忌惮地追逐“自由”，以至于他第一学期就背上了多次处分。军校规定早上 6 点半起床、晚上 9 点半熄灯，周末只能 10%的学员外出。为了逃避这些约束，段刘文数次翻墙擅自外出，结果在墙根底下被抓住三次。

庆幸的是，段刘文并没有被开除。“篮球打得好，还有利用价值”是重要原因，身高近 1.9 米的他是学校篮球队的主力队员。

但是，军事院校确实磨练了段刘文。两年后，他就改掉了自由散漫的性格。大学毕业后，段刘文进入解放军总医院(301 医院)。

做医生的这段时间里，段刘文从来没有烦躁过。“军校的高压，让我特别能适应环境。301 是国内军事医学院的龙头，大家挤破头都想进去(工作)。”他被分配进入南楼的“高干病房”。“这里的病人平均年龄近 90 岁，基本都是领导们。”那时，20 岁刚出头的段刘文只负责照单抓药、按时查房、汇报情况。“最大的快乐就是和这些老干部聊天。”

有一天，段刘文忽然提出辞职。因为他的女友也就是现在的妻子，远赴美国沃顿商学院。临走，女友劝他：“你也进入商界吧。”

对于儿子的选择，段永基没有反对，只是平静地说了一句：“你自己做最后的决定，自己为自己负责。”

做不做医生？段刘文认为长痛不如短痛。“我不喜欢稳定，我就是在稳定中长大的。”

段刘文辞职后，到一家互联网公司实习。这还是父亲利用关系给他介绍的，这一段经历让段刘文感到十分“尴尬”。有一次，领导让他写一个策划文案，他完全不明其意，“甚至开会，会上的内容也听不懂。”

其间，他积极备考。“当时只有两个月了，但我在高压下是能迸发出潜力和韧劲的。”这和段永基的性格很像，后者越遇到不利的情形，就越能激发出灵感和能量。

他追随女友的脚步，考取了沃顿商学院。进去后，段刘文发现自己是最年轻的中国男学生。“沃顿作为东岸老牌常春藤学校， 比较保守。”他记得，“沃顿的学生毕业后大多会选择投行，因为它的课程大部分涉及计算——即便市场的课程也要写计算；而哈佛商业学院即使是会计类课程也要求写论文，所以哈佛毕业生做首席执行官的比较多。”

“我从不接受家族的钱”

经过两年海外商学院的深造，2008 年，段刘文回国经商。他将留学生基金当作原始资本，和同样拥有海归背景的孙刚博士，联手推广一种世界领先的“多稳态液晶”技术，开始了创业之路。孙刚博士毕业于剑桥大学，是国家“千人计划”中最年轻的科学家之一。段刘文和他可谓强强联手，但父亲却告诉他：“真正的商业知识不是从书本里得到的，你得靠实战积累经验。”

事实上，段永基是段刘文的偶像。“当我在商业道路上最迷茫的时候，都是父亲帮我理清思路，找出问题的核心。”

每次谈话前，段刘文都会做好详细准备。因为一般的事情，他都不会和父亲谈。“遇到难题，我会首先自己想办法，此外还可以找投资方、董事会等寻求帮助。”如果以上都不奏效，段刘文才会找父亲咨询。“父亲总是让我吃惊，即便他对项目的细节并不知晓，还是能经常提到关键点。”

而且，段永基在学习新事物上一点不落后。有一次，段刘文提到一个新兴名词，父亲听了一个大概就把相关背景情况说了出来。“他们这一代人学习能力非常强，主动学习的动力也很足。在那么大的工作压力下，始终保持旺盛的学习动力，真令人心服口服。”

段刘文从不接受家族或者熟人的钱。而吸引风险投资，一开始并不容易。

和风险投资谈判前，父亲特地提醒段刘文：“不要觉得拿了人家的钱就矮半截，要挺直腰杆。投资人投资的目的是为了让创业者利用自身的特长帮助其资产升值，这是一种互惠互利的合作。”

段刘文牢记父亲这一教诲。事实上，他最后打动投资方的正是公司的专业特长。2009 年， 段刘文为了融资跑了 20 多家 VC，未果。最后，段刘文遇到了软银，它们几乎是最苛刻也是最有实力的。当时，汉朗光电已经在液晶屏上做出黑白汉字，对方说：“我们不看汉字，只看图片。”段刘文和他们解释，汉字和图片在工程原理上是一样的。但软银的人却回答：“技术原理只是基础，实际功能才是我们最关心的。如果显示不了图片，对于我们来说意义就没有那么大了，我们明天就走了。”

当天夜晚，段刘文和团队一起，熬了整整一个通宵。第二天早上，他和孙刚博士来到软银门口等候、不知不觉睡着了。软银投资人见到此景很奇怪，后来，段刘文拿着屏幕走上前：“您要的图片，我们做出来了。”软银被他们的专业和诚恳打动，融资成功。靠着这笔资金，他们的公司越做越大，后来增长率翻番，还建立了与诸多世界 500 强大客户的合作，公司资产迅速增至近 5 亿元。

在创业的道路上，段刘文觉得，父亲在精神上的支持尤其宝贵，“精神财富的传承更重要”。而这也正是欧洲、日本等百年家族企业最注重的。

段刘文

“慎独是家训”

最初，段刘文创办的汉朗光电只有 5 个人，4 个工程技术人员，加上段刘文，从财务、人事、公共关系、市场到业务拓展等各个方面段刘文都要管。

事实上，早在沃顿商学院读书时，段刘文就开始筹划这家公司。当时，还没毕业的他和朋友靠部分科技园的启动资金，在 2007 年末成立了汉朗科技(北京)有限公司。他一边申请专利，一边筹措资金，到 2009 年又在苏州成立了汉朗光电有限公司。

创业还没开始，父亲就送给他一句话，中关村向来盛传的一句话：每天早上太阳升起来，就会出现一家公司；太阳落下去，就会倒闭一家公司。这句话不断地提醒他，要明确自己的计划和目标，要带着紧迫感去带领团队工作。

在段家，孩子是可以自由选择的。但是，选择之后的后果必须由自己承担。段刘文说：“我们的家训就是慎独。”

如今，汉朗光电拥有多项世界最先进的多稳态液晶技术的专利，是全球唯一能够量产多稳态液晶技术产品的公司，他们的多稳态液晶技术已经应用于黑白电子书、电子货架标签、信息屏等诸多领域，产品也得到不少跨国公司青睐。

在绝对独立的原则下，短短几年，汉朗光电就取得如此业绩，可谓不俗。但段刘文始终谨记的还是父亲告诉他的慎独家训。

当儿子走上创业之路后，段永基彻底放手。“父亲说过，我在企业里所遇到的问题他全都面临过。”但是，初生牛犊一开始并没有意识到这句话的分量。

“知易行难”。一次，父亲建议他请律师看一份很重要的合同。但段刘文不听，他觉得自己看过，没有问题，结果被狠狠地“黑”了一次。“我相信父亲曾在这方面有足够的经验教训，不然他不会如此提醒我。”段刘文说：“但是，当他发现我要独自前行时，也绝对不阻拦我，也许只有自己亲身经历过了，才会真正沉淀为自己的宝贵经验。”

“自己选择的道路就不要后悔，这是你的选择，相应的责任要自己承担。”这就是段永基的教育之道。而这种教育方式也造就了段刘文的成熟果敢。

段刘文还有个身份：接力中国青年精英协会理事长。经过几年发展，接力中国已经不可小觑。在台湾，他们的造访会得到连战的接待。如今，这个协会几乎囊括众多中国富豪、商界大佬的子女：梁稳根之子梁在中、蒋锡培之子蒋承志、刘永好之女刘畅、张宏伟之子张显峰等。

“这个组织吸纳的会员，不是靠物质确立身份，精神层面上的共鸣更为重要。”段刘文说。“我们协会的会员们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优势，就是下行成本可控。当前，随着改革的进一步深化，机会众多，这也是当时我敢于弃医从商的原因。”

谈起二代和一代的差异，他说：“二代抗压性和理论素质都要差一点。”言语之间，他完全就是一个典型的北京青年。

何奕佳：台湾千金的有机版图

文：宛羊 编辑：彭朋

何奕佳是台湾永丰余集团董事长何寿川的千金，但她从不认为自己是千金小姐。

何奕佳是台湾永丰余集团董事长何寿川的千金。但她从不认为自己是千金小姐，从小父亲就教育她：“不管你的父亲是谁，你只是一个普通人。”多年前父亲的一场病，让何奕佳有了做有机产业的念头。大学毕业后，她放弃进入父亲公司的美差，另辟事业版图，做有机食品产业。如今，何奕佳更把自己的有机事业带到了大陆。

和何奕佳约在东平路的 Green & Safe 餐厅见面。

这是一家专门做健康有机食品的餐厅，门外一角是个菜摊，上面摆着圆白菜、西兰花、胡萝卜等各种各样的有机蔬果。进门的一楼左侧是杂货店，除了售卖一些时令蔬菜之外，更多商品是来自各个国家的健康有机食品，其他是简餐区域，二楼则是主营晚餐和周末 Brunch。

下午三点多，加上下雨，店里的客人并不多。有几个顾客在里面挑选着，还有几个正在用餐，节奏很慢很悠闲。在行色匆匆的上海，这个角落有点像欧洲小镇。

何奕佳坐在二楼，从椅子后面转过身来握手。她整个人瘦瘦高高的，利落的短发，利落的黑色套装，精致的脸，不太像台湾传统的名媛形象。少了几分娇柔，多了几许英气。

何奕佳是台南安平何府后人，台湾财阀家族永丰余集团董事长何寿川的千金。顶着众多光环的她没有选择进入家族原有事业，而是另辟事业版图，做有机食品产业，如今更把自己的事业带到了大陆。

这家开设于 2012 年的 Green & Safe 餐厅的主人，就是何奕佳。更早前，2008 年在上海陕西北路开业的齐民中国有机火锅，幕后老板也是何奕佳。

“我希望越来越多的人可以拥有健康的生活方式。”如今，何奕佳在上海已经有了四家店。她希望自己的餐厅能够从台湾走到大陆各个城市，带给更多人好的饮食体验。

推广健康

上个月，何奕佳在台北坐捷运时，遇到一对老夫妇。尽管有专职司机，何奕佳还是更喜欢坐捷运，像一个普通上班族一样，通过地铁抵达她想去的地方。也许是因为她常常在电视中露面，一身休闲装的她还是引起了老夫妇的注意。

“是何小姐吗？”对方试探地问她。

她点点头，对方一下子很兴奋，拉着她问，“何小姐，请你猜猜我们几岁？”

何奕佳上下打量着这对夫妇，给出了自己的判断，“五六十岁吧？”

“我们快七十岁了！”原来这对老夫妇是永丰余生物科技公司的忠实顾客，从八年前开始一直订购他们的有机蔬菜篮，也是有机餐厅的食客，他们坚信正是因为食物的好品质，才得以延缓了自己的衰老。

和《外滩画报》记者讲起这段偶遇，何奕佳很高兴，这无疑大大地鼓励和支持了她投身于这个行业的信念——推广健康。

22 年前，永丰金控的掌门人何寿川正值壮年，47 岁的他正在极力扩张永丰余的事业版图。那是至关紧要的一年，集团旗下子公司元太科技刚刚成立，这是台湾第一家进入 TFT-LCD(薄膜电晶体液晶显示器)领域的企业。

繁重的工作之余，他还常常飞到美国去看望正在那里上中学的女儿何奕佳。两地的频繁往来，让他总觉得身体有些疲惫。起初，他并没有在意，后来在一次体检中，意外地发现自己居然身患 B 型肝炎。

正如后来何寿川经常提起的那句话：“肝有病，整个世界都是黑白的”。何奕佳回忆起那段时间，对于父亲满是心疼。在那之前，她是被父亲呵护备至的小女儿。“我的家庭其实和很多普通的家庭一样，我从来没觉得自己是有钱人家的小孩。”小时候，何寿川会一大早起床，为儿女们做早餐，然后亲自送他们上学。不用司机，不坐私车，而是坐公车。“因为爸爸的工作比较忙，平时陪伴我们的时间比较少，所以他很享受这种路上简单的快乐。”何奕佳每天课后要学舞蹈，父亲便会在舞蹈教室外静静地等自己的小女儿放学，再带着她坐公车回家。

每天短短几十分钟的上学放学之路，留下了父女二人的美好时光。当时年仅十四岁的她，一听到父亲罹重病，毅然决定休学回台湾陪伴一个学期。“老实说，当时只想多陪陪他，比较没有遗憾，因为病情能不能稳定，我们都不知道。”于是，她独自一人向校长说明家中情况后，立刻飞回台湾。

何奕佳开始悉心照顾起何寿川的饮食，她亲手种植了石斛等植物，并调整父亲过去重油重盐的饮食习惯。

“生病，真的是一个生活的大解构。”何寿川后来对台湾媒体坦承。那段对抗病魔的时光，全家人一同经历一段苦行僧一般的生活。

为了减轻肝脏的负荷，何寿川几乎餐餐吃烫青菜，其他食物也不用盐、不用油，甚至没有任何调味料。看着父亲一直吃清淡食物，何奕佳有些不忍，自己也把饮食菜单改成和父亲一样，吃一模一样的东西。

何寿川的病情得到了控制，他开始觉得体力慢慢地恢复，身体的各项指标也恢复正常。病患彻底改变了何寿川的人生态度，他认为健康是比财富更重要的东西，并开始关注台湾的有机产业。

说服父亲做有机产业

和许多家境优渥的家庭不同，何奕佳从来不是一个千金小姐。何寿川一直对女儿教育的理念是：“不管你的父亲是谁，你只是一个普通人”。

在中国台湾和美国上学的时候，何奕佳打过很多份工。她做过律师事务所的助理，做过电视纪录片的打杂，餐厅的领班，还当过奔驰车的销售员，唯独没有在自己父亲的公司里担任过任何职位。

“我不能说自己有商业天分，但我觉得自己是一个很好的 sales。在餐厅当领班时，我的小费总是拿得最多，卖车的业绩也比其他人好。”何奕佳认为，倾听比推销更重要，“人们需要的是服务，而我很有耐心。”

何奕佳在东平路的Green and safe餐厅。这是一家专门做健康有机食品的餐厅，何奕佳是这家店的主人。门外一角是个菜摊，上面摆着圆白菜、西兰花、胡萝卜等各种各样的有机蔬果。

在美国，何奕佳学的是政治系，她从来没有想过要接管父亲的企业。何寿川也从来没有对女儿的行为做过任何限制。“他总是说，做你自己想做的事情”。

2005 年，何奕佳大学毕业回到台湾。此时，何寿川的永丰余集团已经成立了一个研究型的机构，专门建立一些自然农场，种植有机蔬果。“那是一个非营利的组织，目的在于帮助农民更好地生产。”

但何奕佳认为，好的通路更重要，“没有农民想用农药，但他们不知道如何把自己的东西卖出去。”

何奕佳说服父亲，成立了永丰余生物科技公司。“我们找好的东西，打造好的销售通路，有稳定的市场，把农场里的好东西，搬到餐桌上去。”

何家父女选定的第一个点，是台湾宜兰县南澳乡。35 公顷的土地全采用无农药的有机种植方式轮耕，采收完的土地必须经过一定时间的休耕，为的就是保持原汁原味的农耕形态。此外，他们还用自然饲料养鸡，提供没有抗生素的鸡蛋。因为不能喷洒农药防虫害，农场里最特别的是布满了类似粘蝇纸的贴纸，专门用来粘害虫；至于菜地里的毛毛虫，也得靠员工一只只亲手捉。

何奕佳经常和父亲来这里与员工探讨研究。一身牛仔裤与布鞋的装扮，方便随时下田耕作，了解实地种植的困难度，再将这些心得一一拿回去进行改进。为了卖有机蔬菜，何奕佳还亲自上电视购物节目。当别家的千金苦恼今天的时尚派对要穿什么名牌比较好，何奕佳的烦恼却是“该如何降低温室的温度、让高丽菜的叶子不要直直地往上长”。

她采用了有机蔬菜箱的模式进行推销，在台湾大力发展会员，“教育这个市场花了我很多时间，因为不是所有人都知道有机是个什么东西。”在这个时候，耐心变得特别重要，最开始的时候，他们的电话接线员需要花一个小时，来向咨询的顾客解释为什么他们的蔬菜比菜场里的要贵。

婚宴上的有机餐盒

2006 年 1 月 7 日，一场特别的婚宴吸引了台湾媒体的竞相报道。这是何奕佳大婚之日，每位来宾诧异地看到，在餐桌上摆着的不是台湾传统的筵席，而是 700 多个外观精致的餐盒。一打开，里面有各种各样的食物，原料都来自永丰余的有机农场。

“婚礼开始了四十多分钟之后，我饿得不行，从台上走下来，准备拿一个餐盒吃。结果发现全部被吃光了，我连一口都没有吃到。”回忆起那一幕，何奕佳又好笑又好气。

当时，各家媒体都刊登了这些特别的餐盒照片。这让永丰余生科获得了一次成功的营销，这场婚宴让台湾很多人知道了有机的概念。

之后，她的爱子的满月礼盒也如法炮制，广受好评。“至今，还有很多人追着我，希望我能给他们的婚礼或者其他的特殊场合，定制这种餐盒。”

2007 年，何奕佳在台湾成立“齐民有机中国火锅”餐厅，结合自家农场的有机蔬菜，正式打开了从农田到餐桌最直接的一步，她希望能坚持追求食材的自然原味。取名为“齐民”，是何奕佳想要还原中国传统饮食精髓与食材、风土之间的关系。她在台湾中央图书馆内寻找到了北魏时期贾思勰的著作《齐民要术》，这是一本中国现存最古老且陈述详实的农业生物书籍。何奕佳觉得书中传授的作物栽植、制醋做酱等技术，以及对时令、选料、刀工、调味之道，和乐活、慢食的理念不谋而合，“齐民有机中国火锅”就此诞生。

2008 年 6 月，何奕佳选择上海作为她的事业版图第一个突围点，在陕西北路建立了第一家齐民火锅，“现在我们在上海已经有四家餐厅和杂货店”。

如今，永丰余有几千家合作农户和供货伙伴。有的很大，什么都有；有的特别小，可能只供应手工黑糖。而台湾阿里山整个山头的有机茶，都已经被何奕佳包下，她现在正在积极开发大陆的合作农户，推广她的有机生活理念。

刘畅：京城新地标 Temple 的投资人

文：子轩 编辑：彭朋

刘畅是东软集团创始人刘积仁的儿子。和很多二代一样，刘畅也曾在父亲公司工作实习过，最终他选择离开。

刘畅父亲刘积仁，东软集团创始人，集团董事长兼总裁。和很多二代一样，刘畅也曾在父亲公司工作实习过，最终他选择离开。从自己找工作到自己创业，有过成功，也经历过挫折。现在，刘畅把新的触角延伸到自己更感兴趣的领域——酒店管理。集餐厅、精品酒店于一体的北京 The Temple Hotel，算是刘畅的小试牛刀。对于严父刘积仁，刘畅表示深深感激，“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深远，我感激他为我做的一切。”

古语，“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

而刘畅，正好站在三十而立之年，又开始了另一个新领域的征程。

上一次，是他一手创办了缪斯客。这个集生活数码产品分销零售，同时又为客户提供移动终端解决方案的年轻公司，有过年销售额过亿的辉煌，也经历了业务瓶颈的颓靡。刘畅意识到，转型和创新，是公司继续前行的必然发展。

现在的他，把新的触角延伸到自己更感兴趣的领域——酒店管理。集餐厅、精品酒店于一体的北京东(滚动资讯)景缘酒店(The Temple Hotel)，算是刘畅的小试牛刀。目前，Temple 的热度居高不下，屡屡在业内获得好评，也算是对投资人刘畅的一个安慰。

即使如此，刘畅也不敢松懈。毕竟，有一个太优秀的父亲，让刘畅心生敬畏。刘畅父亲刘积仁，东软集团创始人，集团董事长兼总裁。

“父亲对我的要求非常严格，他从来不娇纵我。我第一次创业的启动资金，是父亲借给我的，有借自然有还，容不得我胡乱挥霍。在生意上，父亲更是高要求，对于我的失误，他从不吝啬批评。他说，一个企业的成功，是一群人的努力，而一个企业的失败，一定是管理者的失败。现在，我也经常以此为训，更多地去学习，完善自己。”

“商场如战场，商海沉浮，大起大落时时有，唯有不断地创新才可持续发展。”而刘畅喜欢创新，大概是性格使然。

京城新地标 Temple 的投资人

贝克汉姆似的发型，英伦绅士的装扮，让人很容易区别刘畅。刘畅自己对与众不同，似乎也有着“与众不同”的见解。

刘畅坦言，“从上学起，我就不属于喜欢苦读的好学生。”也许是父亲刘积仁的艺术天赋遗传给了他，对于学业精进，刘畅显然更喜欢绘画。“小时候，父亲还指点过我如何画出更立体的效果。”这是刘畅记忆里，父亲难得流露的慈爱。

“我父亲在工作之余，是一个很风雅的人，他热爱音乐、美术，他会把自己的创意体现在具体的设计上，譬如我们的办公楼、软件园，家里房屋的设计，都是他特有的风格。”

父亲的这种天赋也遗传给了刘畅。和父亲一样，刘畅热爱绘画与设计。因父亲不同意，刘畅未能到相关艺术院校或专业进行系统学习，颇为遗憾。“但是后来我发现，其实生活和工作中，有很多平台可以让我释放自己的艺术情怀。我现在可以参与一家酒店的规划和运营，这个过程既可以创造美的东西，也可以更好地经营自己所创造的这一切，这让我很有激情。”

和朋友一起投资改建东景缘酒店(The Temple Hotel )，刘畅的天赋获得充分发挥。

东景缘酒店由一座有 600 多年历史的智珠寺改建而成。智珠寺，位于景山后街嵩祝院 23 号，嵩祝寺之西侧，与嵩祝寺一道被评为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

2007 年，智珠寺被东景缘的合作伙伴发现。当时，这里一片破败。修复工程始于 2008 年，“我们投资了五六千万进行修复，原则就是全方位保存历史风貌。”刘畅告诉记者。此后，他们开始与一批知识渊博的专业建筑师、建筑公司以及勘测人员长达几年的紧密合作。不但修复了古庙建筑，也选择性地保留了寺庙里部分各历史时期的建筑。

“刘畅是我们最大的投资者。”电话那头，东景缘酒店(The Temple Hotel )创始人之一林凡告诉记者。林凡和刘畅相识于几年前，在生意上，他们是合作者；在生活中，他们是好朋友、好哥们。

“刘畅很有想法，对美的东西也非常有感觉。他几乎参与了整个修复、设计的过程，给我们的设计也提了很多意见。”林凡表示。如今，The Temple Hotel 已变身为京城一处集餐饮、住宿、会议、画廊于一体的高档场所。

贝克汉姆似的发型，英伦绅士的装扮，让人很容易区别刘畅。刘畅坦言，“从上学时起，我就不属于喜欢苦读的好学生。”

创造财富比继承财富更坦然

和很多二代一样，刘畅也有过在父亲公司工作实习的经历。但这样的工作刘畅并不喜欢，“所有人都知道你是谁，谁也不会真的把你当成是员工。”刘畅选择了离开。

留学归来，刘畅选择去国际音响巨头哈曼做一名客户经理，这也是他的第一份工作。当时，这家国际著名音响产品制造商正在上海筹备亚太总部。由于系统还不够完善，那时，刘畅需要制定和管理从生产、物流到销售的各个环节。这份工作让他感觉如创业一般，一切都是新的，从无到有。这个过程让他学到很多东西，那是一段很充实的经历。

积累了足够的市场经验后，刘畅决定正式开始自己的创业之路。在一番考虑和考察后，刘畅创建了第一家公司：缪斯客。

这次创业过程，对刘畅来说是一次成长。“父亲认为，我对于生意的把控力还有欠缺。”从那之后，刘畅发现，做生意，做“成”生意，其实不那么容易。

“相对于上一代的财富，我更希望创造属于自己的财富。”刘畅表示。父亲刘积仁也是如此告诫刘畅的，凡事要靠自己，不要太依赖。

刘家的家教甚严，刘积仁更是工作繁忙，在刘畅的记忆里，父子二人亲密无间的机会非常少，更多的是工作上的交流。“有时候，也会感到遗憾，我和父亲都太忙了，连有限的沟通也都是工作上的。”

对于那种轻松如朋友似的父子关系，刘畅很向往。小时候，刘畅曾幻想能和父亲像美国电影里的父子那样亲密无间。为此，小小年纪的他还进行过一次策划。“我专门邀请我爸看了一部好莱坞电影，想让他感受下电影中那对像朋友一样轻松欢快的父子。”

这在二代中亦是普遍的心结。“在接力中国会员中，这样的现象也很普遍——孩子们在幼小时，一代企业家事业繁忙，几乎很难陪伴左右。长大了，由于性格或者文化的原因两代之间深度交流的机会也有限。”《接力中国》 一名编辑如此说道。

作为中国第一个计算机应用专业的海归博士，中国软件行业第一波发展浪潮的元老人物，当年最年轻的大学教授，刘积仁在学业最辉煌的时候下海创业。在那个“教授下海”还被看作不务正业的年代，这位学者型企业家经过 20 年，把一个只有 3 个人、3 台电脑、3 万元的小公司办成如今国内首屈一指的综合性软件企业。

对于父亲的成就，刘畅心里对父亲一直很崇敬。他知道自己身上还欠缺很多。“我父亲是一个非常宏观，有执行力有战略性的商人，作为一个企业的领导者，他很有远见，也懂随机应变。思虑周详和机敏果敢使得他从创业伊始至今几乎从未出错。”刘畅深知自己现在还要脚踏实地，把每一件单一的事情做到最好，然后再逐渐统筹全局。

外界对富二代的大肆渲染，刘畅觉得有些夸张。“不要把二代想象得过于一帆风顺，媒体和公众把二代这样一个群体想得的太表象了。从我在国外上学时起，身边的朋友大多都很低调踏实。大家都有良好严谨的家教，没有人过分张扬。现在创业了，很多具体的事，也是自己实践了，失败了，再实践，再完善，一点点做出来的。”

从年轻时的叛逆，到一步一步创业，到现在终于开始有机会接触自己喜欢的新领域，在刘畅看来，每一次与众不同的转身都是之前很多个努力的结果。“我现在比以前更明白努力的真谛，也要求自己做到不辜负自己的机会。”

刘畅身上有着和父亲一样的低调，谦逊。终有一天，这个总是笼罩在父亲光环中的年轻人，也会在自己的天地里创造一份属于自己的荣耀。对于严父刘积仁，刘畅表示深深感激，“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深远，我感激他为我做的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