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数据公共治理价值观:基于国家和行政层面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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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大数据公共治理是指政府和公共组织运用大数据科技方法,在开放的数据平台上进行决策、监管和服务。本文梳理了国家核心价值观对大数据公共治理在把握历史规律、明确发展方向、培育改革动力等方面的引领作用,探索了行政价值观对大数据公共治理的导向、结构、规范等指导功能;归纳了国家核心价值、行政价值与大数据公共治理价值观之间的内在的逻辑关系;分析了大数据公共治理价值观对治理主体、治理客体和治理工具三个方面的影响;提出了大数据公共治理价值观的价值目标、价值尺度、价值层次的基本框架。

   关 键 词: 价值观/行政价值/大数据/公共治理  

   标题注释: 本文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意识形态视域下的网络文化安全治理研究”(15ZDA039)的阶段性成果。

计算机技术和海量数据库的发展,使得个人在真实世界的活动得到前所未有的纪录,这种极高的记录粒度,①为社会科学提供了定量分析的大数据,②并成为我们观察人类社会行为的“显微镜”和“仪表盘”。③大数据正改变着我们认识和理解世界的方式,公共治理作为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在对这场数据革命作出回应,思考、探析、修正传统公共治理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并在此基础上将大数据技术应用于公共治理实践之中。

大数据公共治理是指政府和公共组织运用大数据科技方法,在开放的数据平台上进行决策、监管和服务。④从2010年以来,关于将大数据科技运用到公共管理领域的文献如井喷式涌现,在知网上以“大数据”“公共管理”“决策”“治理”及“政府”进行关键词交叉检索,相关论文达到1019篇。但对大数据公共治理与传统行政管理、公共管理、国家治理在价值观层面的联系与区别,却鲜有研究。

随着《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纲要》的颁布,“以信息化驱动现代化、建设网络强国”成为国家对未来的重要战略部署。据此,本文认为在大数据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带来深刻影响的肇始,构建大数据公共治理的价值观,是当务之急,是推进大数据公共治理的基础性工程。不打牢这个基础,不从哲学层面建构一个价值观的顶层框架,发展大数据公共治理就可能出现“电子政务”发展中出现的信息碎片化、应用条块化、服务割裂化等方面的问题,⑤大数据公共治理的科学合理性就难以充分发挥,也难以实现理论应然的公共治理效能。本文立足价值体系的顶层设计,以国家核心价值观、行政核心价值观为基准,试图提出大数据公共治理价值观。

   一、价值、价值观、国家核心价值体系与大数据公共治理价值观

价值是关于客观世界满足主观需要的意义所在,是对好坏、善恶、美丑、利弊、得失等以功能、功用为标尺进行衡量的结果。价值观是人们对价值的总看法、总观点。国家核心价值体系是全体社会成员基于自己的价值观在面对或处理各种矛盾、冲突、利益时集体所持的价值立场、价值态度以及所表现出来的价值倾向,反映了国民的综合精神境界,决定着国家的发展模式、制度体征和目标任务,也标示着整个社会的文化制高点,统摄并支配所有社会价值目标。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标志的国家核心价值观得到确立并不断发展。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了建设核心价值观的战略任务,十七大、十八大进一步明确了核心价值体系的内涵,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十八大报告提出,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凝聚社会共识”。2014年,习近平在主持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指出:“培育和弘扬核心价值观,有效整合社会意识,是社会系统得以正常运转、社会秩序得以有效维护的重要途径,也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方面。历史和现实都表明,构建具有强大感召力的核心价值观,关系社会和谐稳定,关系国家长治久安。”⑥

人类社会的发展从未离开过数据。早在远古时代,人们就懂得用数据来记录生活、计量财富。随着文明的发展,数据又逐渐成为解释自然规律、描述客观现象的工具。古希腊哲学家毕达哥斯拉就曾说过“数是万物的本原”,他认为事物的性质是由某种数量关系决定的,万物按照一定的数量比例而构成和谐的秩序。⑦这种本体论的思想在技术还远未能及的时代,难以为人们普遍接受。随着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数据时代正式走入大众视野,数据作为表征事物及其关系的客体,走向了更具深刻意义的具备描述人类精神世界的主体地位,这是一场对原有价值观的极大挑战。大数据技术正在推动全球进入一个将数据作为核心生产力的新时代,推动社会朝着更加开放、民主和有序的方向发展。大数据在政府治理理念、治理范式、治理制度、治理格局和治理手段等方面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带来了革命性的冲击,成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原动力。在高度信息化的时代,人类所有活动都留下了数据足迹,互联网、云计算、物联网为万物皆为数据的现实插上了飞向未来的翅膀,大数据技术直接将所有能够表征世界秩序、管理效率的关系转化为治理工具,国家治理的现代化要顺应这样的数据化时代,需要掌握大数据技术,把握规律,明确方向,科学运用。据此,建立适应时代需求、符合中国国情、有利于改革发展的大数据公共治理价值观,条件已然成熟,亟须解决的问题指向也相当清晰。

建立大数据公共治理价值观,就是要在公共管理领域弘扬国家核心价值观和落实行政价值观,要反映大数据公共治理应用的价值内涵,要指明大数据公共治理的正确方向,创新公共治理的着力点,展现公共管理中个人、群体乃至整个社会生活的内生活力和积极意义。

   二、国家核心价值观与大数据公共治理观的关系

大数据不仅带来了技术变革,更重要的是将描述世界的物质和精神的二元图谱更迭为物质、精神和数据的三维全息图谱,以物理、信息、社会三元世界的形式存在。大数据技术已将过去在物理世界实现的定量分析数据描述方法,广泛应用于人类精神、思想、社会行为和情绪认知等领域,并不断创新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但这种创新能不能准确地、持续地实现,进而能不能运用于公共治理实践,则有赖于能不能树立新的治理价值观。这种价值观的形成,需要与治理现代化要求有机融合,需要与国家核心价值体系有机融合。研究公共治理价值观首先必须解决国家核心价值观与大数据公共治理观的关系问题。

从宏观上看,国家核心价值观与大数据公共治理观两者是从属、包含的关系,是派生与丰富的关系,国家核心价值观中包含了大数据公共治理观,它指导大数据公共治理观的建立和完善,大数据公共治理观的建立和完善反过来支撑了国家核心价值观,丰富了其内涵和外延。两者的关系有以下特点:

(一)发现规律、解析现象

国家核心价值观是在总结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特别是安民兴邦、治国理政规律的基础上提炼出来的精髓,研究和确立大数据公共治理价值观必须以此为基础。任何一个社会都存在多种多样的价值观念和价值取向,应构建一套与经济基础、政治制度和文化体系相适应的核心价值体系,凝聚全社会的意志和力量。国家核心价值体系中所包含的理论、理想、精神、道德四个层面的内容对于加强党的建设、政府建设、公务员队伍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理想信念是治国理政的旗帜,民族精神和创新精神是时代强音,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是基本行为规范和道德依归。

大数据提出了多样、整体、动态、关联、平等和开放的思维模式,并通过物联网、云计算和移动通信将其转换为具有应用价值的分析方法,这种整体性的分析方法,对于还原社会发展的本真,发现治国理政的规律,解析社会内在的形态具有极大的意涵。以数据的形态掌握社会的内在规律,以客观的方式研判社会的发展逻辑,极大提升社会处理复杂问题的能力,强化国家核心价值观。大数据公共治理价值观既要以国家核心价值观为指导,又要立足于推动行政价值观的与时俱进,深化对行政管理规律的认识,整合市场经济条件下多元价值取向,促进行政系统科学高效运转,进而丰富和创新国家核心价值体系。

(二)确立方向、精准定位

国家核心价值是在明确社会发展方向、改革开放的方向、特别是行政体制改革的方向这一根本出发点和根本意义上凝聚起来的共识,研究和确立大数据公共治理价值观要沿着这个方向前进。拥有国家核心价值是我们制度优越性的集中体现。坚持国家核心价值,才能确保政治体制改革和行政体制改革的方向始终正确、目标始终明确。改革具有统一的基本价值逻辑。在经济上,按照政府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路子进行改革,重点是政府职能转变;在政治上,按照党的领导,通过依法治国,实现人民当家做主的路子进行改革,重点是发挥人民群众在法治框架内管理国家事务的作用;在社会管理上,按照党和政府领导、负责,通过社会组织的协同管理,实现公民自治的思路进行改革,重点是培育、监管和服务社会组织,逐步使社会组织参与管理。大数据公共治理价值观既要按照国家核心价值的逻辑,把握改革发展方向,又要为政府进行精准化定位,使公共治理符合和服务于政治改革、经济改革、社会改革的目标、方向和路径,为国家核心价值体系带来价值增量。

(三)凝聚共识、形成张力

国家核心价值是在继承传统优秀文化、现代先进文化特别是改革和创新文化的基础上孕育和凝聚的共识,是强大的精神力量。改革开放之所以在很多领域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就是因为广大干部群众坚持国家核心价值取向,认真履行使命,心齐气顺地推进改革;行政体制改革之所以在某些领域进展艰难,很大程度上就在于价值观不统一,思想动力机制不健全。国家核心价值对行政体制改革创新具有无可替代的助推器功能,有助于统一思想、提高认识、凝聚共识,搁置一些不必要的争论和一些暂时难以弥合的意见分歧,增强改革创新的动力。当前出现的腐败现象都与腐朽思想文化和不良生活方式有关,是错误的价值观念的现实反映。只有建立以国家核心价值为内核的先进意识形态,才能形成共同思想基础并达成意见共识,才能筑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管理事业坚不可摧的意志长城。

大数据作为一种重要的科学认识工具,将数据化延展到人类思想、行为和意识的领域,使得原先只能进行定性的研究成为数据化的科学研究对象,为人类自我了解和自我认知提供了极为有效的途径,更为国家了解公民的意识形态、掌握社会的思想潮流提供了精准的分析。大数据公共治理的兴起,一方面拓展了政府管理的张力,政府能够对公众进行用户画像和精准定位,投放契合的先进文化和输送正确的意识形态;另一方面加深了政府管理的效力,政府通过对公众的深入了解和引导,能够更有效地提升核心价值的宣传效果,为国家核心价值观的巩固和发扬打下根基。大数据公共治理价值观要立足于行政体制改革和创新文化,促进共识的形成,打造精神的力量,成为新时代国家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支点。

   三、行政价值与大数据公共治理价值观的关系

国家核心价值对大数据公共治理价值观具有引领作用,但从操作层面看,要形成对大数据公共治理价值观的指导还需要有一个“介质”——承上启下的纽结、节点,使得普遍性的价值观与特殊性的价值观能够联接起来,这个中间环节就是行政价值。

行政价值是行政管理、公共管理、公共服务的价值取向、价值结构、价值规范的体系,是由“效率”“公共性”“合作”和“可持续”四个方面构成的。⑧这是公共职能和组织体系的本质,体现在公共管理人员的一切行政活动中。这四个方面的统一所构成的行政价值观与大数据公共治理价值观之间形成了直接的相互影响关系。

如果说,国家核心价值观从人们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把握、方向的选择、动力的形成这三个方面与大数据公共治理价值观之间产生引领和助推关系的话,那么,行政价值观与大数据公共治理价值观之间就是以对应“规律”的导向性、“方向”的结构性、“动力”的规范性这三个方面形成指导和回馈的关系。

(一)权力来源的价值导向

行政价值的导向性体现在揭示出公共管理的本质,即通过解决权力来源问题获得公共管理合法性价值。行政价值是国家核心价值的集中体现。我国行政价值是由宪法确定的。宪法规定:“一切国家机关实行精简的原则,实行工作责任制,实行工作人员的培训和考核制度,不断提高工作质量和工作效率”,“一切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必须依靠人民的支持,经常保持同人民的密切联系,倾听人民的意见和建议,接受人民的监督,努力为人民服务”。这个法理基础是行政价值观的根本导向,就是要始终秉持效率、公共性、合作、可持续原则和价值追求,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真正确立为行政本位和根本理念,改造行政观念,抛弃有悖于国家核心价值观的“官本位”“权力本位”“部门本位”“地方本位”等旧的行政观念。大数据恰恰具备了这样的价值思维品格,大数据要求打破数据割据和数据孤岛的信息分散现状,建立互联互通的政府数据应用平台和开放共享的公众数据应用平台,让数据的开放、共享的价值理念得到践行,使数据的使用权回归到人民手里,带来更加公平、公正的政府治理模式。

在传统的观念中,生产资料和劳动力被认为是具有价值的财富,数据仅仅是记录的符号。大数据的出现,改变了数据的存在价值,数据除了自身的符号价值外,还被赋予科学、经济和政治价值,是信息技术下的新型财富,是数据资产。这是从狭隘的实体经济概念解放出来并能为经济社会带来新的增长活力的资产。我国五级政府所掌握的全社会80%以上的数据信息能够为政府提供精准的决策分析和有效的公共服务,只有充分地挖掘和利用好这些大数据信息,才能显现出其蕴含的巨大价值。政府大数据具有天然的公共属性,而大数据价值的体现亦是政府行政权力被赋予的职责,这一职责从价值层面解释了权力由谁赋予、对谁负责、谁来监督的问题。基于大数据分析下的公共决策、管理和服务能够有效屏蔽行政管理者的主观臆断和个人偏好,能够保障决策科学和社会公正。因此,大数据公共治理价值观的建立为建设法治政府的价值观起到重要的技术支撑作用。建设与行政价值有着一样内涵的大数据公共治理价值思维和行为能力,是法治政府建设的重要基础。

(二)权力配置的价值结构

行政价值的结构性为公共管理改革指明了方向,即通过建立权力制衡的治理结构获得公共管理合理性价值。行政价值奠定了政府治理职能的结构性基础,转变政府职能就是依据这个精神进行的制度建构,建设服务型政府。加强公共服务职能,使政府及公共部门在机构设置、人员配备、职责确立、行为流程等各方面与转变政府职能的要求相适应,制度性地解决政府“该干什么干什么”的问题。以行政价值的基本属性配置治理结构,必然要求管理主体在权力配置、权力运行、权力制衡和权力监督等方面合乎公共治理的原则,建立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按照这个要求,需要维护中央政府的高度权威,建立统一的政府行政管理体系;需要对行政组织的规模、结构等进行相应的调整和重构,使公共组织各要素之间合理搭配、科学组合;需要在政府各部门、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间建立分权型权力结构和多元化服务体系。行政价值的结构性特征为大数据公共治理提出了理解行政价值的要求,即从政府服务和管理职能的意义上,深层次领会政府职能转变的历史意义和社会价值,更好地运用大数据公共治理将转变政府职能的工作引向深入,以追求公共价值拓展行政民主,实现政府行政管理与社会组织、基层社区自治的良性有序互动,使政治民主、经济民主、社会民主统一于国家核心价值,在改革进程中克服各种各样错误认识的干扰,解决好政府“为谁服务”“怎么服务”的问题。同时,大数据公共治理价值观又按照服务型政府的要求,从工具理性的角度,为提升公共治理价值判断能力作出贡献。

(三)权力行使的价值规范

行政价值的规范性生成了公共管理制度创新和行为创新的动力,即通过建立权力行使的价值规范获得公共管理合规性价值。价值标准、理想信念、文化传统、思想氛围、道德倾向等价值观的内涵对于人们的行为具有潜移默化的规范作用。行政价值的规范性往往在行政历史的转折期间最能够发挥出重要的力量。我国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思想解放始终是前进的动力。大数据公共治理价值观按照创新政府的要求,将有助于推动思想解放的价值实现。从探寻我国公共管理改革动力路径看,可分为改革引领和创新引领两个阶段。从1978年到2002年,以“破旧”为主引领,即按照经济体制改革的要求,在破除计划经济下的行政管理体制的弊端中实现行政价值的变革;2002年党的十六届二中全会第一次提出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是推动我国上层建筑更好地适应经济基础的一项重要的制度建设和创新”,⑨标志着我国行政管理体制的变革进入一个新阶段,是以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为突破口的制度创新引领的综合性探索阶段,其主要任务是再造政府新的结构和功能,其动力获得的路径主要是“立新”。行政价值通过塑造公共精神,为创新营造氛围,使公务人员保持健康、向上的个体意识并形成群体职业认同和使命感,通过公务人员的思想道德、作风面貌、言行举止等表现出政府的精神共性,使政府和社会形成价值的良性流动。大数据公共治理的应用,为政府及公务人员的决策、管理、服务提供了全新的技术,极大地提升了效率,激发了公共行政的活力和创造力,已然成为推动改革创新的重要动力。⑩通过科学梳理、全面总结大数据公共治理的价值,高度提炼和准确概括出大数据公共治理的价值观,加以宣扬和履行,将使公共管理领域的创新理念得以落地。同时,大数据公共治理又能反过来彰显行政价值规范精神,通过大数据公共治理特有的精细化、精准化等价值特点,推动制度创新加快步伐,提高公共服务的均等化程度和普遍服务效益,促进常态管理与非常态管理在制度上的有机结合,使公共管理的创新更多地与其他领域的改革相互融合,增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合性、系统性和协同性。

   四、现代治理对大数据公共治理价值观的影响

行政价值在国家核心价值认同基础上实现对大数据公共治理价值观的导向性、结构性和规范性,在权力来源、配置、行使中获得价值,主要表现在公共治理的主体、客体、工具三个方面——主体承载价值观的导向性,客体体现价值观的结构性,工具实现价值观的规范性。

(一)多元主体“优于”唯一主体的理念

现代治理理论主张在主体上实现多元化。以互联网的泛在性为基本特征所形成的“去中心化”,正在产生新信息革命,使得公共行政不再是由唯一机构主导的治理体系。多元主体优于唯一主体不仅具备了条件,而且也成为必然要求,成为现代治理与传统治理的主要区别所在,成为治理体系变革的根本动力。大数据公共治理价值观崇尚多元主体“优于”唯一主体的观念,弘扬责任分担意识。公共治理价值观要求管理公共事务的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主体以“公—私—合作”式模态共同承担治理责任,分别在开放型的网络中相互联结、相互依存、互为对象,进行多中心、多元化的交互活动,从广阔的意义上呈现公共政治、公共行政、公共管理的变迁——公共政治不再是仅仅围绕利益或矛盾而组织起来,而是围绕事件和密集的信息流而组织起来的;公共行政不再仅仅追求效率,而且追求公平、正义,不仅注重实现方式,而且越来越重视行政相对人的需求、行为和满意度;公共管理的工具更加强调以项目为中心,重新考量包括绩效评估、行政问责、政策分析在内的管理工具和方法如何体现公共价值。因此,大数据公共治理价值观要致力于倡导限制和规范社会委托行政管理机关的各项权力,对行政许可、行政处罚、行政强制、行政征收、行政给付、行政检查、行政确认、行政奖励、行政裁决等各类管理权限进行依法清理、依法梳理、依法公开、依法办理。要致力于倡导打破传统的顶层以政府或公共机构为唯一权威主体,改变底层以部门化、碎片化为管控导向的治理模式,促进从部门数据到公共数据的多中心治理、合作治理大平台的建立,促进政府从数据的“互联互通”实现公共行政的“共享共治”。

(二)客体权利“重于”主体权力的理念

公共治理客体是治理指向的对象,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领域的公共事务。客体是价值观发挥指导作用的“基本面”,保障客体的权利是现代治理的本质要求,使客体充分享受权利、合理运用权力,在受到侵犯时得到权利救济,这是现代治理的本质要求。“权力”是相对于“权利”被制约的一方而言的,主体的权力增多一分,客体的权利就减少一分。大数据公共治理价值观按照治理体系中权能的结构性特点,主张在“权”的结构中,从重权力到重权利,是治理的重大结构性转型和变革,不可避免地涉及公共管理职权和公共服务利益的流动和再分配,良好的治理就是从权力再分配转向权利的再分配,以打造合作治理的新规则。公共管理者不仅要清楚可以得到什么,更要清楚自己的“伙伴式”义务。大数据公共治理价值观就是要营造权利重于权力的观念,促进公共利益从权力驱动转向权利驱动,在大数据科技的支撑下打造法定责任框架,进行可视化责任梳理和流程再造,生成问题情境清单、履职责任清单、工作任务清单和免责负面清单,并将它们在决策者、执行者和公众之间实现无障碍的流转和对接。这种“权-责-义务”机制使公共管理者跨领域、跨时空地承担自己与整个治理网络的任务,并能通过可视化监督倒逼其履行责任。客体所体现的价值观的结构性,还需要依据大数据思维的核心价值目标和基本思维方式,关注关联性价值的实现。大数据公共治理价值观要倡导包容、开放、共享的理念,推动政府、公共机构和企业尽快从信息公开到开放数据,再在开放数据的基础上实现开放数据接口,推动政府在保护国家信息安全、保护个人隐私、均衡各方的数据需求等方面加快立法步伐、健全政策制度,这方面的法律、法规、政策要坚持以数据开放意识促进保密意识的增强,以增加数据开放领域和扩大开放程度促进保护意识的增强,以满足社会数据开放需求促进政府工作效能的提高,并合理确定公开与公平、开放与保护、需求与供给的平衡点。随着数据开放共享程度的提高,社会的开放共享程度也在提高,大数据公共治理价值观要析出社会和个体认识问题、分析问题、思考问题、解决问题的“关联”法则,析出人的关联性、物的关联性、人与物的关联性,析出历史的关联性,历史与现实的关联性,地理位置空间的关联性等多维度的关联性,回应大数据时代政府的挑战与机遇。

(三)工具“高于”实体的理念

在任何一个时代中,工具具有决定性的属性,不同时代的人们使用的生产工具不同,工具标识了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水平。管理工具在管理体系中也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决定了治理的价值。现代治理工具有助于实现公共治理价值观的规范性和有效性。大数据公共治理价值观更关注公共领域动态、系统化的数据,这样的数据流可以为社会治理和公共决策提供更为科学可信的分析策略。公共决策本质上是缩短理想和现实、当下与未来之间的行距,它更多的是一种前瞻性、导向式管理。传统的公共决策大多是依靠管理精英和业务专家,依靠过去事实和经验理性,在专业知识、资历经验、悟性直觉的基础上作出的判断和决策,属于情景决策或者说模糊决策,决策结果未必契合客观现实。数据决策,是一种在价值上高于经验决策的决策形态,这种由数据驱动的决策,其核心理念就是从小数据到全数据。小数据决策运用抽样调查、典型调研、专家会议等传统方法,实施的是一种外部辅助式支持的决策。大数据决策是一种外部决定式支持的决策,借助互联网、云计算分析更多的数据,一切让数据说话、一切靠数据决策的方式。全景评估,是一种在价值上高于局部评估的评估形态,能够更好地解决公共治理中复杂的多维的绩效评估。现有的政府绩效评估以结果控制为导向,以预设的目标为标准,测量行动和效果对目标的实现程度。而全景评估通过数据整合和信息加总,记录公共治理的轨迹和全貌,运用不同数据库之间的交互印证,实现科学动态的全域评估,改变单一评估模式难以全面衡量真实绩效、无法反映协同绩效,以及重显性绩效轻隐形绩效等问题。量化管理,是一种在价值上高于数字管理的管理形态。数字管理是将模拟数据变成计算机可读的数据,量化管理就是利用大数据从“数字化管理”转向“数据化管理”,即通过记录和分析对一切社会现象进行量化分析,通过智能数据采集系统和多元反馈机制,对治理所涉及的主体、过程、方位、事件等全要素,包括一切声音、视频等异构信息都进行结构化,将这些客观的、无筛选的记录和原始数据,运用到公共治理过程中,成为高价值的管理工具。此外,将大数据本身的技术与物联网、云计算等新兴技术相结合,也日益成为公共治理的新工具,推动形成公共治理的新业态。

   五、大数据公共治理价值观的基本框架

大数据公共治理价值观是国家核心价值观、行政价值观与大数据时代特征,以及公共治理精神的嫁接、合成、融通产生的新价值观。大数据公共治理价值观的基本要义是包容、自由、开放、分享,通过确立价值目标、体验价值内蕴和运用价值工具,实施鼓励和遏制、褒扬和贬斥、推进和阻止,扶正祛邪、扬美贬丑、崇善抑恶、奖勤罚懒,挖掘科技应用的潜能,促进决策思维模式变革,倡导评估管理模式转型,拓展公共治理科学化、民主化、法治化、现代化的深度和广度。公共治理将呈现出更有效率、更加开放、更负责任的状态,其实施的政策和服务将基于“实证的事实”而非将“意识形态”的影响力简单地归于控制,并防止被利益集团的游说所裹挟。以大数据公共治理价值观为指导,公共治理能够更好地把握变革与稳定、自由与责任、安全与风险的关系。

具体来看,大数据公共治理价值观的基本框架包括以下三个组成部分:

(一)大数据公共治理的共同理想和科学理论

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和信念,在公共治理理论创新的基础上建构大数据公共治理理论,并不断增强理论自信,推动大数据公共治理为国家治理现代化服务。传统科技哲学认为,知识来源于经验观察和技术分析,而大数据则提出全新的“数据科学”理论。数据科学认为,知识的来源路径可以将隐性的、微小的、复杂的关系和知识,用大数据捕捉并转化为显性的、巨大的、简单的关系和知识。大数据对科学理论的创新性研究方式,改变了传统认识方法对因果关系的过度依赖甚至偏执,用数据规律补充单一的因果规律,带出一个数据相对论的新视角,丰富了科学知识的研究途径。这将有助于促进将数据间看似毫无联系的信息通过数据挖掘呈现出即时的可视化资讯,通过云计算和分布式计算发现事物间的相关关系,从海量数据中构建起动态变化规律,进行过去分析解释和未来预测判断。这样,党的基本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在看似联系不紧密的事物之间建立起广泛的、前瞻性的联系,即在社会现实与未来目标之间建立起一个跨越时空的通道,理想与现实的连接比任何时候都更加真实。科学理论创新,将使国家公职人员在心中把党、国家、民族的理想命运与每个人的智慧、理想、目标紧紧地联系在一起,进而树立数据公共治理战略,牢固确立大数据公共治理的方向自信、路径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营造推进数据开放、融合、共享和标准化的氛围,发挥大数据公共治理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加强党的建设中的作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贡献。

(二)大数据公共治理的合作文化和创新精神

基于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互联网+”的思维优势和科技创新能力,将思想文化财富转化为合作共赢的治理文化和创新精神。大数据的重要价值,并不在于数据本身,而是其存在的方式——共享。共享的大数据可以被无数人同时使用而不会被消耗和枯竭;相反,在不同的分析框架中交错和整合能够让其产生新的价值和效用。对于公共治理,大数据的能量通过空间和时间的延展,不断累积、层层放大,为政府、企业和公众带来更为广阔的合作领域,使共享共治的愿景路径更为明晰。要通过运用大数据技术,在政府与社会之间、部门与部门之间、区域与区域之间、机构与个人之间、个人与个人之间之间、国营与民营之间、国内与海外之间搭建起数据桥梁,在互利、互补、互动的条件下,展开多层次、多角度、多方面的立体复合式合作,形成数据共享、开放共享、成果共享、发展共享的创新型格局。以机器学习、数据挖掘和可视化为基础的数据分析技术,实现从数据到知识、知识到行动、行动到精神的层层转化和跨越,对于当下中国社会的“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发展路径具有极大的理性价值,推动中国经济由粗放走向精细,由“制造”迈入“创造”的新领域,释放社会生产力,推动创新发展。

(三)大数据公共治理的道德标尺和伦理体系

基于传统与现代的结合优势,确立以什么为荣、以什么为耻的基本准则以及由这些准则建构起来的道德规范体系。要通过运用大数据技术,将公共治理领域的道德标尺和伦理体系应用到净化政府风气之中,铲除极端个人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官僚主义的土壤,建设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和实干有为的行政生态。道德标尺是一个完整的体系,必须区分不同的层次,对不同层级的公务人员拟定相应的标准,对领导干部要有较高的道德要求,对违背者要有道德制裁手段,对突破底线的行为要绳之以严规严法。大数据通过更优的数据存储和计算方式,将社会、人类和自然的种种状态、行为和变化都记录并存储下来,构建了物理足迹下的可视化数据信息。政府官员在参与公共治理过程中所产生的数据信息通过互联网时刻暴露在公众的视野下,有助于实现更好的监督,而透明度高的公务活动将构筑更为廉洁、高效的责任政府。大数据为公共治理提供了永远存在的数据足迹,但同时也带来了伦理问题,人们的物理足迹被记录,思想和行为足迹也同样被转化为数据编码保存,网络和智能设备随时随地地保存了人们的偏好、兴趣、需求等隐私信息,这些数据的所有权、知情权、使用权、保存权等形成了新的伦理问题。在不断完善大数据相关法律法规的同时,加强数据道德伦理教育是当务之急,数据时代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需要正确的舆论引导,使之面对利益冲突的时候能够达到新的平衡,形成安全、规制的伦理体系,从而建立起基于数据伦理道德的新的公序良俗。

   作者简介: 许欢,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后;孟庆国,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导,北京 100084

①数据粒度是指数据的细化程度。细化程度越高,粒度就越小,反之相反。

②A twinty-first century science,Nature 445,489; 1 February 2007,Duncan Watts.

③涂子沛:《大数据》,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58页。

④刘力锐:《大数据推动政府治理变革》,《学习时报》2015年9月14日。

⑤《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纲要》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7月27日印发。

⑥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把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凝魂聚气强基固本的基础工程》,《人民日报》2014年2月25日。

⑦林夏水:《毕达哥拉斯学派的数本说》,《自然辩证法研究》1989年第6期。

⑧包国宪、王学军:《以公共价值为基础的政府绩效治理——源起、架构与研究问题》,《公共管理学报》2012年第2期。

⑨中共中央:《关于深化行政管理体制和机构改革的意见》,《人民日报》2008年3月5日。

⑩高小平:《借助大数据科技力量寻求国家治理变革创新》,《中国行政管理》2015年第10期。

 

责任编辑:陈近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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