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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开放新闻的数据新闻（上）篇中讨论到，数据新闻及其可视化可以采取变化万千的不同形式，在《卫报》的实际操作中使用最多的有三个方式，继续看后两种方式：时间线和交互性图表。
来源： 新闻记者
- 时间线
如果说数据地图在展现数据基于地理或空间的分布时大展身手，时间线则能在表现数据在时间维度的演变时大显神威。
如伦敦骚乱报道中使用的时间线，读者拖动其下方的时间滑动条，可以动态地见到骚乱发生时不同时间段的主要事件，点击事件的图标，侧面则会弹出详细的事件描述（见图3）。
从叙事角度来说，大部分的新闻叙事其实都是基于事件发生和发展的时间序列而讲述的。当讲述的时间跨度较长，或是事件众多繁杂之时，传统的新闻文本式叙述就有可能力不从心。如果将众多事件视作数据，就可以使用专门的软件制作成基于时间线的可交互的动态作品。采用时间线的形式，也可以使得众多新闻事件之间的时间顺序甚至因果关系更明晰地凸显出来。因此，不仅作品信息量增大，而且沉浸感增强，可以供读者持续阅读与使用，让新闻阅读变得如玩电脑游戏一般，使受众大大增强了参与感。
制作时间线，也并不是手工将事件逐一添加，而是先将事件的相关信息如发生时间、事件描述制作成表单文件，再使用专门的软件生成的。
- 交互性图表
不少传统媒体在报道涉及财政经济方面的话题时，都尝试过使用界面友好的图表来取代枯燥的数字进行阐释。数据新闻的概念被广泛采用之后，使用各类图表变得更为灵活多变。一方面，尝试使用各种富有创意的图表来说明海量的大数据，如泡泡图、树图；另一方面借助网络和其他数字平台，使用交互性强的图表形式。
如2011年10月《卫报》推出的关于政府各部门开支的报告堪称经典。数据编辑制作了一个动态的图表，点击后可以通过缩放效果看到不同部门花费之间的对比。而同时制作的一幅静态图，则以大小不同的气泡和不同的层级，简单明了地说明了政府财政开支的分配情况（见图4）。
前不久，撒切尔夫人去世后，对她如何评价争议不断。“数据博客”上立即刊登出一系列交互式图表，相对于炫目的视觉化效果，这一组图表仅仅使用常见的树状图、折线图，将撒切尔夫人执政时期及其前后的一系列社会政治经济数据指标罗列出来，但由于图表是交互性的，让读者可以通过点击图表上不同的时间点，显示出特定历史时刻的各项数据，读者可以自行比较，然后作出自己的判断。
当然，数据地图、时间线与交互图表并不是数据可视化的全部，也不是数据新闻的全部，仅就可视化而言，还有不少表现形式，如层级图、社会关系网络图、标签云等。近几年十分流行静态的信息图，虽然有些研究者并不将其视为数据可视化，但也是数据新闻中重要的表现手段，它与传统平面媒体新闻实践中图文并茂表现数据的方式非常接近，不过《卫报》较少使用信息图。
- 传统媒体平台上的数据新闻
尽管数据新闻往往借助新媒体技术来制作与呈现，但这并不意味着传统平面媒体对此无所作为，有趣的是，《卫报》作为传统大报非常注重传统媒体与新技术的结合，不少精彩的基于网络或数字平台的数据新闻作品，也被“翻译”到平面媒体之上。当然，这也是新闻设计师、美术编辑最为头疼之处：如何发挥出平面媒体的优势与特点，扬长避短地让数据新闻在平面上活起来。
相对来说，数据地图在平面媒体之上较易展现。但由于已有不少经典的基于数据地图的作品珠玉在前，加上在平面媒体上网络作品的互动性丧失殆尽，因此唯有另辟蹊径，才能有所突破。
如以下这幅关于阿富汗战争的数据地图，相对于可互比的网络数据地图不遑多让，反倒是别具特色：将在网络上展现时需要用鼠标点击方能展开的文字说明环绕排列在主地图旁，四处点缀以适合情境的小图，同样显得一目了然。虽然网络数据地图可以逐级放大缩小，但由于往往调用诸如谷歌地图之类，美观性难以保证。在平面媒体上表现时则可以放手一试，换用更为清晰、美观的手绘地图，也可以使用地理信息系统自行绘制，或者购买专业性地图。在此例之中，《卫报》花费了近千英镑（合万余元人民币）用于购买专业卫星地图（见图5）。
有时数据新闻会与传统的新闻版式设计加以结合，如在英国王室大婚的报道之中，《卫报》刊登的婚礼仪式的路线图虽然是数据地图，却采用了手绘地图的方式加以呈现。
由于数据新闻所涉及的数据量巨大，如借用维基解密资料制作的伊拉克战争伤亡的新闻，数据量就多达39.1万条，而关于政府的新闻则达到百万级的数量。在数据新闻的制作过程中，虽然最引人眼球的是各种让人目瞪口呆的可视化效果，但实际上主要的工作却是辛苦地收集数据、分析数据，特别是清理数据的过程，最为费时耗力。
作为开放新闻的数据新闻
《卫报》团队较少使用信息图的方式，相比数据地图、时间线、交互图表，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信息图的互动性要相对弱一些。《卫报》团队对于交互性的数据新闻作品的强调，实际上与《卫报》一直倡导的“开放新闻”观念相辅相成。
伴随着新媒体对于传统媒体的挑战以及公民新闻的出现，《卫报》的应对之策是开放新闻 ，即并不将公民新闻视作对传统媒体的挑战，而是将其引作自己的报道内容。毕竟记者并不是世界上唯一的报道专家，所以在《卫报》眼中，开放新闻才是唯一的发展方向。
自从提出“ 网络优先 ”、“ 数字优先 ”的口号之后，网络平台或其他数字平台其实已经不仅仅是信息发布的平台或工具，而同时成为了信息收集的平台和工具。新闻先在网络平台或是其他数字平台上发表，有时即时就会出现读者的评论，编辑部门可以根据读者的反馈来调整稍后推出的印刷版本中不同新闻的版面位置与报道篇幅，同时也可以通过采集读者的评论作为进一步跟进报道的依据。
在《卫报》的网站上有专门的“开放新闻”栏目，供读者主动提供自己制作的新闻作品。在另一个特色栏目“新闻博客”中，对于突发事件的报道，就是采用滚动的方式，将读者在社交媒体上对事件的文字报道、图片、视频，甚至通过电子邮件发来的评论，全部整合到一处，成为报纸网络上不断更新的报道的一部分。而后，再据此进一步加工成印刷版的定稿内容。
数据新闻为实践“开放新闻”的理念提供了另一种可能 。在《卫报》数据新闻团队的眼中，数据新闻与公开新闻是“一张饼图上的两部分”，数据新闻基于可以公开获取的数据从事新闻制作。现在不少国家和政府虽有信息和数据公开的制度，但这并不意味着公众可以充分地理解与运用与他们日常生活相关的数据。恰恰相反，不少数据对于公众来说是无法理解、毫无意义的，有些时候甚至是完全误导的。此外，有时宏观的数据对于公众而言往往也不具有实际意义。
数据新闻的作用就在于从数据中发现故事，将某些数据与其他数据相结合，并寻找出对公众有意义和有价值的新闻。但专业记者对于数据的解读也并不是唯一的和全面的。随着数据分析和可视化技术门槛的降低，公众有时也可以根据自己对于数据的理解，作出自己的分析。
因此， 《卫报》数据新闻的一个鲜明特色在于，它将制作新闻所使用的数据完全公开 ，在“数据博客”页面上，所有数据新闻所使用的原始数据均可以免费下载，供公众用来作进一步分析。这也正是Bradshaw所看重的数据新闻金字塔结构中，那个不同于传统新闻实务中倒金字塔的正金字塔。数据新闻正是由于其互动性，而可以被不同的用户加以个人化，再通过将个人化后的数据新闻再度社会化，进一步扩大了新闻产品的传播和应用范围。
此外，有些充满互动性的数据新闻作品本身又成为生产数据的基地和收集数据的平台。换言之，数据新闻在开放新闻的原则之下，不仅仅提供了信息，也提供了个人化的议题。比如在对伦敦骚乱的报道中，《卫报》就鼓励读者将自己拍摄的骚乱发生前后的照片上传到社交媒体，而此后的若干数据可视化新闻正是基于读者生产出来的这类数据。
曾任 《卫报》 主编的英国著名报人、政治家C. P. Scott曾经在1921年写下过一名名言：“ 评论是自由的，但事实是神圣的 。”这句话一直被《卫报》奉为圭皋。有趣的是，数据新闻记者Simon Rogers特意将新近出版的一本关于《卫报》数据新闻专著冠以《事实是神圣的》的书名。在Scott执掌《卫报》的时代，正是报纸媒体如日中天之时，他或许并没有想到，在传统平面媒体面对新媒体的众多挑战而陷入四面楚歌的境地之时，借助新兴的媒体技术与新闻实践的创新，数据新闻让自己的名言再度复活。
注释：
① POWELL ALISON (2011), “Emerging issues in Internet Regulation:
The unstable role of WikiLeaks and cyber-vigilantism”,
in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 OII@10 conference, “ London；DREYFUS SUELETTE, et al. (2011),
“Can we handle the truth? Whistleblowing to the media in the digital age”.
Global Media Joural Australian Edition. 5.
②THIBODEAUX TROY (2011), “5 tips for getting started in data journalism”,
AITAMURTO TANJA, SIRKKUNEN ESA, and LEHTONEN PAULIINA (2011),
“Trends in data journalism”, E. Sirkkunen, Editor, Next Media.；
GRAY, JOHNNATHAN, Chambers LUCY, BOUNEGRU LILIANA (2013),
“The data journalism handbook”, O’Reilly
③ MEYER PHILIP (2002), “Precision Journalism: A Reporter’s Introduction to Social Science Methods”.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MEYER PHILIP (2001), “The New Precision Journalism”. Altamira Pr.
④ LORENZ MIRKO. (2010), “Data driven journalism:
What is there to learn, in Innovation Journalism Conference”: Stanford, CA.
⑤ ROGERS SIMON (2013), “Facts are Sacred:”. Faber and Faber, London